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求是 陈锡文解读1号文件:“亮点”是怎样亮起来的

——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

记者:春节之前,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和全国人民见面了。选择这个时间发表这个重要文件,您认为中央有什么考虑?

陈锡文:今年春天来得早,我理解,中央就是要尽早给全国农民一个明确的信息:去年已经实行的好政策不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减,支持的力度还要加大。原原本本地把中央的政策交给群众,便于他们抓住农时,安排来年的生产和经营。

记者:您怎样看待去年的农村形势?

陈锡文:去年对农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年。粮食增产之多,农民增收幅度之大,确实出乎意料。去年粮食生产扭转了1999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比上年增产776亿斤,是建国55年来的第五个高产年,也是粮食增产最多的一年。

增产770多亿斤是个什么概念?接近我国粮食产量最高的河南省一年的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比上年增长了6.8%,是1997年以来最高的。粮食产量的止跌回升,农民收入增长的明显加快,应该说是去年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

记者:前些年,全社会对农业的关注不断升温,“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不绝于耳。农民负担问题、农民失地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连续几年成为“两会”代表反映最集中的热点问题。到了2003年,连曾经吃不了、存不下、卖不掉的粮食也开始紧张,大家都在问,中国的农业到底怎么了?

陈锡文:回过头来看,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大家对农业还很乐观,从1995年—1999年,粮食连续5年丰收,其中有3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农业,粮食充裕,价格便宜,按当时的观念,这就是农业形势好的标志了。

其实这个时期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困难的时期,农民手里有粮没钱,农村社会积累了很多矛盾。粮食的增长其实已经潜藏着很多危机了。2000年,农民收入问题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受到高度重视,会议期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句话专门被加进文件。

记者: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对这些问题可能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陈锡文:事实上,世纪之交前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农业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首先,粮食连续5年丰收,社会库存猛增,供求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粮价持续低迷达7年之久。

其次,2000年我国宣布实现总体小康,GDP翻两番,人均达到800美元。城镇居民收入提高较快,其消费结构随之快速变化,到2003年恩格尔系数比10年前降低了13个百分点,这在古今中外都没有先例。这表明城镇居民生活费开支的新增部分主要用在了房子、汽车、子女教育、通讯、旅游等方面,而农产品供给的能力提高了,但市场的扩大却更困难了。

第三,新技术革命带来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使乡镇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困难。到1996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达到1.35亿人,但是此后的7年,这个数字却是减少的,直到去年才重新超出。这表明,通过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也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第四,经济全球化浪潮涌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提供了机遇,但也带来了国外农产品进口可能增加的压力。

归结起来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明显提升,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农业的比重迅速下降,创造新的财富,主要靠非农产业,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向城市集中,而农村人口却没有相应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

57∶1扩大到3.23∶1。到2003年前后,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1亿亩,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两亿多亩,粮食连年减产,年产量的峰谷之间差了1600亿斤,相当于两个河南省颗粒无收,农民收入的增幅多年在低位徘徊。农村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此时向国民经济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

记者:新一届政府对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这些问题是怎样认识的?

陈锡文:中央高度重视农业是一贯的,但是经济发展有阶段性,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更深刻了,思路更清晰了。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2003年中央关于农业农村工作意见中,要求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2004年的中央1号文件,更是对去年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出现重大转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记者:在时隔18年之后,中央决定重新把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定为1号文件,是一种特殊的安排吗?

陈锡文:尽管序号并不能完全代表文件的重要程度,但是2004年把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作为1号文件,确是中央特意安排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专门制定一个促进农民增收的文件,这在我国建国以后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三农”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应该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2004年1号文件就讲农民增收,就是要起到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农村改革初期,从1982—1986年,中央连续5年,每年发布一个1号文件,曾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实现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给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时隔多年,但许多农村的干部、群众仍对中央1号文件怀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农村工作文件作为2004年中央1号文件的提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

为此,按惯例应该在2004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特意被提前到2003年年末,使会议的文件顺理成章地排在来年1号的位置上。(江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