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省世江苏省副省长 石泰峰任江苏省副省长、代理省长
几乎可以确定,“王书记”很快就会变成“王省长”。刚从吉林回来的王珉已卸任苏州市委书记,而是出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同时被中央提名为吉林省长候选人。而就在此前三天,西部大省陕西发生重要人事变动,王珉的前任、已调任陕西省常务副省长两年的陈德铭出任陕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陕西省原省长贾治邦调往国务院某部门任职。
对于王珉的升迁,苏州的干部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他本来就是副省级干部,到苏州工作前任江苏省副省长。苏州尽管是地级市,但是由于它在江苏省无可撼动的经济地位,江苏省委、省政府对苏州的领导班子历来“高配”,市委书记兼任省委常委,成为省委核心决策层的一员,比其他地级市整整高出一个级别。
事实上,陈、王二人分别主政陕西和吉林二省,正暗合中央“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两大战略决策。苏州市委研究室的一位干部说:“苏州的干部都觉得很光彩,这说明‘苏州经验’开始走向全国。”
从梁保华到陈德铭再到王珉,三任苏州市委书记学历都很高。梁保华于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陈德铭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度考入南京大学读书,拿到博士学位。而王珉与他的接任者王荣都有共同的特征:出身高校,博士生导师,典型的学者型领导。
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人担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时间都很短。梁保华担任市委书记刚好两年半,而陈德铭2000年12月到2002年5月任苏州市委书记,任期不足两年,而王珉从接任到离开,在苏州的全部任期也不过两年半的时间。
有分析人士指出,一般来说,由副省级干部到正省级干部是官员升迁中的关键一环。三人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升迁,显然,外向型经济发达的苏州成为他们施展政治才能的绝佳舞台。
“三任市委书记出任省长,除了表明中央对他们本人工作的肯定外,也表明了中央对苏州这些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肯定。”苏州市委一位干部认真地说。
三位省部级干部的苏州之路
梁保华到苏州任市委书记,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当时的苏州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受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对苏州招商引资的一些做法不满意,新加坡政府与苏州市政府就新加坡工业园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矛盾。苏州市那一届市委与市政府也存在不协调的地方。苏州除有一个和新加坡合办的工业园外,还建了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双方对新加坡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各保一个”,常常因为招商引资的问题产生分歧。
结果在高层的安排下,苏州市委书记和市长被全部调走,梁保华走马上任,他面临的紧迫任务是:稳定苏州外向型经济的大方向,同时稳定苏州干部队伍。
上任伊始,梁保华带着包括当时的苏州市长陈德铭在内的代表团亲赴新加坡,和李光耀等人进行艰苦谈判并取得成功,确保了中国政府在园区持大股,从而使苏州走外向型经济的方向没有发生动摇。
梁保华的另一个动作是对苏州干部队伍进行大幅调动。一个令许多干部记忆犹新的高招是,他将新区主任王金华改调到园区任同样职务:你不是管新区的吗?现在让你去管园区,看你怎么办!
这一招果然见到奇效。招商经验丰富的王金华摒弃“门户之见”,迅速进入新角色,新加坡工业园区除在新加坡撤资当年受到影响外,第二年入园资金迅速回升,引资额大幅增长,到去年已达150亿人民币。王金华也因此而仕途顺利,今天已是苏州市委副书记。
苏州市委一位曾经历过“梁保华时代”的老干部说,梁保华是省委秘书长出身,心思缜密,工作细致,并且谨言慎行,事情没有考虑周全,决不贸然出手。
梁保华在任市委书记期间,这几件事情抓得“非常漂亮”,令当时省委领导较为满意。2000年12月份,上任仅2年零4个月的时间,梁保华即调离苏州,出任江苏省副省长,并进而成为省政府的掌舵人。
梁保华在苏州任市委书记时,陈德铭任市长,梁保华的上述工作实际上也是和陈德铭共同完成的。陈德铭英语水平很好,在新加坡谈判的时候,他直接用英语和新加坡方对话,对顺利完成谈判颇有功劳。
