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以真性情做真学问

今日混迹学界的人多矣,但真学者甚少。我说的真学者,第一是真爱学问,第二是真做学问,第三便是因此而真有学问。常见的情况与此相反,大致有两类。有一些人俨然学界的大名人大忙人,挂着各种学术头衔,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职业的需要而在做着学问,但心里并不喜欢,学问只是谋取职业利益的手段。

人们常说,做学问要耐得寂寞,这当然不错,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与学问无缘。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谓耐得寂寞或者是荒唐的,或者就只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来解释了。一个真爱学问的人其实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宁说这种寂寞是他的自觉选择,是他的正常生存状态,他在其中自得其乐,获得最大的心灵满足,你拿世上无论何种热闹去换他的寂寞,他还不肯换给你呢。

邓正来正是这样。他本是一个活动能力极强的人,如果想到社会上折腾一番,一定风光十足,能闹出特大的动静。然而,事实上他比谁都坐得住,十几年如一日地坐在书桌前做学问。他喜欢用“闭关”一词描述他的这种状态。据我了解,他的“闭关”特别是针对各种打着学术旗号的非学术、准学术活动的,决不去搀和这一类热闹。

比如说,近些年里,自由主义是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也恰好是他的理论兴趣之所在,可是,我们在热点风云人物的行列里看不见他的影子。

他在做什么呢?他用了五年时间潜心研究当代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阅读了哈氏的全部原著以及西方学者研究哈氏的全部重要著作。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阅读量惊人,惟恐漏掉一本应该读的书,发现有相关的新书出版,一定要托人从国外买来,哪怕读后发现此书价值不大,也是读了才放心。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多部研究性论著。

在对西方思想家的研究中,有两种常见的做法,一是面面俱到地罗列其观点,名曰客观介绍,二是取其一点,便联系中国的实际,加以任意发挥。回想一下前一阵的所谓哈耶克热,这两种做法岂非十分普遍?这些当然都不能算真正的研究。

从邓正来的哈耶克研究中,我们也许可以略知何谓真正的研究。这是一种以问题为核心的系统研究,具体地说,便是进入到所研究对象的问题思路之中去,弄清楚他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他的解决方案的形成过程,是否还留有未解决的疑点或难点,同一问题在思想史上和当代思想界的提出及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比较,等等。

毫无疑问,要完成这样的研究工作,必须兼具思想的洞见和学术的功底,二者不可缺一。

邓正来虽然“闭关”于书斋,可是,看一看十几年来他所思考和研究的课题,诸如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等,我们便可知道,其实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关切的学者。不过,他一般不对当下政治问题发表公开言论,从来不是政治舞台上的新闻人物。他所关注的是与中国社会发展之全局有密切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关注的方式是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学者关注社会的基本方式。

学者的社会使命不是关注当下的政治事务,而是在理论上阐明并且捍卫那些决定社会基本走向的恒久的一般原则。正如哈耶克所说,当一个学者这样做时,就意味着他已经采取了某种明确的政治立场。

我不反对一个学者在他自己认为必要时对当下某个政治问题表态,可是,如果他始终只做这种事,不再做系统扎实的理论研究,那么,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政论家、时评家、记者、斗士等等,但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一个学者。如果我们的学者都去这样做,中国的政治生活也许会显得比较热闹,但理论的贫乏必定使这种热闹流于表面和无效。

学术的独立并不表现为学者们频频发表政治见解,独立的前提是要有真学术,即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学术传统。正如自由主义传统对于西方政治的影响所表明的,一个坚实的学术传统对于政治现实的影响是长远的、根本的,基本上也是不可逆转的。

我特别要赞许的是,在研究过程中,邓正来还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目前业已出版的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包括《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和《哈耶克论文集》,都是他翻译或主译的。我认真地读了他的这些译著,读得津津有味,不仅是因为哈耶克本身的思想魅力,而且是因为译文的魅力。

由于他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因此,译文准确而流畅,实为学术译著中的精品。读好的译著时,我们仿佛能够分享到译者在读原著时那种理解和思考的快感,这也正是我读邓正来的译著时的感觉。

