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与谭其骧 金光耀:朱永嘉与他的“文革”口述

【本文是为朱永嘉口述、金光耀和邓杰整理的《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所写的前言。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罗思鼎”这个笔名的,以此署名的文章在当时影响遍及全国,故有“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之称。“罗思鼎”的成员都出自复旦大学历史系,因此我在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后,不仅耳闻关于“罗思鼎”的人与事,并且“罗思鼎”成员中的朱维铮还给我们那一届授课,成了我们的老师。

我们那一届都经历了“文革”,都读过“罗思鼎”的文章,因此也知道“罗思鼎”的主要人物是朱永嘉,但那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在复旦校园里见到他的。

朱永嘉生于1931年,上海解放前他在读高中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50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但只读了两年大学,就因为学校需要干部,让他提前毕业当了专职的政工干部,担任过新闻系、物理系的党支部书记。

做了四年党务工作后,他回到历史系,开始从事业务工作,跟随历史系老教授陈守实学习明史,渐渐地崭露头角,不到三十岁就评为讲师,同时还担任着系党总支委员,是一个又红又专的青年教师。1962年毛泽东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作为在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朱永嘉听党的话积极投身其中。

他与历史系几个跟他岁数差不多的教师自发组织了一个写作集体,取名“罗思鼎”,以呼应当时向雷锋学习做党的螺丝钉的号召,显示出青年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道路、做革命螺丝钉的决心。

①1964年,“罗思鼎”小组被整体借调到华东局内刊编辑部,最初是写与中苏论战有关的历史论文,反驳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有关中国古代疆域以长城为界的论调,此后也写其他历史文章,如关于李秀成自首变节问题的《大节、气节、晚节》。

“罗思鼎”成为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子后,朱永嘉由一名单纯教书做学术研究的高校教师转而成为听党指挥的笔杆子,他的人生道路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65年,朱永嘉以明史专家的身份协助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立下一功。“文革”开始后,他又与徐景贤等一起造反,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被称为“后院起火,心脏爆炸”,是冲垮上海市委的关键一击。

“文革”期间,朱永嘉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主管写作组,创办《朝霞》、《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等刊物,实际上是上海意识形态领域的主管。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抓,作为张春桥势力根基的上海一时陷于慌乱之中,但是朱永嘉却提出要把上海的民兵拉出来,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朱永嘉出身文人,从未参与军事,此时提出此议,完全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因为这一举动,朱永嘉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判刑十四年。因此,我们1978年进大学读书当然不可能见到他了。

一直到这个世纪初我才有缘与朱永嘉先生相识。那时我自己的研究领域还在民国外交史,却有点不知深浅地在复旦给本科生开设了“文化大革命”史的课程,当然这是因为心里想着要将此作为自己以后新的研究方向,因此便不时登门找朱永嘉先生聊些“文革”旧事,他也很有兴趣地来到我的课堂上听我这个后辈讲他当年亲身经历的事情。

这样接触了一段时间后,逐渐得到了朱永嘉先生的认可和信任,最终他同意由我来对他的“文革”经历做口述访谈,而在此之前他对那段往事是闭口不谈的。

这样,从2004年开始,朱永嘉先生前后作了长达几十个小时的口述,我则帮助朱先生搜集相关资料及整理口述初稿,朱先生再在初稿上进行修改。我当时的研究生邓杰也参与其事,帮助搜集资料并整理文稿。

我们一起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朱永嘉先生从1965年“文革”前夕到1968年初近四年时间的口述回忆,有二十多万字。此后,由于朱永嘉先生手头有著述和讲课的事情,而我也忙于各种杂务,接下来的口述就搁置下来了。而已完成初稿的口述回忆也一直没有完整地公开问世,只有部分内容发表在《炎黄春秋》等刊物上。

近些年“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已出版了不少,其中有在“文革”期间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如聂元梓、吴法宪、徐景贤这样的人物。朱永嘉虽没有这些人那样显赫,但他的“文革”经历却十分独特。“文革”是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而以1976年10月初“四人帮”在怀仁堂被抓以告结束。

1965年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朱永嘉是“罗思鼎”的负责人,作为明史专家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而到1976年10月,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是上海“武装叛乱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可以说,“文革”的大幕拉开和落下时,舞台上都有朱永嘉的身影。

由于朱永嘉在“文革”中的特殊经历,他的口述回忆自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作为一名整理者,笔者对这一口述的特点略做介绍,并评析其史料价值。

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文革”初期上海的一些重要事件,是朱永嘉“文革”口述回忆录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其最重要的价值。“文革”前夕,朱永嘉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即“罗思鼎”的组长。因为这一身份,姚文元接受任务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就来找他帮忙,要他提供明史中关于海瑞的资料。

朱永嘉当时才三十出头,按今日的说法还是一个青年学者,但对明史研究已有很深的钻研。1963年冬,吴晗为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事来上海开会,朱永嘉与谭其骧一起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他有时间当面向吴晗谈自己的研究心得。那时他的研究重点在明朝后期与明清之际,他就谈了他对明末的社会问题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王朝覆亡的原因等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深得吴晗的赞赏,以至于吴晗向谭其骧提出要收他为学生。

但朱永嘉此时已拜陈守实为老师,感到转而去拜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为老师是不合适的,此事于是作罢。我们可以看到朱永嘉虽要努力做一颗又红又专的螺丝钉,但骨子里仍有传统文人的气息。

姚文元最初找朱永嘉时并没说明要批吴晗,只是要他提供有关海瑞的资料,因此他提供的第一份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当然是作为正面资料提供的。朱永嘉是在看到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时才知道要批吴晗,他在回忆时说那时已无话可说,更不要说给吴晗打招呼了。

朱永嘉此时是共产党员,按共产党员的党性来说,他对这一批判不会有任何犹豫或怀疑,因为他把这看成是党交办的光荣任务。而吴晗至死也不知道姚文元这篇置他于死地的文章背后有他所欣赏的研究明史的年轻人朱永嘉。历史竟如此捉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