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根生的家庭 冯根生留下的历史印记
在中国的企业发展史上,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能在位30多年,不得不说是一个传奇,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能够一直站在企业改革的风口浪尖而不倒,并且年逾古稀依旧在董事长的位置上呕心沥血的,在中国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然而,冯根生做到了,从他1972年到杭州中药二厂开始创业至今已是整整36年。这段岁月不仅包含了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风风雨雨,而且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的种种探索和创造。正如冯根生说的,如果他写一部回忆录,一定会是一部精彩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确,作为江南药王胡庆余堂最后一个传人,他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常青树”,他是众多国有企业改革有益尝试的“出头鸟”,他缔造了中国国药现代化的奇迹。在他的身上,折射着我国国有企业几十年变革史的光辉。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
冯根生口述:1972年7月1日我刚被宣布任命为杭州中药二厂(中国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前身)厂长,不到2个小时以后,就给我“挂牌”,说我是“走资派”,要接受批斗。我说,“我走都没有走,怎么变‘走资派’了。”但是就当时的情况有这样一句话,“谁家的工厂在冒烟,谁家的‘走资派’还在走”。我所说的这些,并非笑话,更非虚构,全部都是我真切经历过的,所以说自己的人生经历确实太丰富了。我一直在全世界跑,过去感觉到国外好,但是,不过几十年时间,现在到了国外,感觉还是我们国家好。这就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
记者手记:冯根生今年74岁,工龄60年整;当了36年厂长,这其中改革开放占了30年。从14岁进胡庆余堂做学徒开始,他的一生跨越了两个朝代,经历了中国所有的运动。如此,解放前是童工,文革时当过“走资派”,现在任董事长的,全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中国建国59年,改革开放30年,他既是一个实践者,也是一个见证人。从中国旧社会的企业到新中国的私营改国营,再到公私合营,他经历了种种的变革。而在他看来,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企业富裕起来,也就这改革开放的30年。“破三铁掘到第一桶金”
冯根生口述:杨澜采访我时问我什么时候“掘到第一桶金”。这是一个现代提法,实际上就是什么时候有了第一次原始积累。我回答说是开始搞改革开放试点的1984年。
当时,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鑫带了一批人去福州福日电视机厂学习,它是当时最早一家合资企业,非常有名。厉书记回来后就找我们,希望我们和福日电视机厂一样去搞改革。我跟市委讲,你要我学的话,你要放权给我,我要全部实行合同制,可不可以?市委最后批准了!当时全中国还没有实行全部合同制的,我们是第一家。包括我在内全部都是合同制,这就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
全部合同制,国有企业诸多弊病得到根治,效益好了、工资增加了,企业职工积极性自然更高了,企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我们提出的管理口号叫“一严二爱三和谐”,当时报上去以后领导跟我谈了,“一严二爱”可以,和谐不要提。我说和谐为什么不能提呢,企业里面打打闹闹好啊,家和万事兴嘛。其实,领导也不是反对提,为什么不能提,因为当时中国一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没有完全肃清,中国的斗争哲学还没有扭改过来。
改革使企业实行了严格的管理,只严不爱职工不服,只爱不严职工也不服。有的企业太严,凝聚力不好,有的企业太爱,宠之不发,严和爱一定要相结合的。中药二厂那时候还没有厂车接送,但是当时厂里的规定是很严格的,迟到1次罚款10块钱,3次迟到算旷工,3天旷工除名、解除合同。而工人当时工资只有50几块钱。这样做并不是希望职工罚款,我是希望职工不要迟到。但实际困难的确需要解决,比如雨雪天抱着小孩的妇女如何上班等等。所以我当时承诺,3年内,用大巴士来接送职工上下班。我做到了,这就是爱。
改革以后,企业发展特别快。1983年中药二厂的销售额是2400万元,利税300万元,到了1988年,企业的销售额猛增到1.7亿元,中国2000多个中药厂中第一个销售额超过1亿元。利税2700万元,4年多时间,增加了9倍,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靠的是改革开放。
记者手记:1984年在全国还没实行厂长负责制之前,冯根生就在全国率先试行干部聘任制,全厂员工实行合同制,当时的规定是这样的:每个员工先与厂方签订2年合同,如不合格黄牌警告,只能发70%的工资,如再不行就辞退。有人质问冯根生,“你有政策根据吗”,他回答说,“没有,就是觉得不这样改革,企业没法发展!”冯根生成了中国第一个打破“铁饭碗”的人,同时也总结出了“一严二爱”的现代国有企业管理法宝。
“披了洋衣,企业的第二个春天来了”
冯根生口述:到了1989年,动乱以后,当时国家提出治理整顿国有大中型企业。实际是治了大中型企业3年,整了大中型企业3年,全国的国有企业都在这个时候开始萎缩了,而非国有企业在这个时候起来了。有心摘花花不长,无心插柳柳成行。当时许多国有企业在这个时候倒闭了,中药二厂也岌岌可危。那个时候,难哪!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我告诉你一个数据,企业的销售额从1988年1.7亿元跌倒1990年1亿元都不到。2700万元利税跌到500万元,跌去了百分之七八十。我就感觉到国有企业这个机制不行了,再这样下去,这个企业很危险了。怎么办?转制?不可能!让学校来兼并我,变成校办企业好免税?也行不通。再加上原来我们企业是有出口权的,偏偏这个时候中央刚好收紧出口,浙江省政府也取消了我们的出口权。国内市场走下坡路,国外又出不去,这不是要命吗?
