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安修去世 彭德怀被打倒后妻子浦安修为何十年不去看丈夫
红潮导语: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彭钢、侄子彭康白提出,浦安修不能以“夫人”的身份参加追悼活动。理由是:浦感到彭总恢复名誉无望,1962年曾提出要离婚。从此,直到彭总受审查、遭批斗、生病住院,十多年中,在彭总最需要人去安慰的时候,浦安修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他。
突然看见彭德怀五花大绑被游街
抗日战争时期我当儿童团,就知道了八路军总司令是朱德,副司令是彭德怀。小学课本上有《百团大战》消灭日本鬼子的故事,对朱、彭很崇敬。解放战争中我15岁参军,受机要工作训练之后,调到北京中央军委机关当了五年的机要员,翻译彭总与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来往电报。
彭总“保卫延安”大将军的伟大形象,深深扎根在我的脑海中。彭总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时,我又管志愿军与党中央、中央军委来往电报的翻译。1954年秋我调入了军委办公厅,进了中南海居仁堂,成为彭总直接管辖单位的成员。
1954年底彭总批准哈尔滨一青年董安第参加空军,激发了全国青年要求参军的热潮,每天三五百封信飞到彭总办公室。而彭办只有几个人,怎么能应付得了。萧向荣主任从秘书处抽调五六个人去彭办,帮助处理来信,我有幸被选去了。
从居仁堂进了永福堂(彭总在中南海居住办公的地方),彭总很客气地说:“你们来帮忙,我也没有特别的招待,有茶有烟请同志们自用。”彭总每天都从他的房间到东厢房来看我们,问发现什么新的情况没有?使我们感到很快慰。而后在日常的工作中,经常看到彭总批发的文件和上呈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
我国要搞原子弹,从彭总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就着手了,他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彭总亲自主持制订的《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几次修改和印刷成文件,我都参加了校对工作,深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重用。我将近十年围着彭总转,自然对彭总有较深的感情和尊重。
1966年冬我在文化部军管,有一天在大街上突然看到彭总被红卫兵五花大绑站在卡车上,脖子上挂着黑帮的牌子游街示众,我心中感到不是滋味。心想毛主席于1965年9月和彭总谈了话,分配去三线当副总指挥。
在谈话中毛主席说:“为什么一个人犯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还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为什么时隔几个月就把彭总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长征路上出生入死的冲锋陷阵、“保卫延安”、“抗美援朝”赫赫历史功勋、开国元帅、“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都一笔勾销了呢!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参加了中央为很多老干部举行的追悼会。从那时起,我心中就企盼:一定有一天,中央也会为彭总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
寻找骨灰
为彭总平反昭雪的日子终于到了。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根据陈云同志的提议,全会一致通过了决议: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和陶铸同志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追悼大会。
大约在1978年12月16日或17日,中央组织部通知,要军委办公厅一位领导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我跟随金涛副主任去了人民大会堂。中央组织部领导人传达中央的指示:三中全会要为陶铸同志、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
陶铸同志追悼会的准备工作由中央组织部办理;彭德怀同志追悼会的准备工作由军委办公厅办理。金涛问我有什么问题,我问:彭总的骨灰现在存放何处?回答:“不知道。”中组部领导人说,陶铸同志的骨灰由中组部负责寻找;彭德怀同志的骨灰请军委办公厅负责寻找。
从大会堂回机关之后,萧洪达主任召集几位厅领导马上开会研究,成立治丧的班子,组织人员写悼词,而当务之急是寻找骨灰。时间紧、任务重,最要命的是不知骨灰在哪里。金涛去找浦安修。
彭总去世之前,只有侄女彭梅魁、彭钢、侄子彭康白每月去301医院在专案人员的监视下看望一次,病危时,每周去一次。去世时无亲人在身旁,火化也不让他们参加。当问到骨灰存放到何处时,专案人员答复“深埋了”。
从为贺龙元帅找骨灰的经验看,不要去八宝山找,先在内部寻问有关首长和有关人员。思路对了马上有了线索:彭总的骨灰改姓更名放到四川了。我带彭钢去解放军画报社找彭总遗像时,彭钢也告诉我骨灰可能在成都,是浦安修告诉她的,浦是从李大章的夫人那儿得知的。
厅里马上让我打电话问四川省委。我建议是否也给成都军区打个电话,问一下彭总带去的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二人在何处?厅里同意。1978年12月20日上午,我给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告诉他们中央要为彭总平反昭雪,开追悼大会,请查一查彭总的骨灰是否存放在成都?接着我又给成都军区司令部打了电话,查找綦魁英、景希珍的下落。
