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秘书 耿飚任中联部八年间 推动由神秘封闭走向改革开放
对耿飚同志,我习惯叫他“耿部长”。他是在中联部干过大事、为我们党立过大功的人。老中联部人没有不晓得他的。他1971年来中联部,1979年离开进入中央,在中联部足足干了八个年头。他在中联部这八年里,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处于最危难的时期。
他光明磊落、浩然正气、坚持原则、巧于周旋,机智果断地干了许多大事,但是影响最大、最令人难忘的,要数在1976年我们党与“四人帮”的斗争进入尖锐化的关键时刻,他直接参与了我们党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耿飚在1971年我们党和国家最危难的时期受命来中联部当部长。当时中联部由康生直接分管,耿飚既坚持原则,又巧于周旋,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抵制康生和“四人帮”等人的干扰、破坏,维护和贯彻了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对外路线和政策,为继承和发展党的对外工作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他在中联部工作的8年期间里,给人印象最深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有人说,耿飚是文武双全的“将军外交家”。从他在外交部的工作来看,这一称谓是很贴切的。但如果将他在中联部这8年的工作也考虑在内,那就显得不够完全和充分了,因为这没有反映出他在中联部的工作特点。我以为,要是从中联部的角度看,耿飚是有这么“四个特点”的一位中联部老部长。
第一,耿飚是以他掌控的中联部为“基地”,直接参与过我党粉碎‘四人帮’伟大斗争的一位中联部长。
耿飚是在党和国家“最危难的年代”,在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进入“尖锐化的关键时期”,以他掌控的中联部为“据点”和“基地”,调动中联部在这场斗争中能用得上的“人马”,直接有效地参与了1976年我们党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足迹的一位“中联部部长”。
据耿部长回忆,在电台要害部门控制住之后,立刻想到还要正常运转工作才行。于是耿飚对邱巍高、王甫说,“光靠我们三人是不行的,还要加人”。邱巍高就说:“要找人,我们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中联部找人吧!”耿飚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一些其他同志。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和歌曲、音乐节目。耿飚向他们布置,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是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总之,应当说“耿飚是直接参与我党粉碎‘四人帮’伟大斗争的一位中联部长”。这既是他的伟大历史功绩,也是中联部人的一大光荣。
第二,耿飚是最早推动将中联部名称和办公地址公开,最早推动中联部由“神秘封闭”走向“公开透明”的一位中联部部长。
人们知道,过去中联部不仅工作很神秘,就连名称、地址都是不公开的。对外叫“复兴大路十八号机关”,你要找这个机关,连警察都未必能找得到。公开报道中联部领导人的活动,都说是“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但是1971年1月耿飚任中联部长之后逐渐发生了变化。
3月份“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名称正式公开,国庆前(9月25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牌子正式挂在办公大院门口。这一切当然符合周总理的思想并得到他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如果没有耿飚的积极推动,这也是不可能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哪有精力来管中联部的这些具体事?
不能小看公开挂牌这件事情,这是“政党交往”最起码的“国际惯例”。如果什么都神神秘秘,非常封闭,谈什么“政党外交”?现在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52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和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朋友遍布五湖四海。
党的对外工作已发展成“政党外交”,中联部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外交部”。“政党外交”已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这种全面开放的局面,当然是后来人从实际出发、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开拓进取的多年成果,然而如果追根溯源要不要提到耿飚?我看,应当说耿飚是推动中联部由“神秘封闭”走向“公开透明”的“第一人”。
第三,耿飚思想解放,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率先在中联部拨乱反正,开始进行调整改革的一位中联部部长。
耿飚长期在国外当大使,对世界现实情况相当了解,思想很解放又顶实事求是。他在李一氓等思想很解放的部领导同志的支持配合下,向中央提议力主邀请铁托于1977年8月成功访华。人们知道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发表的批“现代修正主义”的《九评》,其中的《三评》批的就是南斯拉夫的铁托,说他“复辟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粉碎“四人帮”刚半年多时间,要邀请铁托来访,特别是要建立和发展党的关系,思想等各方面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
但当年中央政治局同志思想很解放,支持中联部思想解放的方案,还提高了接待铁托的规格。1978年3月李一氓为首的三人考察团访南,否定了“大论战”中的“三评”,肯定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并通报全党思想上要“转弯子”。
1978年8月促成华国锋主席回访南斯拉夫,华国锋肯定南建设成就,并提出领导同志可去南斯拉夫看看,开扩眼界和思路。于是带动了全国上下近30个代表团、考察团访问南斯拉夫。这在当时对促进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是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的。
第四,耿飚重视理论问题、国际战略策略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他敢作敢当,是勇于给中央当参谋出主意的一位中联部部长。
耿飚担任中联部长后,欢迎李一氓同志这样思想解放的“学者式老革命”来中联部,他们俩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相互支持配合。当时耿飚在李一氓的配合支持下,重视和加强对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的研究。他们多次肯定赞扬王稼祥为党为国敢于直言的人品和胆识,希望中联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研究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为中央献计献策。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联部就已开始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对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国际共运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后来为中央决定调整我党我国的对外战略提出过积极的建议。这些研究成果是由李一氓同志主持的,并且是在李一氓同志时期出成果见成效的(请参见我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李一氓同志的理论勇气和他提出的三个新观点》。
但理论问题、战略策略问题的研究与探索需要长期积累,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李一氓时期的成就与耿飚同志当年的决策并不是没有关系的。
1979年1月中央任命姬鹏飞同志任中联部长,耿飚同志正式离开中联部进入中央,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等职。因为我还在中联部工作,对他后来的情况不清楚,就不多言了。作为他在中联部的老部下,作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在他诞辰百周年之际,谨以上述文字表达我对耿飚同志的怀念和纪念。
最近看到了一些史料,证明耿飚是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耿飚将军》画册第216页《日记摘录》记载“有关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星期一,奉命登‘两个凡是’社论,我很不赞成(成员会议上表示)1977年2月11日星期五,王震、姚依林来访。
质问为什么登两个凡是,我告实情并说明反对。”2000年6月耿飚同志逝世时的《耿飚同志生平》中也明确指出:“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呼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我认为这都是符合事实的。(作者系中联部原研究室副主任,粉碎“四人帮”期间曾在耿飚身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