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章申对话张永和
从2007年7月到2011年3月;历时3年多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终于完工。总建筑面积接近20万m2、总造价25亿元、馆内藏品达到106万件,这个中国1950年代著名的十大建筑之一,从其更名、提出改扩建、建筑设计国际招投标一直到今天“新面貌”尘埃落定,一直备受各界关注,争议不断……
为此,本刊特邀同是建筑师出身的国博馆长吕章申与建筑师张永和,通过对这两位与“国博”有着“特殊联系”人物对话的文本整理,以飨读者。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对历史文化的传承问题。张永和:没错,我和父亲当时也明确表示了,那就是反对全部拆掉重建。
吕章申: 我是2005年9月调到国博任馆长的,一上任我就去跑国家发改委,了解2004年竞赛完后所报方案搁浅的情况。发改委的领导说,一是对中标方案不太满意,二是感到时间来不及了,2008年要办奥运会, 2009年建国60周年,当时都是2006年初了,天安门到时不能是个大工地,不然就
2009年建国60周年以后再说。我们一想这可不行,就积极
“新国博”的前世今生
吕章申: 说是2007年7月开始新国博的改扩建工程,那是指工程真正动工、开挖的时间,其实,要说开始这个想法应该追溯到2003年2月。当时,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后,就启动了改扩建工程。
为此,2004年初,进行了改扩建工程设计的国际招投标,当时,有10家国际著名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参加了竞赛,共提交了10个方案,后来,德国的gmp建筑事务所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联合体中标,但说实话,中标方案也是有争议的,国内众多专家并不是很满意这个方案。方案报国家发改委,他们对此方案也不太满意,这样,工程就拖下来了。
张永和:对,我记得2004年前后,在国内我们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对“革历博”(改名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被大家都叫做“革历博”)的印象,我想说说我和我爸那段。小时候我们家住在王府井附近,灯市口西街,我爸带我和我哥常去天安门广场,就会进历史博物馆;当然,大会堂是进不去。
之后对于“国博”的改建我爸有些想法,他老画些草图,考虑是不是加层呀,风格上怎么调整得更中国些,当然,对于他的这些想法,我实际上有些自己的意见;后来与库哈斯(荷兰著名建筑师)合作参加了国博的竞赛,为此,还去鹿特丹与他的团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接了个电话,他说自己是某个公司的,对于是否要将“革历博”拆掉,问我们父子的意见,说拆的理由是因为比起人民大会堂来,这个建筑显得太小了。
吕章申: 当时确实有过这个方案,原因也是觉得那时候“革历博”建设时,由于投资有限,整体结构不够坚固,要改扩建,有些加固工程比新建似乎更花钱,不如重建。但当时专家大都不同意,所以就没有采纳这样的方案。因为它不仅是一个
最大的压力还是老话题:怎么与老建筑结合吕章申: 不管是对于业主方还是建筑师,我想,最大的压力就是如何做到新建部分与老馆有机结合起来。老馆是新中国1950年代著名的十大建筑,老专家、老百姓先对此感情都十分深厚。
那么,到底动什么,能动什么。最后提出了留下3个立面,因为东面和公安部贴着,本来就没有更多的立面考虑,同时提出留下部分庭院空间等等,一下子,绝大多数专家都同意了。那么细部怎么办呢,再跟建筑师不断沟通,比如屋顶,开始设计的是个金属的飘屋顶,我说这肯定不行,提出檐口要与老建筑的协调,德方建筑师开始不理解,我们是极力坚持把檐口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研究。
当然,完全按照老建筑的,也不行,最后作了6、7个方案,才成现在的样子,很有斗栱的意味。
德国人很好学,他们只要接受你的想法了,就会认真琢磨。去故宫学,看藻井,不怕苦,不怕修改,最终让大家都比较满意。 张永和:这次国博的改扩建在好多方面跟现在中国大型的公共建筑的确不一样,一边听您讲,我在脑子里就一边在想,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1.
7 促成设计方案的修改,如果在半年之内修改好方案,各方满意,就开工建设。于是我们马上与gmp的设计团队商量,明确提出设计方案必须与老建筑保持高度一致,有机结合,不能像现在用“对比”的手法去构思设计。
同时提出中标方案把老“革历博”的两个院子都填满,失去了老建筑的特色;整个中央大厅的面积达到2.
4万m2,太大了,我们希望更多的面积留给展览空间等等。我们馆方的目标就是2006年底前必须批准建设。最终,2006年10月国家发改委正式上报国务院,11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2007年3月开始动工拆除部分老馆, 7月正式开挖地基。建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