当天下午四川省委回了电话:“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现在省委办公厅存放。”第二天成都军区也回了电话,说綦、景二人找到了。骨灰找到了,一块石头落了地。《彭传》出版之后才了解到:彭德怀专案组报告说:“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放在成都一般公墓。王洪文批示:‘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
专机将骨灰接回北京
追悼会的时间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日,即1978年12月24日。骨灰找到了怎么运回北京呢?经研究决定,请在成都军区待命的綦魁英、景希珍二人捧彭总的骨灰乘民航班机来京。
我以彭总治丧办公室的名义电话告知民航总局:12月22日下午,由成都飞往北京的班机有重要政治任务,彭总骨灰要搭乘这班飞机来北京,请成都民航给予安排。电话告诉成都军区:请军区一位领导同志于12月22日上午去省委办理彭总骨灰的交接手续,然后交给彭总原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护送彭总骨灰乘当日下午民航班机来北京。
又将以上的安排电话告知了四川省委办公厅。考虑到骨灰接回北京后,离开追悼会还有两天时间,将骨灰暂时存放八宝山。
12月22日下午,中组部通知李希庚副主任去机场迎接陶铸同志的骨灰。李希庚听说陶铸同志的骨灰是从北京派专机运回的,而我们安排的接彭总的骨灰乘民航班机,又无迎接仪式,出现了同一个追悼会两种规格,显然就不妥当了。
现在回想起来,真应该派专机去成都。李希庚立即报告了军委秘书长耿飚,请求民航班机落地,乘客下完之后,再次起飞,以专机形式在西郊机场落地,并组织总部机关首长、干部、战士代表、家属到机场迎接。
耿飚当即批示同意。李希庚指示我立即将军委决定通知民航总局。我告诉值班人员立即通知家属和三总部各派100人(包括首长)海、空军各100人,晚6时到西郊机场迎接彭总骨灰。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已经快4点30分了,5点多民航班机就要落地了,我要在飞机落地之前赶到机场。
我对司机说,事情紧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开快点儿。一路疾驶,约在5时20分左右,我手举机场出入证直接进入了停机坪,这时该航班正在往停机坪滑行。
待乘客下完飞机后,我与居兴国快步跑上飞机。进入机舱看到了綦、景二人,因为是老战友,感情控制不住,四人相拥痛哭!然后我告诉机长,军委的人已经登机了,请马上起飞,转场西郊机场落地。
此时天色已完全黑了,飞机滑行之后,冲上繁星似锦的天空。待飞机拉平之后,我们四人一齐动手更换了从成都带回的六元钱的有“王川”名字的骨灰盒、骨灰袋。20分钟之后,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彭总的家属、三总部、军兵种五百余名干部战士肃立、挥泪等候。举行了简短的迎接仪式之后,厅首长陪同家属将彭总骨灰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暂存。
黄克诚出面做家属工作
彭总追悼会的准备工作比正常情况下的丧事简单得多,因为只有一次追悼会的活动。组织几位秀才写悼词,他们提出要看彭总的“八万言书”,此件我厅没有,经与中央办公厅联系之后,我去中央档案馆借回“八万言书”。所谓“八万言书”,是彭总忍无可忍于1962年6月16日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长信,对强加给他的“罪名”进行申诉。
彭总的侄女彭梅魁、彭钢、侄子彭康白提出,浦安修不能以“夫人”的身份参加追悼活动。理由是:浦感到彭总恢复名誉无望,1962年曾提出要离婚。从此,直到彭总受审查、遭批斗、生病住院,十多年中,在彭总最需要人去安慰的时候,浦安修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他。
厅领导很为难,搬出黄克诚大将去做侄子侄女们的工作。黄老苦口婆心再三强调要顾全大局。黄老说:“文化大革命是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人的性格都扭曲了,不能以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做依据来评判人。
尽管浦安修提出过离婚,可没有哪个机关批准他们离婚。既没有离婚手续,当然还是合法夫妻。那时浦每回一次彭总的住处挂甲屯,回北师大后组织上就逼她写汇报,她是何等的违心、何等的无奈呀!
她能从文革中走过来也不容易。浦在北师大也是‘黑帮’,也遭受批判、蹲‘牛棚’,请侄子侄女们谅解。”彭钢说她去探视伯伯时,彭总也要彭钢姐妹、兄弟们谅解浦安修。彭说浦安修是个好人,她没有在专案人员的压力下“揭发”彭的什么问题。彭钢回想到伯伯教导,原谅了浦安修。
1978年12月24日下午3时,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党中央为彭德怀、陶铸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所有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军委机关的干部战士代表约二千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邓小平为彭德怀同志致了悼词。悼词说:“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彭德怀同志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他是国际和国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深受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