沈曾植的后人 沈曾植“折衷融合”的书学思想
帖学大坏,碑学崛起,清代碑学已全面凸显出书法的近代意义,并作为帖学的对立面发展壮大起来。二十世纪初,在整个书坛独尊北碑的时局下,沈曾植的意义在于,他不仅在书学理论的构建方面,以超人的胆识提出了南北书法"折衷融合"的思想;同时,也在书法实践方面,由碑返帖,碑帖兼容,把篆隶北碑中的雄强、生涩和传统帖学的自然生动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生拙"式的行草风格。
事实上,沈曾植的这种"折衷融合"的书学思想与实践,源于十九世纪末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整体文化背景和儒家中庸思想及其诗学思想等方面,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艺术精神的层面来说,他的"折衷融合"的书学思想,拓展了碑学书家的创作意识,丰富了碑学的精神内涵。我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他的"折衷融合"的书学思想视作现代书法的先声。
沈曾植是位学人,晚清着名学者。精于训诂、史学,尤精于西北舆地之学,并沈研律学,在当时推为律家第一。应该说,他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代大儒。他在政治上"忧世之深,有过于龚(自珍)、魏(源)"。他主张新政,提倡洋务,但又拥戴清皇。
从这一点上反映出他的包容与宽容的思想。当1911年清宣统下诏逊位以后,他写下了许多悲愤诗词,如在《寐叟乙卯稿》中的《北楼》有句:"风物萧条倚晚楼,离骚谁为解离忧。"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上遭受挫折后,他自然地把原先所谓的"余事"遂之变为专业,潜心于书法理论研究与实践,且卓有成效。
长久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中庸"、"和谐"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传统文人,《礼记·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人们已意识到乾坤阴阳的运动和变化,与矛盾的和谐统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认识到了矛盾的双方只有在相互依存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保持着一种和谐、统一的相对平衡时,才能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表现在艺术中,既要求在美的艺术中把各种对立的因素成分和谐地统一起来,即不能全面地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要讲究对立因素的统一和适度,这样才能使中国美学和艺术经常能够在对立的相互依存中臻于统一,从而体现以"和"为美的思想。
实际上,沈曾植在思想上是比较务实的,兼有儒家学者风范,主张循序渐进地变革,反对狂飙式的革命。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1878年结交广东名宿陈沣,1898年又入张之洞幕府,执掌武昌两湖书院,这两个经历对他一生崇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体现了他的一种开明的儒家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他的宽容的文化心态的具体反映。
如张之洞推行洋务运动,善用权术和智慧作折衷新旧之论,而沈曾植对此持鲜明的拥护态度。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他具有着折衷融合的思想态度,正是在这种中庸理念下才衍生出对碑帖融合的艺术见解。所以他在书法实践上的变法,不像康有为那样一味地否定帖学,崇尚碑学,不鄙帖,而是主张碑帖折衷融合。
他认为南北二派没有绝对的对立性,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点,二者可互为印证、互为启迪、互为波澜。他论南派书云:《校官碑》结字用笔,沉郁雄宕,北通《夏承》,南开《天发》。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士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书家本有土断,金文中楚人书体甚奇逸于中原也。尝谓大令改右军简劲为纵逸,亦应江南风气而为之。
所谓一群白项鸦者,王氏之同化于吴久矣。谢公不喜子敬书,殆亦以此。
他对北碑书法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碑跋》中这样认为: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近小王,此铭则内厌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定武)者,可证《黄庭》(秘阁)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庾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
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而巅崖峻绝,无路可跻,惟安吴正楷,略能仿佛其波发。仪征而下,莫敢措手。每展此贴,辄为沉思数日。
这些观点体现了他既不鄙薄南帖也不轻视北刻,并认为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处,以东魏之书即吸取了晋人笔意而又下开欧、褚为例,说明南北两派可互为印证,两者是相互联系与互相影响的,道出了他融汇南北书学思想的宗旨。
沈曾植"折衷融合"的书学思想,不仅体现于"南北会通"上,而且还体现于各种书体之间的也要相互融合。他是这样说的:右军笔法点画简严,不若子敬之狼藉,盖心仪古隶章法。由此义而引申之,则欧、虞为楷法之古隶,褚、颜实楷书法之八分。也就是说,行、草、楷法与八分、古隶却无不联系。