1999年左右,苏州的乡镇企业又因1996年的第一次改制不够彻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陈德铭与梁保华一起花了两年的时间,大刀阔斧地进行“二次改制”。改制后乡镇企业大多迈入了良性发展的道路,2001年,全市赢利的企业已经占到了70%。
梁保华上调后,陈德铭升任苏州市委书记,独立挑起苏州市发展的担子。除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一工作常抓不懈外,陈德铭还有一个着力点:苏州城市的规划和建设。
陈德铭实行“退二进三”的策略,将工业从城区往外搬,然后进行老城区改造,恢复过去的许多商业老字号,使老城区成为城市商业和服务业中心。
陈德铭善于运筹。在他的手里,吴县成为苏州的吴中区,经过城市东西、南北道路拓宽,苏州市城区由过去的“扁担形”变为“方块形”,形成了东西联动、南北畅通的格局。
陈德铭的调离十分突然。据他读博士时的导师、南京大学教授周三多回忆,一天他接到陈德铭电话:“前几天中央找我谈话,调我到陕西任常务副省长。”没过几天的一天凌晨,他再次接到陈德铭的电话:“周老师,我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明天就到省里,省委领导要给我送行。”
周三多说,当时陈德铭家里也有困难,老母亲重病在身,岳父岳母年龄偏大,身体也很不好。但中央对他委以重任,自是不容推却。所以走的时候他曾向中央表态,到陕西后一定努力工作,只希望退休后回江苏就可以了。
陈德铭性格沉稳,讲话温文尔雅富于书卷气,思维开放外向,为人随和,与东南亚乃至欧美工商界和政界都有广泛接触,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价为“罕有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官员”。
据苏州大学一位研究苏南经济的学者介绍,陈德铭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和苏州许多外商都成了朋友。他的突然调离,当时让苏州许多外商很是“伤心了一阵子”。
在苏州大学教授任平的眼中,陈德铭具有“浓烈的人文情怀”。离开苏州到陕西后不久,《苏州日报》头版上专门刊发了他从陕西寄来的一封信,题目为《来自黄土高坡的思念》。今天提起这封信,陈德铭的一些老部下仍然感动不已。
接替陈德铭出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是江苏省副省长王珉。王珉为南京航空学院博士毕业,曾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1987年曾作为访问学者到香港理工大学从事研究近两年。
王珉同样没有让外商失望。在他的任上,苏州外资引资迈上巅峰,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苏州市注册外资接近87亿美元,在内地城市高居榜首,远超第二名上海市的61亿美元。
王珉在任期间,开始着手苏州经济的转型工作,希望通过发展民营经济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改变苏州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形成多条腿走路的局面。但由于他被调往吉林,很多具体的措施和意见都还没来得及实施。
大批苏州干部省内任职
事实上,苏州一直是既出经验又出干部的地方。苏州的干部走向全国之前,已经在江苏省内各级党委政府大量任职,执掌诸多重要岗位。频繁的领导更替对于苏州市及下属各县级市的干部来说,早已见怪不怪。
最为典型的是近年来以台资经济名声赫赫的昆山,在行政级别上还是一个县级市,连续四任市委书记都被提拔为厅级以上干部,其中包括两个副省级干部。
上世纪90年代初任昆山市委书记的李全林和他的继任者张卫国,均已官居江苏省副省长。
张卫国调走后,季建业2000年8月上任昆山市委书记,一年还没有任满,便于2001年7月被突然调往地级市扬州,“头天省委开常委会,第二天就找他谈话了”,随后连续出任市长和市委书记。他的接任者张雷上任一年多,即出任江苏省外经贸厅厅长。
从昆山升迁的并不止于市委主要领导。曾任昆山市长的周振华现任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同样任市长的郑坚,现已调任省地税局局长,而曾在昆山开发区担任领导职务的王金华,现任苏州市委副书记。
“你别看我们昆山级别不高,主要领导只要调出去,一般都是个正厅级。”昆山一位干部总结说。
调出的不仅仅是昆山的干部。曾担任县级市张家港市市委书记的蒋宏坤,今天是计划单列市南京市的市长;而另一个县级市太仓市的市委书记徐建明,也已调任常州市市长。
苏州干部纷纷在省内出任要职,带动了苏州经验在江苏全省的大面积推广。事实上,这也是江苏省委提拔调动苏州干部的初衷。
张卫国调到镇江任市委书记后,首先把城市改造一番,建了一条引资大道———这正是昆山特色的做法。路修好后,开发区一打造,然后将自己的商界朋友邀请到镇江,投资额和财政收入迅速增长。
颇有意思的是,张卫国的继任者季建业也被调到一江之隔的扬州任市委书记,上任没多久后,便迅速开建了一条引资大道,接着同样是打造开发区和引资———典型的昆山套路。
