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鼠机”:徐明之死、王健林之痛与赵本山之祸
徐明,21岁创办大连实德,34岁排名“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8位,40岁位居东北财富榜第5位。2012年,徐明因涉经济问题被控制。2013年8月,徐明以囚徒身份亮相央视,骨瘦如柴。2015年12月4日,徐明因病在武汉的监狱中去世。新闻说:“4日早晨,徐明和往常一样,上厕所,突然同监室的其他三位室友,听到厕所里传来人倒地的声音,冲进去,再叫人,急救,已经来不及了。徐明最终因心肌梗死,离开了人世。”
众所周知,徐明成于薄熙来,亦毁于薄熙来,盛衰枯荣皆攀附权贵的结果。鼎盛时期,坊间曾传闻徐明为某国家领导人的女婿,尽管被辟谣,但可见徐明势力之强大。然而,徐明的发迹之初与薄熙来并与强关联,而是另一段官商勾结之路。
徐明本是出生于辽南庄河的普通农家少年,1990年毕业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成教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大专),后来任职于庄河三禾冷库驻大连办事处业务员。1992年10月,徐明成为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的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大连实德集团前身)。
据《南方周末》报道,1992年10月27日,徐明注册中外合资的大连实德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由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和港商周一鸣的香港恒和机械工程公司共同出资80万美元。其中中方以44万美元现金占55%的股权。随后徐明从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国际业务部贷得了一笔过亿的贷款,从而接下胜利广场的土石方工程,赚取第一桶金。据说,徐明在1992年消失过一段时间,闯荡北京,结交了一些有背景的“二代”,并由此结识几位银行行长,为日后获得商业贷款埋下伏笔。
可以说,徐明的商业帝国从一开始就与权贵紧密相连,富含官商勾结色彩,为日后坍塌埋下伏笔。在徐明创业的1992年,薄熙来出任大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不过二人并无交集。两人真正产生密切联系是在6年后。
徐明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2013年8月22日。这一天,薄熙来案在济南中院公开审理,法庭就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熙来收受徐明折合人民币2068.1141万元贿赂的事实进行调查。徐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与薄熙来当场对质。
薄熙来曾在一份自书材料中写过:“徐明为我家、为谷开来,尤其为薄瓜瓜在国外留学提供了大量的资助,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易,即我帮了他‘快发展’,他则帮我‘带孩子’。”听起来,徐明好似薄家的管家、保姆。
后经法院审理查明:“1999年至2012年间,薄熙来接受徐明的请托,利用职务便利,在大连实德集团建设定点直升飞球项目、申报石化项目等事项上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明知并认可其妻薄谷开来、其子薄瓜瓜收受徐明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1933万余元。”
据媒体调查,真正给徐明带来巨大知名度的是1998年从大连万达手中接手足球俱乐部,并因此获得政府高层瞩目。据此后薄熙来庭审中薄谷开来的证词,徐明向其提出想收购万达足球队,她向薄熙来推荐,并让薄熙来积极促成此事。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徐明接手的正是今日“中国首富”王健林的万达俱乐部。而且,薄熙来出事时曾一度盛传王健林牵涉其中,但是此后证明有惊无险。王健林1989年由大连市西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职位下海,无论出身还是起点,都比徐明更容易接近薄熙来。
不过,据王健林自述,他和薄熙来关系并不好。1992年,万达在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等的鼓励下承接市政府主导但未完成的拆迁改造工程,签署协议后遭遇全国范围内停止房地产一切融资的禁令。王健林说:“我一冲动就接下来了,觉得都是哥们。结果我运气不好,1992年底发布了六号文件,停止房地产一切融资,当时我协议都签了。老百姓们闹事、静坐示威,市政府出面开会,决定给我融资,有一家行长答应给2000~3000万贷款。”