沈曾植的"折衷融合"书学思想的形成与儒家的仁、礼、乐三者融通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儒家思想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将仁、礼与乐紧密联系起来。仁是内核与灵魂,是儒家人生与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礼是仁的外在,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但外在的行为规范要化为内在的一种自觉性,使仁与礼统一起来,而仁与礼的统一要成于乐,游于艺,就是将艺术精神浸润于仁与礼,使仁、礼、乐三者才能相互融合起来,使得美与真善达到统一,才能臻于美启于真,以美存善。
这三者的统一,是倡导艺术精神与人格修养,审美价值与人生价值的完全统一。也就是说为人生而艺术、艺术要融于人生,方能实现艺术家的审美化的、艺术化的人生。沈曾植的政治生涯结束之后,面对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在情感上无法接受这一现实。
作为从小就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沈曾植,"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已经破灭。他的这种心境和明末以身殉国的黄道周是十分相似的。他特别崇尚黄道周的忠君列(烈)举,也特别推崇黄道周的书法。
因为黄道周的书法虽然根植于帖学,曾经受到二王书法的影响,但已无帖学的那种以意取胜的风格特征,而是崇尚气势,腾挪跳跃,如和风偃带,披美缤纷,直取六朝书法,走了一条唐以前众多书家没有走过的路。
此时的沈曾植在痛苦、彷徨、失意、无奈的情况下,他的审美趣味自然不会取向平淡闲雅的书风,选择黄道周的生拗跌宕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正如沃兴华先生《沈增植书法艺术初论》中那样认为的:此时此刻他很可能有后来张勋复辟时"欲身殉"的念头。这种遭际和心情与黄道周相似,同调引发,因此关注和喜爱黄道周的书法是十分自然的。
他的这种审美与书法实践完全取决于他的艺术精神与人格修养的统一,审美价值与人生价值的统一,真正建构了一位书法家艺术化的,审美化的人生。最终体现了儒家仁、礼、乐三者沟通与融合。事实上这种融合取决于他的一种宽容的文化心态。
刘熙载的书学观点对沈曾植碑帖融合书学思想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和启导作用。刘熙载在书概中言之:"索征西书,世所奉为北宗者,然萧子云临征西,世变判作索书,南书顾可轻量哉!"就是说,索靖的书法,世人皆是奉为北宗(碑学)的开山,而南朝萧子云的临书也有北宗之意蕴。这种看法已体现了南北书学、碑帖融合的观点,故而沈氏曰:"可谓君子表微。"刘熙载说:"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
沈曾植却认为南北书法为一有机整体,没有绝对的对立性。于是,便提出"实则南骨即北骨,北韵即南韵"。这是对刘熙载南北二分观点的纠正,也是融会南北一体的见识。
这种观点体现了沈增植兼容和宽容的文化心态。沈氏对南北书法态度表现在取长补短上,他既避开阮元《南北书派论》"南派乃江左风流,……宜于尺牍……北派是中原古法,……长于碑榜"的南北地域二分论观点,又排斥康有为的尊魏卑唐斥帖的偏见,以超人的视见提出"书道至此,而此一家"的书学观点,赢得书坛的瞩目。
应该说,在对待南北书学上,沈曾植是两者兼重,他是在精审材料的基础上,对历史融会指向作深刻的事例举证。
他的书学观点,除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外,又源于刘熙载《书概》的启导,正是因为刘熙载《书概》对他的启导与影响,最终成就了他的"折衷融合"的书学思想。
沈曾植的诗学思想的影响与他的书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清道、咸以来,诗学风尚由前期的对唐诗的尊重而演化为对宋诗的崇尚,并形成宋诗运动。从美学上来说,当时的诗学审美趣味已发生了深刻的移位。事实上,陈衍等人提倡不墨守盛唐的"同光体",就是对宋诗的张扬与崇尚。
沈曾植主张诗学要独创,标举不俗,建构了"三元"理论为"三关"之说,主张追求一法不坏取,"雅人深致"的审美理念,是对诗艺诗法的兼蓄并取,也是是对历史人文精神的关怀,使审美风尚的艺术追求,关联到一些文化问题,应该说这是对文化渊源的寻根。
诗歌与书法,两种艺术都是文化精神的产物,都与作者的精神情感相关联。诗的最高境界就是在诗中表现出人的性情、思想感情与精神世界。
书法亦然,沈曾植的书学思想与他的诗学理念是一脉相通的,事实上,他的书学思想也俨然呈现出历史人文的观照。事实上,碑刻书法,是人们在坚硬的石头上,用刀子刻下的曾经有过的生命与情感的印迹,而帖的用笔与内容,则体现了人们的心性与思想境界。
沈曾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张碑帖融合的书学观点,旨在折射出人之生命精神的人文关怀。由此,他的书学、诗学的融合意趣,所表现出的文化意味,是对人的生命理想的不懈追求,是运用所能融合的资源在传统文化中进行汲取、整合与体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就是一种文化创造的理想境界。沈曾植正是基于诗学思想的人文理想化,才有别于晚清民初之际的碑学观念,他以历史的人文视角,宽容的文化心态,主张碑帖融合的书学思想。这在当时的反传统思潮中不合时宜。但与反传统思潮相比,则是从历史传承中自我衍生,同根同本,而不是嫁接和移植。
正因为这样,他的诗学、书学思想所蕴含的文化创新理念,的确还有着时代的前瞻性,由此,他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开放的、宽容的、明朗的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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