每一任领导调往外地,基本上都把过去在昆山招商引资时结识的朋友也带了过去。苏州大学教授任平说,近年来,扬州、镇江等地的外资投资额度连续出现大幅度增长,“毫无疑问,他们分享了苏州和昆山的招商引资的经验和资源”。
“苏州经验过去还遮遮掩掩的,这些年干部大量调出,早已不是秘密了,这可以认为是苏州从干部上为全省经济发展作的贡献。”任平说。
10月29日,经省委全会票决,无锡市原市委书记王荣接过王珉的接力棒,出任苏州市委书记。1958年出生的王荣是江苏省最年轻的省委常委,其前程不可限量。
而对于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些干部来说,2003年上任的市委书记曹新平升迁的可能性几乎确定无疑。“我敢保证,他不会在昆山超过两年。”一位干部拍着胸脯向记者说。
众多干部获得升迁,一方面令苏州干部在省内扬眉吐气,“到省上开会,台上坐的领导和台下坐的干部一见面就笑了———许多都是苏州出来的,甚至过去就是上下级关系。”
但另一方面,大批干部外调也对苏州经济政策的延续性造成了一定影响。
2003年9月,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发布的一份内地城市和地区投资环境调查报告中,苏州与昆山排名分别滑落6位和20位,引起了苏州和昆山有关领导的强烈关注。昆山市委一位干部说,虽然名次滑落原因很多,但领导频繁更换,无疑已成为台商眼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关键词:招商引资
谁也无法否认,苏州经济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是苏州干部备受青睐的重要原因。
今年上半年统计显示,苏州GDP增长18%,达到1630亿元人民币,排在全国大中城市GDP总量第4名,这意味着苏州已成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城市。
而在2003年末,苏州人均GDP高达4.77万元,折算成美元是人均5746美元,高出一直领先的上海(人均5643美元),成为全国各大中城市中的状元。
当然,让苏州人引以为自豪的当然不仅于此,强大的财政收入使苏州及下属县市有相对充足的经费投入卫生、环保事业,并因此而获得了全国卫生城市、环保城市、文明城市、生态城市、旅游城市等一大把荣誉称号。但GDP增长速度、每年的引资额和政府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仍是苏州市领导们创造政绩的王牌。
苏州经验何在?招商引资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苏州最为突出的是外向型经济,而苏州干部的突出能力是招商引资。苏州市一位干部说,“全国学苏州”,“全国学昆山”,当然首先是学习招商经验。
所以,尽管梁保华已经调任江苏省省长数年,他任苏州市委书记时的招商故事,在记者的采访中仍不时耳闻。
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某年11月,正值寒冬时节,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梁保华拎着一个旅行箱,带领一个6人的招商队,到加拿大、美国招商。12天的时间,走访了9座城市20多家跨国公司,草签十多份协议,引进资金8000万美元。
对于被称为“小台北”的昆山来说,招商引资几乎是昆山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法宝,也是昆山几任领导迅速升迁的重要原因。
昆山的干部在实践中摸索出多种招商的方法,其中有一招叫“链条式招商”:每引进一家外资企业,就注意跟踪这家企业在海外的上、下游企业,然后通过这家企业和他们取得联系,劝说他们前来投资。
几年前,昆山在引进一批笔记本电脑企业后,副市长朱凤泉在招商引资上下足功夫:把笔记本电脑拆开,看哪些零部件在昆山还没有生产,然后有目的地去招商。很快,一个IT产业的完整产业链在这里形成了。
昆山干部的亲商理念在引资过程中也日益强化到了“自觉”的地步。
2001年的一天,昆山开发区主任宣炳龙半夜接到一个来自台湾的电话。一位台商的太太语气急促:“我老公不见了。”她打电话没有人接,顺手找到宣炳龙的名片。
昆山有三条路去上海,宣炳龙立刻派出三辆车沿路往上海找。果然在一条路的边上发现一辆车,敲开车门,正是那位台商。原来这位台商到上海办事,晚上开车回昆山时十分疲劳,怕出车祸就停在路边休息一会,不想睡着了。
台商好吉利。捷安特自行车公司在昆山投资2950万美元建厂,公司董事长想把厂前的金鸡路改成台湾工厂所在的“顺帆路”。情况反映到昆山市委,当时的市长郑慧珍答应了,结果台商大为高兴,一个路名更换,换来了超过1亿美元的增资。
至2003年底,昆山全市累计吸收合同外资199亿美元,实际到账74亿美元,已开工企业1490家,剩下的企业也将陆续投产。2003年昆山全年实现GDP430.37亿元,比上年增长31.5%,财政收入达到60多亿元,增长了近六成。
“在昆山做现任领导最轻松。”宣炳龙说,不断增长的外资产生了聚集效应,昆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其巨大的惯性会持续高速运转一段时间。
