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宸之子南新国 南汉宸与新中国金融制度的创建(上)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我曾经担任南汉宸行长的秘书,见证了他为建立新中国金融制度所作出的贡献,他的人格魅力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使我们之间结下了深挚的感情。

那是1949年,我从香港《文汇报》返抵北平。南汉宸行长约我见面,不料他开门见山就提出要我进人民银行。我原打算去上海看许涤新同志,并在上海工作,因为毕竟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但南汉宸执意让我留在北平,他不容分辩,便叫秘书立即把我的行李搬到银行宿舍。

入行不久,南汉宸又要我担任他的秘书,安置在他的办公室里,让我参与他的各种会议和谈话,要我为银行起草向上的报告和向下通气的文件,并主编公开发行的《中国金融》杂志和内部的刊物《银行月刊》。中财委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南汉宸带我参加会议,那次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许涤新、张执一、薛暮桥、千家驹等同志出席了会议。

为什么南汉宸会那么快就信任我?据当时董必武同志的秘书鲁明分析,由于领导南汉宸筹办人民银行的是董必武同志,董老知道当年我在重庆夺取《商务日报》时的工作表现,于是嘱咐南汉宸把我吸收到人民银行工作。我在《商务日报》期间,密切注视国民党的经济动向,对国民党的政治经济政策口诛笔伐,但我从未进行过经济工作的实际操作。我需要参与实践,拜老前辈为师。南汉宸是我敬佩的革命家,我深为能在他身边工作而高兴。

我到南汉宸身边工作以后,常听南汉宸夫人王友兰讲述南汉宸的往事。王友兰是河南人,长期担任南汉宸的交通员。凭着南汉宸夫人的身份,王友兰所到之处,常常受到国民党高级军官夫人的沿途迎送,她借机安全地传递党的文件和情报。在南夫人讲述的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

一是吉鸿昌将军殉难事件。南汉宸是吉鸿昌的入党介绍人。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南汉宸与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旅馆召集会议,准备在冀东举行大规模的起义。会议以打麻将为掩护。在会议进行中,南汉宸发现旅馆周围有异常迹象,便起身上厕所,借以查看情况。

这时,突然听见几声枪响,南汉宸回到房里,只见代替他打牌的同伴已血溅满地,吉鸿昌将军也中弹负伤。南汉宸主张立即隐蔽起来,吉鸿昌却认为在法租界内国民党鞭长莫及,于是住进法租界里的医院治疗。

岂料国民党最终胁迫法租界允许其公开逮捕吉鸿昌将军并解送北平。南汉宸立即赶赴上海,将此事向周恩来汇报。吉将军后来在北平光荣牺牲。南汉宸是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警觉性极高,身经百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应付自如,为党作了大量工作。

另一件是南汉宸1941年出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的故事。当时南汉宸任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毛泽东约南汉宸谈话,王友兰同往。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封锁边区,企图困死共产党。毛泽东提出要南汉宸担任边区财政厅长,解决边区经济困难,包括穿衣、医疗、电讯等问题。

南汉宸说:这是无米之炊。毛泽东说: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只是让你这个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去当边区财政厅长,有些委屈你了。为了革命事业,南汉宸欣然从命。

南汉宸早年参加革命,为动员群众曾参加帮会,广交三教九流,在社会上颇有声望。他到西安后,帮会首领奉之为老前辈。南汉宸担任边区财政厅长后,找到西安的帮会首领,要他们帮助将边区特产越过胡宗南的封锁线,运到西安出售,再买成布匹、药品等必需品,运进边区。帮会动员他们在胡宗南等部队里的官兵,负责运出和运进,解决了边区的燃眉之急,从而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南汉宸在边区很有威信,青年人都喜欢听他的报告。到北平后,政法大学和公检法部门常请他作报告。南汉宸广交朋友,知人善任,招贤纳士,他担任人民银行行长后,聘请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为顾问,任用冀朝鼎、宁加风、郑伯彬,成立研究处,各类人才闻风投效。

南汉宸讲话很生动,多讲事实,浅显易懂。我为他起草报告提纲,但他只选择要点写几个大字,就上台作报告。为什么他能在台上讲起来头头是道、栩栩如生?后来我才知道他天天记日记,积累了大量资料,从而做到信手拈来。

南汉宸在新中国货币稳定、货币制度建设、金融政策制度等方面,都有特殊的建树。

稳定货币三步走

我在香港时,得知南汉宸筹备人民银行,准备发行货币。当时,都以为会仿效苏联货币改革政策,这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以旧币换新币。实行差别兑换,并乘机剥夺一部分人的货币财富,压缩货币流通量,从而实现货币稳定。但是中国却在正进行激烈战争的1948年就发行了人民币。

当时东北的旅顺、大连关东银行聘请苏联专家白兹乌洛柯夫为顾问,实施货币改革,实行差别兑换。私人工商业请职工代为兑换,从而使兑换率参差不一,物价也因兑换率不一,无所适从。由于财产缩水,大连工商业凋敝,大街上人员稀少。对此,南汉宸认为苏联的货币改革政策不可取。中国当时的货币政策采取了三步走的步骤:

第一步:统一货币。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东北、华北、华东等解放区联成一片,冀南、北海、晋西北、东北各银行票子相互渗透。各地货币价值不一,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兑换比率。这种比率上的差异,影响了商贸活动,货不畅其流。

