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湘黑社会胡应湘:投资内地怎么会后悔呢

2017-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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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我去了好多地方,我就在想,为什么内地那么穷,每个地方的人都对管制不满,我才知道是体制不好,人的潜力不能够发挥出来本刊记者张欢实习记者靳颖姝发自香港站在皇后大道东合和中心64层的办公室里,维多利亚港尽收眼底,很让人有一种指点香江,纵横商场的冲动.72岁的香港基建大亨胡应湘就在这里办公,和香港TVB电视剧里大亨形象非常不同的是,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工程师--大班台旁就放置着画板,一幅正在草拟的蓝图已经初现雏形.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内地影响更多是在回归十年里体现出来的.但是对于胡应湘来说,3

我去了好多地方,我就在想,为什么内地那么穷,每个地方的人都对管制不满,我才知道是体制不好,人的潜力不能够发挥出来

本刊记者张欢实习记者靳颖姝发自香港

站在皇后大道东合和中心64层的办公室里,维多利亚港尽收眼底,很让人有一种指点香江,纵横商场的冲动。

72岁的香港基建大亨胡应湘就在这里办公,和香港TVB电视剧里大亨形象非常不同的是,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工程师——大班台旁就放置着画板,一幅正在草拟的蓝图已经初现雏形。

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内地影响更多是在回归十年里体现出来的。但是对于胡应湘来说,30年前,受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去大陆探访才是他真切感受内地的发端。

自此,他投资兴建了广州中国大酒店(合作)、广深珠高速公路、沙角电厂、虎门大桥、深圳罗湖、皇岗口岸……在内地投资超过510亿元人民币,被国家领导人称作是“有见识的企业家、勇敢的中国人”。

他开创了大陆能源建设的“沙角模式”:即国家只需提供土地、保证供应燃煤和包销60%的电,其他资金、设备、技术和建设统统由投资者负责,10年后电厂移交国家。这种模式节省了国家外汇而且近似无偿获得了一座大型电厂,为外资电厂树立了“沙角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他提出修建广深珠高速公路时,不但公司内部反对,连内地都有大批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一位内地工程师朋友直言:“我们连自行车都买不起,怎么会需要高速公路呢?”20年过去了,广深高速已经成为连接穗深两地的重要经济通道,当年超前设计的六车道甚至已经很难满足需要了。

这种变化让胡应湘很开心,事实上,在香港他被称作是红色资本家,一直是被视为爱国爱港商人的代表。

他甚至不讳言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对其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他看过共产党人一生奋斗不懈,关心的不是个人财产,而是国家民族的命运,让他深感钦佩。

他的很多投资是成功的,只是周期相当长。英国《投资分析》杂志说,合和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最纯粹的以中国为投资对象的私营公司,因此也是受中国风险影响最直接的公司。如果你对中国没有信心,你就不买他的股票。如果你有信心,就买他的股票”。在常人看来,胡应湘对大陆发展前景毫无保留的投入甚至不符合市场规律。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分析说,这种非市场因素的定义就是投资者的爱国情怀。

此前,他在东南亚也有很多基础建设投资,在泰国有铁路、公路配套建设、在印尼有大型电厂……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后,很多投资项目都血本无归。由此,他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对内地,我的信心是永远的,即便短期钱赚得少一点。”他的信心就像他的普通话一样,你很难相信一个年过七旬的香港老人普通话可以说得如此流利。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副主任,同时,在他的名片上,名字背后是爵士的头衔,这是大英帝国授予他的。

和中国商人笃信的“闷声发大财”不同,胡应湘一直敢于出来讲话,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

香港记者有“三个最爱”,分别是:香港东亚银行李国宝、著名练马师简炳墀,以及合和主席胡应湘。三人排名不分先后,但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性格爽直、幽默,每逢他们出场,必被一众记者团团包围。

他曾怒斥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的言论是胡说,并指有人借宗教名义发表意见,是没有智能的表现。

针对香港的“民主游行”,他说这不是争普选的方式,若以为游行达一定人数便争取到普选,这是有违香港奉行的法治精神,并断言这是暴民政治。如果现在推行普选,只会令香港衰十年。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现在胡应湘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够修建港珠澳大桥。作为工程师和基建商人,这都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挑战。他为这个项目筹划了20多年。事实上,项目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技术和资金问题了,他直言政治博弈和财团利益才是最大的障碍。

就像很多华人商人一样,他也会选择把自己的事业传给自己的后代。大儿子胡文新现在已经是合和集团的总经理,在香港“二代企业家”中形象清新健康,老胡对小胡相当放心。不过对于事业他还是说,“我在外一天就做一天的工作,其他事情不管。”

连自行车还买不起,为什么要搞这个高速公路?

