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超越左右两翼 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两极思维
近年来,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忧心焦虑感不断增加。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与社会矛盾深化的背景下,两种价值取向相反的激进主义思潮在社会上重新崛起,一种是左的激进思潮。它把改革开放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困境以及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等消极现象,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认为只有再发动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要把中国拉回到改革以前的平均主义道路上去。
另一种是右的激进主义,它认为,只要把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制度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与此同时,某些政府官员中,出于对激进主义“革命”的担心,拒绝进一步体制改革,试图通过强化原有的大维稳方式来巩固现存体制,结果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致使社会矛盾不但没有化解,反而进一步尖锐化。这又反过来引发前述的左右两种激进主义思潮在社会上日益变本加厉,于是,就形成激进与保守维稳之间的相互强化与恶性循环。中国改革陷入了路径锁定状态。
如何克服这种困局?关键就是要对上述激进与保守的政治观予以理性地反思,超越保守与激进的两极思维,摆脱由此造成的路径锁定状态。
被打上“革命思维”烙印的“旧”政治观
事实上,左的文革激进主义与右的激进主义,这两种极端思潮虽然彼此水火不容,但他们都是不同方向上的“建构理性主义者”,都是二十世纪“革命”传统文化在人们思维与价值观上某种积淀的结果,它们无不被打上“革命思维”的烙印。
二十世纪的革命思维长期以来主导了我们的政治文化,成为政治文化潜意识的组成部分而不为我们自觉。这种思维的特点是,相信有一个好制度,只要把这种头脑中预设的好制度作为施工蓝图移到中国来,进行施工作业,就能直接重建这个“好社会”。
更具体地说,左右极端派都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力”,可以从先验的、抽象的“第一原理”出发,主观上设计出一个应然的“好社会”来,并认定这个他们臆想中的“理想社会”普遍适合于一切文化与所有民族。
激进主义者心目中以左或右的理念建构起来的“理想社会”,并不是民族集体经验的产物,也不是社会演化与试错的结果,激进主义者所依托的“建构理性”实际上天然地具有乌托邦的倾向性。
激进主义在思维方式上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制度决定论”,理想社会都有一套好制度,例如激进自由派心目中的议会制或民主程序,或激进左派心目中的“一大二公”,只要直接把这些制度移入,就可以重建新社会。但他们都忽视了一种整合社会的制度必须与习俗、传统、文化与发展水平对接,才能有效运作。失去与本土条件对接的新制度,就如同牛脚上装马蹄,不但徒劳无功,而且会破坏原来社会有机体的正常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