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岩编剧 访谈丨编剧郝岩:《王大花的革命生涯》既是谍战剧也是生活剧
所以在采访前,我是有一点点忐忑的——采访一位金牌编剧兼前辈记者,是心手相应还是更有距离?事实是我多虑了。郝岩既没有老编剧的圆滑,也没有前辈的架子,他只是像其他大连人那样,热心善良,好言好语,直白爽快又带着几分仗义。
在郝岩接受的多数采访中,都能见到王传珍的名字,因为是这位制片人把他领上了编剧之路。但我们却很少看到他提起余淳——今年3月,“两宋之争”事件促使大连律师吴京堂以一篇名为《往事并不如烟》的长微博,翻出了一段郝岩被导演余淳侵权的往事,引起众人关注和热议,而郝岩三缄其口并未多言。问他原因,只是解释说一则不愿借机炒作,二则内伤未愈。待问到他的编剧写作,才滔滔不绝起来。
在影视圈,郝岩以谍战剧著称。他的谍战处女作《冷箭》不但收购价创下了当年央视收购剧目的新高,收视率也屡创佳绩,《新闻联播》更是史无前例地连续两天在节目中向全国观众力荐《冷箭》,多家卫视甚至全天10集连播,两三个月里都是打开电视就看到《冷箭》的情形。
之后他独立编剧的《暗红1936》在赢得口碑的同时仍旧是一匹收视“黑马”。即便如此,郝岩并不希望自己就此被打上“谍战专家”的标签,也不愿意被条条框框所束缚,对他来说,创作是不受类型限制的,与类型相比,更重要的是写好人物和故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任何类型的剧不管是要写出品质还是新意,最终还得落实到人物和故事。
于是在谍战剧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郝岩纶巾羽扇轻拢慢捻地又写出了一部叫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已被央视一套确定为开年大戏的《王大花的革命生涯》。说他轻拢慢捻是因为这部剧不是任何影视公司或制片人的命题作品,而只是出于个人对题材的钟爱,便在没有任何出口保障的情况下,甚至推掉了收入不菲的商业约稿,潜身静心创作。
照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一部真正的良心剧。说这部剧令人眼前一亮,是因为它是从家庭主妇的角度来讲的抗战故事,以更平民化的视角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既是谍战剧也是生活剧,并且还是喜剧——在一个司空见惯的类型上开出了花儿来。
对话郝岩
从“文学青年”到金牌编剧
Q:虽然你做编剧已近20年,但记者的工作也一直没丢。就我们所知,写剧本非常耗费精力,做记者也不会太轻松,你是如何平衡这两项工作的?
A:这些年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也习惯了,只是现在记者的活儿相对做得少一些了。我本身做的是文化记者,我们报社的文娱版面截稿时间通常在下午一点,所以上午的时间一般都是给了报社,用于采访和写稿。下午1点之后的时间基本上就都是我自己的了。
Q:你是怎么走上编剧这条路的?
A: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我还在写小说,有一个老师当时是杂志社小说编辑,他后来转到电视台之后开始做电视剧,刚开始也都没有多少经验,只是以一种无知者无畏的精神身兼数职,宣传、策划样样都做,甚至是给电视剧主题曲写歌词。这个老师就是王传珍。到90年代中期,王传珍老师让我尝试写电视剧,就这样我开始写起了剧本。
Q:为什么当上编剧后,仍没有放弃记者的工作?
A:因为刚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有点玩票的性质,直到现在我仍觉得编剧也好,作家也好,都不算一个真正的职业。我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人,总觉得需要有一份正式的稳定的工作。
Q:可是很多人正是把编剧当职业的,因为写剧本本身就会分散掉绝大部分的精力。
A:精力方面我感觉还好,可能是这么多年我一直是既做编剧又做记者。我做了十多年的副刊编辑,每天就是大量地看稿、改稿,但记者、编辑和编剧每一项工作我都分得特别开。离开电脑之后,我一般就不会再想写作的事,坐在电脑前思维又能很快进入工作状态,一边想一边写,情节很快就出来了。这可能跟我早年写小说的经历有关,早年的创作经验对今天写剧本是有益处的。
Q:在写《冷箭》之前,你除了做记者,就是写现代戏,既有的经验和知识储备与谍战剧似乎并不搭界,你是如何开始写谍战剧的?
A: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我并没有严格区别所写的是谍战剧还是生活剧,对我而言,就是创作、编辑故事和人物,我只需要注意哪些是需要规范或规避的,并考察清楚一些基本的历史知识。比如《暗红1936》涉及“西安事变”,那么这一块儿的历史就必须在写作之前花时间去研究,好在现在研究历史的渠道很多,也很便捷。
我也没受过什么系统的训练,不会特意钻研谍战剧应该是个怎么样的写法。我之前做一个剧的时候,剧本责编就讲专业的编剧一定要五分钟一小高潮十分钟一个大高潮,必须卡到几分,但我不会这么限定自己,我是凭直觉和经验去揣摩观众愿意在哪些地方看到什么样的情节,都是写特别朴素的东西,其实就还是先把自己当观众。
Q: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和短板是什么?