1992年10月31日,邓小平女儿邓楠到我们企业来,她说听很多人说杭州中药二厂改革很好,看了以后呢,比她想像的还好。我就说了,邓楠同志,如果不是治理整顿,估计这两年发展得还要快。邓楠说,你这个话对的。
后来我们下决心合资。开始和中策谈,但它要净资产合资,这太吃亏了,我说不行。帮他们忙的一个人还拉住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在杭州你又不是第一家,中策把橡胶厂、啤酒厂不是都合掉了,你就净资产合掉好了,个人问题我们会考虑的。我说我不是跟你谈个人问题的,我是谈这个企业,如果净资产合,绝对不合。后来他们还向市长告状,说他全中国几十个公司合资,没有像冯根生这么精明的人。
后来就和正大谈。我提出两点,一是集团不合,保留母体。为了实现单一企业合资而不是整体合资,1992年上半年我们在中药二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青春宝集团;二是要求重新评估药厂总资产。合资顺利完成。当时有媒体发表《冯根生无可奈何披洋衣》文章。亏得披了这件洋衣,企业又发展了,第二个春天又来了。
记者手记:1992年,冯根生接到通知,工厂的自营出口权被取消了。看着一叠叠国外订货合同无法履约、销售额不断下滑,他萌生了“另寻机制求生路”的念头———合资。但是,冯根生坚持保留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的母体,由子公司杭州中药二厂参与合资,以确保合资后中方资产带来的利润仍可归拢到国家手中,既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为企业发展赢得了机会。多方接触后,泰国正大集团与冯根生完成合作,而条件只有一个:留下“国宝”冯根生。之后,会计师事务所对中药二厂总资产进行评估,共计1.28亿元,比企业净值高出近两倍,当时中药二厂净资产4500万元。正大集团收购总资产的60%,余下的40%仍作为国有资产投资,按比例分取利润。合资企业的“帽子”为青春宝集团的发展迎来了巨大的空间。“即使把我免掉,我也不考”
冯根生口述:1989年的时候杭州搞“破三铁”,即“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当时杭州市派了8个局局长来。同意了“破”,可加10%的工资,规定3%的职工可以开除。我说我1984年就破过了,还破什么?坚决不破。杭州机床厂搞试点,2000多名职工,60多人要除名的,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技术骨干都走了,那个时候,乡镇企业正到处挖人才,都到乡镇企业去了。后来实践证明“破三铁”是错误的,当时马列编译局林局长打电话对我说,你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至于“罢考”,是在1990年我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办公桌上放着两三张叫我考试的通知,什么都要考你,无关紧要的也要考。我告诉办公室,坚决不考,即使把我厂长免掉,我也不考。成绩是做出来的,不是考出来的。厂长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就应该松绑,就应该集中精力搞管理、搞创新。在我的抗争下,不久“考厂长”取消了,解放了全国的厂长,他们纷纷给我来信说,你讲出了我们想讲又不敢讲的话。所以说树大招风,树大也抗风的。
所以说改革不会一帆风顺的,改革是要冒风险的,要得罪人的,特别是一个处在改革风口浪尖的人,哪里会不得罪人。马胜利为什么免掉,就是得罪了当地的轻工局领导。佳木斯造纸厂,全国最大的造纸厂,1年的利润那时候就3亿元,厂长孟祥海就得罪了当地的领导,说免就免掉了,这个教训还少吗?我为什么没有免掉,亏得当时厉书记支持我。当然现在的领导也很支持我。
记者手记: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知识水平空前关心,其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考试。仅1991年的前几个月,就有中药工业企业质量管理知识考试、企业税法教育考试等诸多考试摆在冯根生面前。冯根生拍案而起态度坚决地表示,一律不参加任何考试。他说,“民营企业万向集团鲁冠球从来没有人去考他,为什么发展得那么快、那么大?”一石激起千层浪,1991年10月30日,《钱江晚报》在头版刊出标题为《著名企业家冯根生率先罢考》的新闻,《上海文汇报》连续发出7篇相关社论,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为企业领导人松绑”的大讨论。
“儿子吃掉老子,这就是市场经济”
冯根生口述:兼并胡庆余堂的事好像有点“多余”,就好像篮球赛的60分钟,打到59分钟的时候已经赢了很多,最后1分钟即使一个球不进,我也赢了。但兼并胡庆余堂,是输是赢还是未知。一旦输掉了,老年人的名声都破坏了,何苦呢?