宣炳龙所言不虚。本报记者在苏州到昆山的公路上,一路看到的都是刚刚建成和正在施工的工厂区,难得一见连片农田。近两年上千亿元的生产性投入,看来都将转化为GDP数字和财政收入,苏州GDP高速增长的势头还将持续。
苏州大学一位学者说,对于苏州来说,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真正做大做强仍有待时日,外资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因此对于GDP、投资额和财政收入等指标的考核,仍将是现行干部政绩考核中的重要一环。
■记者手记
“苏州经验”的核心价值
苏州出身的干部为什么受到中央和江苏省的重用?他们在苏州的执政经验价值在哪里?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从何种层面上理解“苏州经验”?
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苏州近2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考虑,苏州经济高速发展之迷,套用一句大道理来解释无非就是,苏州抓住了机遇,而机遇之所以能被抓住,决策者的审时度势功不可没。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模式土崩瓦解,苏州利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经济的优势,走出了一条乡镇企业的发展之路。
1990年代,乡镇企业面临体制困境,“苏南模式”的老路走入死胡同之际,苏州又奇迹般地抓住上海浦东开发的机遇、台湾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机遇,摸索出了一条依靠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路。
到了世纪之交的梁保华和陈德铭时代,我们看到的是苏州的决策者对外向型经济规律的准确把握,对苏州经济角色的清晰认识,和甘当上海配角的清醒头脑———苏州外向型经济的马达声因此越来越响,最终超越上海浦东成为“主角”。
到了王珉走马上任,苏州的外向型经济虽然仍在高歌猛进,但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已十分明显。过分依赖跨国资本,使它极易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关键的是,尽管GDP和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却增长得不快。今年上半年苏州的GDP总量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但人均收入在“长三角”16个大中城市中,却只能排在第7位。
在王珉时代,苏州市实际上已经启动了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转变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就成了王珉实现苏州经济新一轮跨越的“两板斧”。
客观地说,这些年来苏州最为引人注目的仍是外资经济的发展。对于其他地方而言,“苏州经验”似乎也更容易被归纳为招商引资的闪光数字———招商引资便捷易行,也更容易见到实际效果。
回到时代的具体情境,苏州乃至昆山的干部包括招商引资在内的诸多经验自有其成功之处,可是无法想象,要是整个长三角、甚至全中国都以苏州为榜样,以苏州作为招商引资的追赶目标,去搞引资大道,去建招商广场,那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从发达的东部到贫瘠的西部,多少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当作发展地方经济的不二法宝,多少地方“招商引资大跃进”仍在进行。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州经验”也许不能简单地用“模式”或“经验”来概括之。苏州历任决策者走过的是一条特殊的,甚至连自己也无法重复的路。
如果我们坚持要把苏州之路升格为“经验”和“模式”的话,它的核心价值不是招商引资的方式手段,而是决策者植根于现实、适时适地求新求变的创新思维。梁保华、陈德铭和王珉在苏州执政期间的成功经验莫不归结于此,中央对他们寄予的厚望亦在于此。
10月底陈德铭在就任陕西省代省长时,有记者曾问他:如何将苏州经验与陕西实际相结合?陈德铭坦诚回答:沿海城市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是在一定时代下形成的,适合那个环境。我尽管在那边工作了几十年,但到了陕西后觉得那边的经验和做法不能简单地克隆。要从陕西的省情出发,了解陕西现在的困难形成的原因,了解陕西潜在的优势可以迸发出现实优势的东西,然后再借鉴沿海城市那些基本的理念,把它们结合起来。
也许,这样的回答正是陈德铭“苏州经验”的真正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