人物周刊:对于你个人来说,更乐意做工程师还是做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

胡应湘:肯定是工程师。这个是我的专业啊,我念大学学的就是工程。做工程比较畅快,做生意就比较麻烦了。工程师做工程就是“1 1=2”。可是做生意,不一定“1 1=2”,就比较复杂。不过单单是个工程师,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如果我是工程师又能够利用资金,事情运作起来就更好些。

人物周刊:从1978年以后,香港对于内地来说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元素,尤其是在经济上。在你看来哪一点是香港对内地影响最大的?

胡应湘:改革开放之前的影响不是很大。当时内地粮食很缺,香港人就寄邮包回去,寄一些物资和吃的。当时差不多就停留在那个阶段。

当年在国内,我看到要发展珠江三角洲,有几件东西缺不了:通信系统你不能缺,打电话打不通,跑几个马拉松,希腊人就是跑这个马拉松的。如果他有电话:“我们赢了,波斯人输了。”那个士兵到今天还活着。(笑)

另一个是电力,没有电,有最好的机器都没有用。再一个就是运输系统。当时国内有人认为:“高速公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连自行车还买不起,为什么要搞这个高速公路?”我说,要发展经济,没有这些基本运作,是不能够起来的。你看今天的中国,从没有高速公路,买不起巨型器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了四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全世界第二位。我们也可以看看,印度,连一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没有。

人物周刊:您刚才提到了三点,我注意到您至少投资了其中两点,公路建设和电力,您投资的大陆项目中,哪个是让您最有成就感的?

胡应湘:当然就是广深珠高速了。当时那么困难,很多人来信说:毛主席说了,我们以粮为纲,你修路就要征粮田,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如果你没有高速公路,就不能应付大量的运输,财富的产生要靠电力、生产力、人的劳动力,可是生产完后,你的东西怎么运出去,怎么运进来?这个很重要。

人物周刊:在你所接触的内地领导人中,你最欣赏哪一位?

胡应湘:大部分我觉得很好。对任仲夷他们这老一辈的领导人印象更深。其实他们对外面接触不多,也不太懂经济建设,可是他们心地很好,很有远见,就只相信一件事——邓小平说的,我们要闯,要搞出一个名堂出来。

人物周刊:是什么最早触动你决定来大陆投资的?

胡应湘:1977年,(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我到北京国庆观礼,我呆了27天,好几个城市——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广州。后来78年,我自己又跑到上海,大连,我又去了好多城市,我就在想,为什么内地那么穷,每个地方的人都对管制不满,我才知道是体制不好,人的潜力不能够发挥出来。其实国内的人才和香港的人才潜力相差不多,难道从深圳过了河以后就差那么多?香港可以创造那么多财富,国内就不能?

这就是体制的问题。后来邓小平一提改革开放,我就明白他想做什么,我领悟到他是学日本的明治维新。

如果他真的要搞改革开放,那肯定成功的。日本人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人不成功?另外一个信心就是国内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结果还是穷得要命,现在换条新的路线,大部分人肯定会积极尝试新的路线。

我当时就是有这个信念。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不要奇怪,人的最大因素就是脑袋,中国人一点也不笨。

人物周刊:前30年香港对内地经济有很大影响,再往后的话,香港对内地经济的影响会体现在哪里?

胡应湘:最大的是金融业的影响力。香港还是走在很前面,这个优势相当相当厉害。

其次,是法律系统。香港的法律系统是按照英国的法律系统制定的,英国的法律从1215年开始建立起来,是全世界超前的。

国内的法律系统,很可惜,没有什么时间建立起来,到1911年还是《大清律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跃进啊,文化大革命啊,也不懂法律。中国要搞法律系统,不是一天两天能搞成的,要用很多年时间才能让人明白什么是法律的本义、尊重法律、监督执法,所以从长远看,香港的法律系统肯定会对内地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