A:我的优势可能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没什么制约,无宗无派,信马由缰。而我的短板也正是我没有受过什么系统训练,不是科班出身,不会计算多少分钟要出一个高潮。另外还有一个短板就是我看的电视剧少,不管是美剧还是日韩剧。
一方面确实是不太有时间看,另一方面我也不希望看多了之后在写作过程中就照着人家设计的方向去了。在讨论剧本的时候,有的责编会说剧本某个地方可以用到哪部剧的哪个情节,他们对这些事看得很开,但我自己内心是比较排斥的,还是更愿意坚持原创。
但好剧的情节如果运用得好,也是可以举一反三的,甚至可以激发你的灵感。其实我也知道是应该多看些优秀电视剧的,现在也有意识地让自己有时间就多看一些好剧,包括口碑好的国产剧。
Q:高满堂老师曾称赞你在情节类编剧中占较高位置,但也希望你在境界和情怀上做一些探索,你怎么看?
A:我觉得境界和情怀不是口号和标签,还是要靠作品说话。我在写作过程中也在考虑高满堂老师说的这两方面,也在有意加强,可能最后还是看你人物怎么呈现,也不能生搬硬造。境界和情怀是我们创作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标,但你理解到什么程度、呈现出什么效果,还需要观众的认知度。
Q:“郝岩影视创编工作室”去年成立,是否意味着你现在是团队创作?
A:这个工作室目前只有我一个人,是光杆司令。因为我是报社的记者,报社一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多给我一些创作时间,二是大连电视剧发展后继有人的意思,没什么实质的东西。
Q:现在好多剧本不止一个编剧,单个人完成整部电视剧都会觉得比较吃力,你有没有想过找个搭档,这样自己也轻松一些?
A:这样确实会轻松一些,但我始终认为创作需要连贯性,如果能找到一个好搭档,发挥彼此优势、互相弥补不足,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上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如果反复沟通都不在一个频率上,反而更麻烦,还不如一个人创作。
Q:你做编剧至今,哪部作品是你最满意的?
A:就我自己来说,我在创作过程中有满意的剧本,但电视剧毕竟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受方方面面的左右或影响,你无法预知、也无法改变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我能做的就是在我把剧本交出去的时候自己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每一部作品都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如果开拍前觉得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加强的,都会和导演制片人等沟通一下。至于拍出来怎么样,我就左右不了了。
所以这几年我做的几部剧在剧本阶段都挺满意的,至于呈现那是另一回事了。如果非要挑出代表,《暗红1936》应该是我很满意的一个本子,还有现代戏《幸福生活在招手》和现在刚拍完的《王大花的革命生涯》。
Q:有没有呈现出来的效果超过对剧本的预期的情况?
A:电视剧中某一处可能经过拍摄者、演员的再加工是加分的,“两宋之争”时,因为旧事被翻出我在中间不好说什么,但说实话,任何电视剧在拍摄过程中,导演和演员擅自改台词、改本子呈现出来的整体效果是弊大于利的,某些局部的改动可能确实是加分的,但整体来看,那些改动几乎都是减分的,甚至会造成大的缺憾。尤其是谍战剧,它不像生活剧,逻辑性特别强,改完之后可能前面埋的扣,后面都解不开了,或者前面设的包袱都白设了。
“往事并不如烟”
Q:这么多年你做编剧是否顺利?是否遇到过挫折?
A:我最开始跟着王传珍老师挺自然地就过渡到编剧了。1997年,央视一套黄金档就播出了我的《红帆》,那时候做电视剧也挺难的,因为那时候的电视台还没有卫视,出口都在中央台。总的说挺顺的,只是中间有过不顺,被别人算计了。
Q:是指你和余淳导演的那场官司吗?
A:对。那算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其实我也不太愿意提这件事。那个律师写的长微博算是把事情说得很全了,里面还包括判决书。
Q:那篇长微博是吴京堂律师因为“两宋之争”的事,以你当年那场官司的始末所写的《往事并不如烟》?
A:对。事是很早之前的事。我在2009年诉讼期的最后一天才起诉余淳,因为这之前我一直在等他给我一个道歉。我们从90年代开始就在一起合作,他也是王传珍老师带出来的,是王老师把我们一起引到这条道上的,原本彼此都是高度信任的关系。十几年了,我心里想他如果给我个说法这事就算了,但迟迟等不来。不光没有道歉,还在圈里说那个剧不是我写的,中间起了很多坏作用。因为确实挺痛苦,一提这事有点语无伦次了。
Q:和被侵权相比,更伤心的还是自己所信任的人的背弃是吗?