董必武指示南汉宸召集华北各解放区的经济、金融负责人交换意见,结果大家倾向于货币统一。东北解放后,四野进关,包围平津,各路部队都带着当地发行的货币兵临城下。一旦平津解放,势必形成各路货币进北平的局面,将引发物价混乱。对此,中央决定提前发行人民币。1948年平津解放前夕,在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货币。现在看来,这个决策是很符合实际的。

第二步:统一资金管理。平津解放后,广大人民希冀出现物价稳定的局面。但是随着大军南下,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陆续解放以后,物价却加剧上涨。1949年发生了四次大涨风。这是因为国民党败逃时破坏交通,掠夺财富,造成民穷财尽的局面。

大城市解放后,交通要恢复,工商业要恢复生产,急需大笔投资。当时人民币发行由各大区中央局掌握。每座城市解放后,都要投放大量货币。票子会走路,这些货币便汇到先解放地区购买物资,引起全国物价大涨。

货币分区发行、分区稳定不可能。稳定物价,必须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统一措施。这就促使中央决定1950年3月采取统一财经工作措施,对财政、商业、银行乃至铁道部门实行资金统一管理。这些部门的收入各自汇入中央的金库,由中央各部统一开支、拨款,实行统收统支。

银行资金则由总行统一管理,每一文存款都由总行支配,"存款往上交,贷款看指标"。财政催收税款,发行公债,多收少支;贸易多售货,少收购;银行以市场利率吸收私人存款,暂停放款,多存少放。

为了把资金汇到中央财政部、贸易部、铁道部,中央要求银行"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即建立发行库,灵活调拨到北京,以便统一支配资金。银行为此县县建行,并设立发行库。各地的钱,由银行分支机构交给发行库,在当地入库。这样不必增加货币发行量,就调动自如,有利于收支平衡。

当时政务院颁布了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原来各单位有余钱就买些布匹、粮食保值,尽量把钱花出去,以免贬值。现在规定把余钱存入银行,而且不准存入私人银行,人民银行存款开始猛增。

过去银行只印票子、发票子,类似货币发行公司,款子拨给部队或机关后就有去无回,不知去向,银行没有存款。实行政务院现金管理办法后,银行涌进来大量存款,成了有存款、有放款的名符其实的银行。

新的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各单位之间不得借贷,资金往来必须通过银行转账付款,又由于各单位必须从银行提取现金支付工资和零星开支,国营商业售货所得现金必须当夜解交银行,因此银行也就成为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票子从银行出去,当月回到银行,货币回笼的速度大大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上全年达12次,有利于减少货币发行数量。

第三步:发行新货币。到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初步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货币逐步稳定。这时人民银行以1:10000的比率收回旧币,换发新币,以扫除自1937年以来历时将近20年的通货膨胀残迹。当时采取了无差别兑换的办法,并事先广为宣传,要求风平浪静地换发新币。新币分一元、三元、五元、十元,色泽不同,图案不同,印有各民族文字,受到群众的欢迎。做买卖、记账都得到方便。

至此,我国货币改革三步骤终于完全、圆满实现。

"三紧三松"的货币政策

货币改革基本上完成后,银行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制定并实行了"三紧三松"的货币政策。当时农村存在着无数的农民个体经济,城市也有大量的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国营经济主要是国营商业,全社会属于市场经济性质。市场经济中货币主导一切,没有票子就不能交易。人民银行掌握票子,银根的松紧牵动着市场的兴衰、物价的涨落。从1950年3月起,人民银行就开始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其间的货币政策有过三次紧缩、三次放松。

1950年3月统一财经工作,制止通货膨胀,这是第一次紧缩。银行暂停放贷并收回贷款,减少货币投放。没有想到这些措施发生的效力如此之快、如此剧烈:物价很快下落,存货山积,工厂停工,钱庄倒闭,私人银行破产,银楼关门,工商户萧条。

总行检视七大城市分行的头寸电报,才发现银行货币发行额已有三分之一回到银行,成为银行的业务库存。过去我们控制货币发行量或增加发行都要经中央批准。现在起作用的是银行业务库存之外的市场货币流通量,即货币发行额减去银行业务库存等于市场实际货币流通量。

面对当时的形势,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召集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决定调整工商业。为了防止增加工商业贷款后工商业的投机会死灰复燃、再度哄抬物价,中央决定由银行贷款给国营企业,扩大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收购。

这就是所谓"垒墙政策",目的是让国营商业库存壮大起来并成为稳定物价的物质力量。同时以收购农产品支持农民增产,以加工、订货、收购促进私人工商业恢复生产。陈云形象地说:一边是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一边是私人企业,国营贸易身居中间,跑来跑去。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形势。货币经由国营商业投放市场以后,银根开始放松,恢复了工商业的信心和活力。这就是一紧一松。

抗美援朝开始后,我国制定出必要措施以防止市场发生剧烈的波动。当时银行存款主要来自国家机关、团体和企业,因此需要稳定这些公家存款,防止挤兑。我们采取公家存款保值的办法,安定人心,同时紧缩贷款。这是第二次紧缩,安定以后再放松。这是第二次紧缩和放松。

"三反"、"五反"以后,国家收购减少,工商业信心动摇。为了防止市场停滞,中央决定银行增加工商业贷款,并亲自送贷上门,使工商业知道共产党仍然需要并支持工商业。这就是第三次紧缩和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