但这位行长后来显然后悔了,王健林为了这笔贷款,前前后后跑了50多次。王健林说:“他明明在办公室,跟我说不在;我到他家,他看我在楼下就不出来了。我在走廊上一站就是一天,当时那个痛苦、屈辱,很后悔为什么逞英雄。我连续八天没睡着觉,开着会就晕倒了,住院。”
“不要因为薄熙来出自大连,就说大连所有的企业都和他有牵扯。”王健林说,“我们(指万达)不是走人脉的企业,他(指薄熙来)将来如何处理,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2015年,美国媒体、舆论界又爆料万达与更高级别权贵存在密切关联,有利益输送嫌疑,结果被他当场辟谣,有理有据。
王健林喜欢与官员打交道,但他也有自己的“政商边界”——“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他说:“万达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有些地方政府哼哼哈哈的那种,我就坚决不去,反正请我的有的是,何必跟你扯这个。”
或许正因为明晰政商边界,王健林才退出“足球市长”薄熙来的圈子,徐明趁机入局,以为青云直上,结果坠入深渊。昔日差距不大的两位东北富豪,在对待权贵的态度上泾渭分明,才有今日天差地别的命运。如果王健林当年走徐明的路线,即便到今天富可敌国,但可能明天就身无分文、命丧牢监。即使薄熙来不出事,徐明还会碰上“王熙来”、“李熙来”,总有一个会出事。
真正的捷径是不走捷径。任何靠官员打招呼、走后门能做成的生意都不是生意,短期看是“馅饼”,长期看是“陷阱”。
受薄熙来案影响的还有赵本山,期间数度传闻被查,而本山大叔当年也蹚过辽宁足球的浑水。据说本山传媒的《乡村爱情8》近日即将播出,之前的种种传闻,看来就要烟消云散。黑土大叔终究没有被大风刮成沙尘暴,可担惊受怕没少遭罪。经此一遭,他应该划分艺术、商业与官员的边界,才保老年的天伦之乐。
企业家经营企业,尤其是做到一定规模之后,比拼的不是谁比谁做得更正确,而是谁更少犯错误。在当前强力反腐的新常态之下,企业家最大的错误就是攀附权贵,搞官商勾结,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尽管困难千万重,但这个红线一定不要踩。政商关系面前,宁可慢一点,稳一点,无非是多花几年时间去公关一个项目,靠实力、能力、精力和耐力去达成,而不是桌子底下的权钱交易。中国人讲潜规则,但害人的往往还是潜规则,既然不是游戏制定者,为何要冒风险去玩潜规则?
越是不讲规则的时代,讲规则的人越容易胜出。今天创业已没有“原罪”的法律土壤和商业环境,“双创”席卷全国,创业者必须把遵纪守法放在第一位,“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令人唏嘘的是,当年名震全国的“中国首富”牟其中就在武汉的监狱服刑,与徐明被困于同一座城市。不知得知徐明之死的消息,牟其中有何感慨?牟其中已经被羁押16年,如今74岁高龄,仍然坚持锻炼身体。
据武汉媒体报道:“为了锻炼好身体,牟其中在狱中每天的运动量惊人。他坚持每天早上绕着监狱内的小篮球场跑几十圈,午休后就来回爬楼梯——六层楼梯上下十几趟,高度相当于爬了一座纽约帝国大厦。他习惯绑条毛巾在手腕上,边运动边擦汗。更为令人惊愕的是,无论数九寒天,还是春寒料峭,他都坚持洗冷水澡,做自编的体操。”
身体状况是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徐明所攀附的权贵坍塌,万念俱灰,一蹶不振,心理防线崩溃;牟其中对东山再起寄予厚望,雄心勃勃,老骥伏枥。由此,或许可以定论:因攀附权贵倒下的企业家基本画上句号,因经营管理入狱的企业家或许可以卷土重来。这样可以下结论:政商勾结,一旦失败,就永无翻身之日!
徐 明之死,可悲,可叹,可怜又可恨。回头细想,这样的富豪巨商,好像并没有给这个时代留下什么,除了一则千古轮回的政商勾结悲剧,再没有半点值得谈论、评论的价值。反过来说,几千年来,我们的商业规则、经营环境、文化土壤并未改变。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写道:“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官方特权就是用政治和行政手段而非市场行为取得独一无二的资源。现在中国最牛的公司——世界五百强大都是大型垄断央企,包括互联网领域的阿里巴巴、百度、腾讯所具备的垄断优势堪比特权,某种程度上也是从官方手中获得的。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什么时候忘掉无形的手,摒弃“捕鼠机”的商业模式,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才真正获得尊重、关爱,才会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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