学界有一些才子不屑于从事翻译,仿佛那是大材小用。他们只喜欢领导翻译,也就是说,自己当主编,开出一个书目,让他们眼中才学较差的人去翻译。邓正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大才子吗?当然不,在学术界,他的狂几乎尽人皆知,他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

那么,他为什么要乐此不疲地埋头于翻译呢?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他是欲罢不能。他似乎意识到了一种责任,在一定的意义上,哈耶克的翻译非他莫属。这样想好像也很狂,其实是最自然的,当一个人深入研究一位国外思想家并领会了其独特魅力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要自己动手翻译其作品,给国人提供一个尽量可靠的汉语文本,同时也防止来自那些浅尝辄止的译手的损害。

我完全相信,一切优秀的学术译著是中国学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学界那些弄潮儿统统被人遗忘之时,它们仍将长久被人阅读,滋养一代又一代学子。

现在我要说到邓正来最可爱的地方了,就是他的真性情。乍看起来,他的生活是相当枯燥的,不是潜心做学问,便是和妻子女儿同享天伦之乐。然而,事业和家庭岂非最能见出人的性情的两个领域?他做学问的状态令人羡慕,始终饱满而快乐。

用他的话来说,做学问做到最后就是心情,真正成了享受。他是一个多情的父亲,女儿的每一个可爱表现都令他欣喜不已,一看见干女儿———我5岁的女儿———就忍不住大献殷勤。他舍得在孩子身上费心费力,为了使女儿具备抵制现行教育弊病的能力,他曾让成绩优异的女儿休学一年,每天自己授课。

他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与性情投合的朋友相聚时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喜聚不喜散。他的外表和谈吐皆粗犷,其实心特别细致,对朋友的事常常放心不下,周密思量。与人相交,他褒贬分明,看不上就是看不上,直言己见,从不虚与委蛇,落得了一个狂名,根源却是诚实。

好了,还有没有什么遗漏?当然有,我只补充一点。作为邓正来的好友,我常常有幸在一些私人场合聆听他谈论各种话题,一个鲜明的感觉是,他不但有学问和识见,而且非常善于表达和传授,气势非凡,精彩纷陈,有极强的感染力,使人在享受中获得启迪。

这使我想到,他其实不但是一个学问家,而且具备一个优秀教育家的素质,后一种才能未得施展是十分可惜的。所以,最近他应聘担任吉林大学法学教授,恰好弥补了这一遗憾。我有理由期望,通过教学活动,他不但能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弟子,而且能有效地倡导和推广一种学风,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学风,便是以真性情做真学问。附文:邓正来及其寂寞的欢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极端勤奋又极端自负的邓正来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他酷爱收藏的是他自己的著作。

乍一看,邓正来家更像是一个书店。他家里的书很多,东边墙壁的一排书架有2米多高,足有15米长,靠卧室的墙边还有好几个书架,卧室里也有几个书架。此外,沙发、桌子、写字台、地板上都堆积着大量图书。

仔细浏览可以发现,排列在书架上的都是学术类著作,主要领域是社科类,几乎找不到文学书——《鲁迅全集》和三联书店送的一套金庸武侠小说全集除外。在架子上陈列的书中,中文图书占大部分,外文图书也有不少,大都是些厚厚的、硬壳的大部头和一摞摞的外文复印资料。

他的家里有两个很特别的书柜:一个是他的“自留地”,里面全是他自己的著作、译著和他主编的论著及刊物;另一个则可称之为“聚宝盆”,里面全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与文化名人送的签名书,其中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学者。这个“聚宝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标尺,能够被放在里面的书,其作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都占据了一定的分量。

这是一个“理性”的书房,在这里,你找不到一本休闲或轻松读物,即使在洗手间里放着的,也是一些英文原著。

在书房北边的大阳台,桌面上铺开着长长的宣纸,上面是邓正来用小楷正在抄写的佛经。在地板上铺开的长卷,则是他已抄写完毕的《金刚经》。从这里往北望去,是一片开阔的田野,那里有因耕耘而裸露的泥土,也有郁郁葱葱的绿色。远山微隐,白云淡泊,一切静谧而安详,广阔而纯净。远离了城市的喧嚣,邓正来在这里享受着他的“寂寞的欢愉”(邓正来的一本书名)。

