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人物王秉璋 九一三事件人物黄春光
黄春光(1943-)黄永胜大儿子,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
1971年9月24日,黄永胜夫人项辉方给大儿子黄春光打电话,说让搬家。因为黄春光的大儿子刚出生五个月,和爷爷住在西山。把家搬进城里,西山的房子就封了。黄春光问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父亲还有没有钱,要些生活费。费四金说:首长的钱在西山。他去取时,就被抓起来了,一关四年。
黄春光回忆:刚过完国庆节,我在办公室,就被办公室的参谋看起来,我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十天左右,
把我弄到亚疗。父亲对九一三事件都一无所知,我就更不知道了。我分析抓我的原因,是他们认为9月16日晚,我帮助父亲烧材料。父亲烧材料,我不知道。因为走廊有两个门,23时多,秘书看见我在,就揭发了,说我划不清界限。
其实这时父亲只是整理出一些材料,并没有烧,我走后父亲才烧的。纪登奎、郭玉峰找我谈话,第一句话就问我,你帮你父亲烧什么东西?我说我没帮他烧。纪登奎说,你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还有就是李先念到广州,说黄春光帮助他父亲烧东西。可是我根本没有帮父亲烧东西。
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四年。林办秘书,李作鹏女婿,王秉璋秘书,张宁,我们都关在一起。为什么不放我?因为对父亲定不了罪,还想从我这里“挖”东西。
1962年,黄春光考入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因为文化大革命,1968年才毕业,到空军云南蒙自机场,在航空兵某师轮战小分队下放锻炼,当机械员。刚参军的吴法宪大儿子吴新潮正巧也在这里,一个姓黄,一个姓吴,目标太大,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黄永胜、吴法宪的孩子,他们就改了名字。黄春光叫项阳,吴新潮叫辛潮。
1969年春节前,黄春光调航空兵38师作战科任参谋。
1970年12月,黄春光调到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任副主任。
1971年的国庆节刚过,黄春光就被抓起来了,关到亚疗。
1972年春节前,黄春光被转移到北京军区招待所86楼。亚疗的“犯人”越来越多,关不下了(像邱会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只能由总后关押),轻“犯人”就挪了出来。黄春光算轻的,他没有什么罪行,专案组就是认为他帮父亲黄永胜烧一些材料。
86楼的“犯人”,还是一个战士看一个,而黄春光轻,他与负责看犯人的北京卫戍区一位参谋同住,白天参谋出去,只有黄春光一人,没有人看守,每天的任务是写揭发材料。虽然不让外出,但可以到外面上厕所。所以黄春光看见他妈妈项辉方、董其采(李作鹏夫人)、宋城等人。不过他奇怪,没有看见陈绥圻(吴法宪夫人)。
1973年春节后,黄春光在团河农场又呆了近一年。
1973年国庆节后,莫名其妙说黄春光和李作鹏女婿刘伟钦搞反革命集团,又严加逼供。因为从黄吴李邱那里没有找到与“两谋”有关的罪行,专案组决定从黄春光身上突破。但还是一无所获。
1975年,毛泽东批了林彪保健医生蒋葆生的信后,一个星期解散了团河农场学习班。几天后,黄春光也被交回北京军区空军,分配到北空司令部管理处军粮城生产队,任副队长。黄春光是副团职,没说降职,但实际上生产队队长才是正连职。他问是队长管我,还是我管他们?
1975年底,通知黄春光转业湖北。
黄春光不同意,拖了一年。
1976年,黄春光按营职转业到广东韶关一家工厂任副厂长。
黄春光的三个弟弟也都转业了。
黄永胜一直没有消息,不知是死是活。
黄春光反复给上边写信,要求去看望父亲。
1976年12月,黄永胜被关进秦城。
1980年7月9日,审判“两案”前,终于通知可以看。母亲项辉方在安徽农场劳改,去不了。黄家四兄弟约好,老婆、孩子十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黄春光回忆:父亲不见,不是监狱不让见,而是父亲不见我们。
自从关进监狱,这么多年了,父亲从来没有见过家人,他能不想见吗?但父亲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我的孩子,我要见你们,还我清白以后再见。我们既然千里迢迢来了,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
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说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儿媳妇,你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孙子。父亲终于同意了。监狱看得特别严,不许照相,别人还有与父亲在监狱拍的照片,我们没有。但那次见面给我印象极深,我第一个进去,父亲刮了胡子,但仍然非常苍老。他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
秦城规定一个季度可以看一次。但黄春光在外地,只能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经请求批准,又去探过父亲几次,每次半天。
黄春光回忆:父亲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林彪)他们要跑?父亲从小打仗,一直做军事工作。他根本不知道谋害毛主席,也不知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事实与罪名无关,打倒谁是黄永胜签字?没有签过任何一个打倒的文件。
黄永胜领导专案组是接周总理和杨成武的,他们都基本搞定了,没有更多的事了。开除彭德怀党籍,呈主席、林副主席批示,这就算迫害?九一三事件后,也没有解放彭德怀嘛,彭德怀1974年惨死,还让搞化名。
父亲说,请律师有什么用?不相信律师。其实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始终认为自己没事,我们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从我到北京来就抵制。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67年初,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嗓门地向江青喊到:“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广州“红色造反者”一派猛批黄永胜反对中央文革,还发出了“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黄永胜大怒。以后,黄永胜上调中央,对江青始终敬而远之。
黄永胜喜欢听京戏,一台老唱机放在卧室,一部日本进口的磁带录放机放在洗手间,工作再忙也要听一段。黄永胜为人严肃,特别是对高级将领,说一不二。但对下属却特别宽容。
1981年,中央决定黄永胜保外就医,同意调两个孩子到青岛。黄春光和三弟调过去照顾他,黄春光调到青岛无线电三厂任副厂长。
1983年春节前,黄永胜被发现肝癌,4月去世。因为医院没有冰柜,公安局买了一些大冰块,垒在遗体四周,等远方的弟弟来最后见一面。
黄春光回忆:我问过父亲,一生中最好的领导是谁?他说当然是林彪。跟林彪打仗多,痛快!我打仗怎么样?有史可查,父亲最后没有写东西,不写!写什么?人家相信吗?关于九一三事件我都说了,我写有什么用?有个录音带,留给儿女,算遗嘱吧。临死父亲只讲了两句话,我要求中央平反;我没有反毛主席,没有反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