1972年,胡庆余堂分出一个车间成立了中药二厂,当时,胡庆余堂作为母厂条件很好,资金、品牌、技术力量都在那里,所以全厂6个副厂长一个都不愿意调到中药二厂做厂长,因为中药二厂路太远,条件太差,原来是胡庆余堂煎阿胶的一个郊区作坊。但是,从1972年到1996年的24年,胡庆余堂3年换一个厂长,已经换了8任。国有企业厂长短命,厂子不会长命!
1996年,杭州市政府正式决定,让我去兼并胡庆余堂。管工业的副市长说,胡庆余堂和青春宝集团实现强强联合,因为都是国有的,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只是想问您一个问题,“市长同志,什么叫强强联合?”副市长说,“胡庆余堂这个品牌总还是好的。”我说,“企业效益好了,品牌才会坚实。”现在胡庆余堂市值4.5亿元,但是当时它是一个严重亏损、面临倒闭的企业,这个品牌还值钱吗?
在兼并后第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上让我讲话,我说,按照我63岁的个人年龄意愿,我是不想兼并的,但是胡庆余堂究竟是培养我的地方。虽然当年分开的时候,胡庆余堂1分钱“嫁妆”都没给中药二厂,账面上37万元总资产,18万元净资产。但是我是一个老年人,老年人懂得一个规矩,父母亲对子女即使再不好,在父母亲病入膏肓的时候,子女一定要想办法把父母救活,这是中国的传统。
但是,我发现还是有人想不通,也有到市政府去告状的,说儿子怎么能够吃掉老子,名不正、言不顺。我说市场经济是残酷的,不能依次论辈,现在爷爷公司搞不好,孙子公司也可以吃掉它。其实,我也想不通,同样24年发展,同样党的领导,同样是改革开放过来的,同样在杭州,同样搞中药的,这么好的胡庆余堂怎么会面临破产?
记者手记:1996年,胡庆余堂累计亏损、债务共计9500万元,而1年的销售额只有5000万元,1年的银行贷款利息要1000多万元。1996年10月30日,冯根生接到杭州市政府一个会议通知。会上,市领导宣布胡庆余堂制药厂正式加入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实行强强联合。“儿子兼并老子”,冯根生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兼并后短短5个月,胡庆余堂止住了多年来未能止住的下滑势头。第2年,便开始扭亏为盈,销售回笼达1亿元、创利税1100多万元。如今,胡庆余堂成立了集团,全集团销售额累计10亿元,比起原来胡庆余堂单一一个厂的5000万元销售额,整整翻了20倍。
“工者有其股”
冯根生口述: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我们常常说工人是国家主人,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可他们到底是什么的主人呢?不能老让他们做企业的“空头主人”。
当时我提出,拿出中外合资中中方股份40%的一半,即整个厂资产的20%,按要素改制,分配给每个职工,让工者有其股,让员工从单一的打工者变成既是打工者又是股东。“工者有其股”的问题,说得更明白点,就是让不让职工成为资本的问题,无非是当时不敢这么说。当时,外方董事长谢炳对“工者有其股”方案十分赞同,并希望抓住机遇能一气呵成。董事会是通过了,可接下去路该怎么走呢?问题还大得很。我是中方的主要管理者,又是创办者,董事会决定让我购买当时1.5亿元总股本的2%,也就是300万股。方案也定了,账也算出来了,可是要知道当时的董事会只有干活的份,是决定不了这件事的。上面公公婆婆多的是,得由他们去讨论决定,青春宝是国有企业,就得由市政府和这个委那个办讨论研究。
当时党的十五大才刚刚结束,政府还没有碰到这么一个“工者有其股”的问题,一时决定不了。“我想改革是开不得玩笑的,我这么做,职工会怎么看我们?最后,我做出了决定,我把问题爆给新闻界,让社会各界来参与讨论这件事。”“冯根生难题”就出来了。
其实我做这个出头鸟,说穿了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国有企业的前途,为了职工的利益,也为像我一样成千上万为中国改革事业默默奉献着的企业经营者。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有人来冲破大大小小的樊篱,就是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我当时已经64岁了,我不怕什么,就站出来吆喝几下,成与不成是另外一回事。
