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最后回忆pdf 《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15

商量定后,我就爬到驾驶座隔壁的广播员的座位上,用上海话讲开了:“昆山县的乡亲们,你们好!”我的上海话口音跟昆山话比较接近,九只高音喇叭响得不得了,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些广播设备的音量是如此强大,整个城市都为之震动,而且广播后马上传来回音:“昆山县的乡亲们,乡亲们,你们好!

你们好!……”全昆山城都听得见广播的声音。接着,我讲了赤卫队与造反队的矛盾,是上海市委内的走资派挑动的,现在赤卫队要上北京告状,造成铁路交通中断,给昆山带来了压力,所以上海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到昆山来,是来与你们并肩战斗的。

我们共同的任务是啥?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文革的精神,动员赤卫队员回上海去抓革命、促生产,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我用上海话宣讲的时候,窗子外面安静下来了,我最后说,昆山人民一定能够坚决执行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司令部,指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各地的代理人。

同时我也向赤卫队员宣布:上海已经开来几百辆空的大卡车,准备把你们接回去,我们保证不打不骂,不侮辱你们的人格,保护赤卫队员的人身安全。

我讲完后,要昆山县委书记讲话。那个书记很谨慎,在我广播的时候,他写了一个简单的稿子,他说:我们昆山县委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我们要跟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我们要坚决按照周总理和中央的指示办,希望赤卫队员立刻返回上海去,就地闹革命。

他讲的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话,总的意思是希望赤卫队返回上海。

我和县委书记讲话后,广场上、大街上气氛还不错,我觉得广播有了效果。 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车上有两个北京的红卫兵嫌县委书记讲话的调子不高,要他在广播里承认昆山县委挑动昆山人民斗上海造反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错了。

那个县委书记当然不肯。这一来就闹僵了,当场就在车里争执不休。我提了一个折衷的办法:由红卫兵把这些话写下来,叫县委书记在红卫兵写的东西上签个字,由我们代为广播,那书记还是不答应。

书记说我要下车了,红卫兵硬把他堵在门口,双方就吵起来。下面的人看到了就喊:“不准扣留县委书记!”这时,县委的两个接待员从外面动员了好多人来,围在车子旁乱叫:“把县委书记放下来”!

“我们要县委书记!”一边叫一边有好几百人拥上来,车外负责保卫的红卫兵简直没法招架。我一看情况不妙,就说赶快放人算了,再不然要出大事情了。车门嗤啦一开,书记赶紧溜下去了。驾驶员慢慢开动车子,外面围着的人在车身上敲呀,打呀,追个不停,骂个不停。

二百多个同济红卫兵手挽着手,保护了广播车,这才慢慢让车撤出昆山城。 路遇持枪民兵的拦截 车驶出昆山后,我们把在昆山的赤卫队交给“工总司二兵团”,由他们负责送回上海,但另外到苏州去的那一大批赤卫队员,还必须把他们动员回去。

车上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利用这辆广播车,到苏州去继续做赤卫队员的动员工作。于是广播车又朝苏州方向开去。 时近黄昏,大家感到又饿又累,大部分人开始在车上打瞌睡了,我也靠在广播员的座位上闭目养神。

突然,大家被急刹车惊醒,一看车前有几十个民兵拿枪对着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昆山县委的那几个人跟下面的公社都有联系,我们的车子开出后,他们就打电话到公社,叫农村的民兵在公路上堵截我们。

有几个拿枪的民兵,上车就把驾驶员和同济大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带走了,等了很久也不见他们回来。 天色昏暗下来,车子前后都有拿枪的民兵看守。车厢里很黑,只有车头上亮着一盏很小的灯,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不晓得两个人被带走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同时也担心会不会把全车的人都押到公社里去。

正在这时,一个北京红卫兵悄悄地跟我说:“有一个‘备用’的驾驶员,刚才正好在车子后座上打瞌睡,民兵没有发现他。

”这正是天无绝人之路,那位驾驶员也悄悄地跟我讲:“等一下趁民兵们没有防备,我开车就跑。”我当时觉得,这个办法不太好,万一我们走了,那两个被他们扣下来的人怎么办?北京红卫兵说:“没关系,只要我们的车一走,他们就可以脱身的。

” 车上大家都静悄悄地等着机会,装出打瞌睡的样子。过了很久,车外民兵看车里没有什么动静,有点松懈下来。开始他们还在车门外兜来兜去地巡逻,到午夜就开始打呵欠了。

天气很冷,他们在外面不停地跺脚,接着,前面的几个民兵又拿着枪到车后找人聊天去了。抓住时机,后座的驾驶员轻手轻脚地从后边爬到驾驶座上,猛然一踩油门,发动了汽车,汽车“轰轰”地震动几下就往前开去了。