A:对,我觉得这是特别严重的一件事。当时我打了两级官司都是赢的,但是就算赢了官司,我还是最大的输家,因为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之后我一直没对外谈过这事。虽然也有媒体发稿说“导演暗算编剧”,这事本身也很有新闻性和吸引力,但我都压下来了。我自己就在做文化记者,就怕背着一个炒作的名声,我认为以后怎样还是看实力的。
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我是一直想忘却的,所以那之后好多年,我都离这个圈远远的,只踏踏实实做记者。后来一直到王传珍老师做《冷箭》的时候,我才又续上编剧这个职业。
Q:这件事之后你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
A:这之后我跟别人签合同都特别谨慎,能想到的问题都尽量事先杜绝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做事之前丑话先说清楚,先小人后君子。这算是那件事带给我的益处吧。我也跟很多余淳的编剧说,官司能不打就尽量不要打,打官司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打那个官司毛算了一下,自己搭进去的就有三四万块钱,打赢了官司也一分钱没拿到。
我在法庭上的时候,对方的律师就讲,编剧费都给你了名署不署有什么关系?不明白署名是对编剧最起码的尊重。
后来我也想开了,人的诉求不一样,为了达到终极目的,比如有戏拍能挣钱,中间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计。很多人做事只看目的不看过程,但我做事情还是要看过程的,最起码我可以问心无愧。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
Q:《王大花的革命生涯》这种将谍战剧与生活剧相结合的灵感来自哪儿?
A:近些年似乎是市场把我划到了写谍战剧的类型编剧,其实我本身也写生活剧。我觉得谍战剧走到一定阶段后,确实很难再出新。我也希望有一些变化,不要总是千篇一律的东西。《王大花的革命生涯》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个题材,这部剧稍微特殊一点。
8年前我和一帮同事去饭店吃饭,服务员为了揽客有提成,让我们下次去就找她,告诉我们工号,工号我们记不住,又告诉我们她叫“王XX”,有同事就开玩笑说这名字记不住,就给她取名王大花。就这样有了这么个名。
现在跟你聊这些倒有些唠嗑的意思了,总之一开始就是觉得“王大花”这个名字好。后来我一直想写个生活剧,里面有王大花、王二花、王三花等几个姊妹的故事,但如果放到现代,跟这个都市不太搭,所以做年代剧可能会好一点,这个年代剧也一定是喜剧,那我就索性做一个生活气息浓点的谍战喜剧好了。就这么样有了《王大花》现在的样子。
当时中间时不时就有投资商来找我写别的剧,直到前年我把所有剧都推了,才开始专心写它。最后写出来的大纲就有10万字左右,别人再找我要项目,我就把“王大花”拿给他看,有的人一听名字就觉得太土了,不愿意要。但我自己一直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也就没太在意。
后来《北京爱情故事》的制片人、跟我合作过《刀影》的刘湘江正好找我写剧本,我说我不接了,自己正在写着一个。他让我给他看看,他很快看完并推荐给几家公司,包括现在的出品公司、华谊的吴毅和新丽传媒的人,因为当时曹华益出国了,所以新丽传媒久久没有回复,等他回国打算要这个剧本的时候,剧本已经卖出去了。
Q:可是现在很少有编剧在购片方有意向之前就事先写好剧本。你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没有担忧过它的出路吗?
A:没有,我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总会有人慧眼识珠看上的。虽然也有不少人都吃不准,因为市场上还没有这种类型——说是抗战剧,但女一号连枪都没摸过,还是个喜剧,所以大多数人都不想冒风险,只想消费现成的市场经验。但我自己对这部剧是很有信心的。
Q:这个剧的剧本有65万字,最后只拍了43集,里面有大概1/3的量没用上。剩下的部分会做续集吗?
A:片方是有这个意向,因为就市场反馈来讲成绩还不错,就连片花都是特意又拍了一次,还拍了个为续集做准备的结尾。但从我的角度来说,在我对内容没有更好的想法之前是不会做续集的,一定要先说服我自己。从品牌的角度考虑,还是希望能延续下去。
Q:你认为再往后,谍战剧还能有什么样的创新?
A:我觉得创新不应只体现在谍战剧中,任何类型的剧都需要创新。创新只是一种说法,不是打个标签就创新了,关键还是看你的人物和情节设计得怎么样,这两样是硬通货。所以我并不纠结于是否创新,人物能不能立起来、故事能不能搭起来才是我需要认真考虑的。
我后来写的一个剧本,被责编拉出30集里有二十四五个故事,这之前我真不知道这个剧本写了多少故事,我只知道剧中男女一号、二号的人物命运起伏,知道他们在什么节点做了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