当时有的老同志说,“冯根生还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党员就要讲奉献,我们当年干革命的时候,谁计较过自己的利益!”其实我当时就有国外的大财团三顾茅庐来请我,仅安家费就是100万美元,但我没走。我不是不动心,是舍不得自己的企业,就像自己养大的孩子舍弃不得一样。说实在的,60多岁的人再去谈钱太晚了,再多的钱也花不了多少了。可改革没有止境,我得为职工想想。上世纪70年代初,我当厂长时为职工多发了3元钱奖金就被贴满了“大字报”,说我搞物质刺激,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要斗我。在中国改革太难了,枪打出头鸟。
记者手记: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相结合,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精神。一直在探求改革突破口的冯根生感到这是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良机。1997年底,正大青春宝公司改制,从公司现有净资产中划出20%为个人股,卖给员工及经营者。董事会全票通过决议:冯根生作为主要经营者必须持有2%的股份,折合人民币300万元。但冯根生每月的工资只有数千元,根本买不起,这就是著名的“冯根生难题”:经营者该不该持国有股份?又如何持有?最后,他咬牙向银行贷款270万元,再加上积蓄30万元,买下了股份。如此,全厂职工像吃了定心丸,个个踊跃购股。
“我没有夕阳红”
冯根生口述:夕阳是最灿烂的。什么叫夕阳红?是老年人退休后,带着老婆去旅行,带着孙子去遛弯,无牵无挂的,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我说我没有过上夕阳红,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6点半以后下班,没有休息过。我昨天看了一篇名人的讲话,他说“我像奴隶一样工作了8年”。这句话对的,他像奴隶一样工作了8年,而我像奴隶一样工作了30年。现在,看着新建好的厂房,听着大家称赞这是现代化的工厂。我感觉到我的工作有了一个评论,企业发展壮大了,职工生活改善了,看着他们开着私家汽车来上班了,我也从心底开心了,也该留点时间给自己了。
记者手记:20世纪最后一度春风刚刚吹绿西湖边的柳芽,“人间天堂”又爆出一件有关冯根生的新闻———经浙江浙经资产评估事务所评定,冯根生的贡献价值是2.8亿元、利润贡献价值是1.2亿元。这次评估是冯根生“该不该持股300万元”在实践中的延续,而冯根生本人并没有因为此次评估获得1分1厘的实际利益。而自愿担起此次评估重担的浙江浙经资产评估事务所表示,企业家在企业经营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当前日益突出,对企业家做一种实证性的量化分析评价有很大现实意义。而面对评定结果,冯根生平静地表示,这对他是个安慰,对所有企业家都是个安慰。现在的冯根生说他最开心的事情还是和小孙子在一起,以享天伦,这样的满足感是多大的价值量都无法换取和评估的。
“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冯根生口述:这一辈子影响我最深的是祖母,祖母很疼爱我,对我的教育也很严。我去当学徒的那天,78岁的祖母一直送我到胡庆余堂门口。她说,家里实在太穷,但穷要穷的有志气。当有出息的那一天,你要多做积德的事情,不做缺德的事情。要尊敬师傅,一定要记牢“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这句话,我用了一辈子。
记者手记:的确,“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是冯根生用了一辈子的为人处世箴言,也许也正是这棵中国国企“常青树”常立不倒的秘诀。5年前,冯根生千方百计从全国各地找来“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获奖者,组织了一次“15年后再相聚”的活动。他说,不管这些人现在成功还是失败,他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者、奠基人,没有这批人,带不出中国的改革开放。试想,倘若没有冯根生这只“出头鸟”,中国国企改革的春天也许会来的晚一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