车上的人都有准备,下面的民兵却想不到车子会突然发动,他们慌了手脚,在后面奔着追,边跑边叫:“快停车,快停车,不然我们开枪了!”北京红卫兵胆子很大,在车上对他们喊:“量你们也不敢开枪!”果然他们不敢开枪。

驾驶员加大油门,一口气开出好几公里。这样,大家总算逃出了昆山地界。 天蒙蒙亮时,大家看见公路边竖着“到苏州××公里”的标志,都感到脱离险境了,我也松了一口气。车子进了苏州城,驾驶员找了一家面馆,满车的人下来,唏哩呼噜地每人吃了一碗面,然后把车开到苏州医学院,与那里的红卫兵联络。

我进苏州后,看到公共汽车站、大路转弯处等已经贴出了用毛笔写的大字报,内容就是周总理给陈丕显的指示、张春桥给徐景贤的电话等,我心想上海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已经把宣传工作做到苏州了。

我们因为一夜没睡,都累死了,可是苏州医学院的红卫兵说:“住的地方都满了,没办法招待,委屈你们在车子里休息一下,车子就停在我们院子里。”这样,大家只好坐在车上打了一个盹。

在苏州动员赤卫队回上海 太阳升起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行动,向苏州各方面了解情况,进行宣传。当时跑到苏州的赤卫队员大约有一千多人,有的还留在火车站,但大部分人已跑散掉。

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他们返回上海。我找到“工总司”设在苏州火车站的一个联络站,负责人正好是上海国棉十九厂的工人诗人李根宝,和我很熟悉的,我们就一起商量由他去和铁路局打交道,调动车头和车厢把滞留在苏州的人送回上海。

我则继续做宣传工作,那天我整天坐在广播车的播音员位置上,请驾驶员开着车子在苏州市区里沿着不同街道、不同路线不停地绕行,我用上海话反复地广播,我发现苏州人都听得非常注意。当我们到昆山和苏州宣传以后,苏州和昆山两地的居民也形成两派:一派支持赤卫队,一派支持造反队。

当时我们还自豪地说这次把昆山和苏州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实际上是把上海的大乱乱到昆山和苏州去了。 经过劝说,在苏州的赤卫队员们被集中到苏州郊区的一座大庙里,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下午四点多钟,陆陆续续有六、七百名赤卫队队员在那里报到。

“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上海“工总司”都在那里设立了接待点,赤卫队员在那里报到后,给每个人发面包,分别编组,最后由造反队训话。

赤卫队员们当时已士无斗志,他们到了苏州后,铁路已经中断,到北京告状在事实上已无可能,所以也都归心似箭。有些赤卫队员还买了采芝斋糖果、苏州豆腐干,拎了大包小包,急着返回上海。 由于铁路中断,上海到昆山、苏州、南京的火车都停开了。

我们派人与铁路造反联合司令部(“铁联”)联系,从下午四点多钟一直谈到晚上十一点钟,才弄到一列从苏州发往上海的火车。那辆列车里的灯全部是幽暗的,好像鬼火一样,火车不属正常运行,也不是正式班次。

赤卫队员们纷纷拥上车,造反队员、北京、上海的红卫兵和我们也都上了车。火车开开停停,速度非常慢。我想,总算把这七、八百人拉回上海,也算完成了任务。听说,昆山的那部分人经韩哲一、马天水在那里做了动员工作,已经被耿金章的“二兵团”送回上海。

至此,“昆山事件”基本上告一段落。 从苏州回上海的路上,火车上挤得满满的,大家都很累了,有几个青年索性爬到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睡觉。

我也感到实在太疲劳了,就拿了一个面包,跟着他们爬到行李架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火车行李架上睡了一个好觉。一月三日早上,火车开到上海,我赶快让同济大学红卫兵问了一下,回答是那两个给昆山民兵抓走的司机和红卫兵已经被放了出来,他们比我们先回到了上海,我这才放下心来。

我回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马上找来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仔细读了几遍,看到里面传达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谈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只是在文字上稍有修改,改成“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开始!”我心里想:我已经在江苏昆山尝到了全国全面内战的味道啦! “昆山事件”是上海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对保守派的最后一次大较量,自此以后,上海最大的保守组织工人赤卫队就彻底瓦解了,上海的文革进入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的新阶段。 (第六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