“我家里的书一大半是自己买的,一小部分是朋友和出版社送的。”邓正来说,“我买书主要是在万圣、风入松、国林风三家民营书店,当然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我也会去的。”刘苏里在创办万圣书园之前,邓正来就已经和他相识了。风入松的老板、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炜是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委和《中国书评》的编委,书店开业庆典的时候邓正来还专门前去祝贺过。

“但是很遗憾,王炜已经离开了我们。”说到王炜英年早逝,邓正来脸色黯然低沉。

除此以外,国林风的老板欧阳旭也是邓正来的好友。由于与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三家民营书店的老板关系良好,邓正来买书都有较低的折扣。最有意思的是,邓正来还专门做过这三家民营书店的研究,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开放时代》杂志上。

邓正来最得意的是“聚宝盆”,里面全是各个学科的好朋友赠送的他们自己写的书,大多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界的学者,“我有一批真正可以进行学术交流的好朋友,这些朋友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邓正来说。

邓正来有一本凯尔森的《国际法原理》译本,这本书是王铁崖先生翻译的,邓正来做的责任编辑,他把这本书看得格外珍贵。邓正来说,“王铁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他原名庆纯,笔名石蒂,1913年出生。他1933年获得清华大学政治学学士,1936年获得国际法硕士,1937年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和研究国际法,1939年回国,后来曾在多所大学任教。

在被打成右派期间,王铁崖先生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相佐的情况下,翻译了这本《国际法原理》。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还在做《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王先生就请我帮他校订这本书。我做完这些工作之后,王先生当着他的学生和他的同事的面,让我做这本书的校者。他对后辈学人的提携和褒奖,以及他对知识的尊重,都可见老一代学人的风范。

他用言传身教告诉我学术的梯队建设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年轻的学者。大家都知道,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学生写作,教授署名为第一作者。

当然,我还是坚持做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绝不敢做王先生的译校者。于是,王先生题字送给了我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时,我总是非常感动,也总是不断提醒自己要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去善待年轻的学者。”

琉璃厂“捡漏儿”《马恩全集》

邓正来的书架里还有三本非常经典的纪念哈耶克的学术著作《哈耶克的思想遗产》,这三卷本文集所收录的是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论文。这套书颇有来历,在谈起它时,邓正来颇有奇货可居的自得。

“哈耶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1999年,我从国外一本杂志上得知该书即将出版的信息。正好我在美国的同学刘晓竹博士打电话给我,于是我请他帮我从出版社订购这套文集。因为在国外,有些学术著作的出版是以销定产,如果你想购买这些学术著作的话,你就必须提前预订,否则就很难买到,而且它们的定价非常高。

一个月以后,晓竹博士就从美国回来了。我没有想到,这三本书居然要500美元。晓竹说是送给我的,而我也确实没有想过要给他钱,一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给不起,另外一个原因是,以我们的友谊,我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

”邓正来说,“真的,这套文集对我研究哈耶克思想来说是太重要了。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无数这样的朋友在支持、帮助着我。我书架上面的书,有很多都是让朋友帮忙买的。当哈耶克的弟子、台湾地区林毓生先生来我家做客的时候看到这套三卷本文集,他也羡慕异常,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这套文集。

到现在为止,这套书在国内还没有。”邓正来还有一些很珍贵的书,其中包括他放在卧室的《马恩全集》。这套书是他从旧书店里淘来的。“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经常去琉璃厂,买一些三四十年代学者创办的人文社会科学杂志。

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学者们是如何创办和编辑学术刊物的,而1978年以后的学术刊物我基本上已经全部调研过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记得那个时候的旧书相当便宜,七八块钱就能买到10本书。

”邓正来回忆说,“1994年,有一次我去琉璃厂,竟然看到了一套50年代出版的、翻口烫金的《马恩全集》,当时老板要价500元,我还价400元。他起初不愿卖,讨价还价一番后还是答应卖给我了,并说,‘我是看你真的喜欢这套书,才卖你的。

’这套书非常新,我可以肯定这套书原来的主人一次也没有翻看过它们。由于这套书是翻口烫金的,所以即使用湿抹布擦,纸张也不会坏。现在,我把这套书放在我的卧室里,每天睡觉前坚持看几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