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华宫鹏 清华教授宫鹏: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九点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面向大众的教育和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的层次和发展规模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   

高等教育是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它肩负着发现和传播最新知识、造就会学习的人才、创立新思想、引领社会风气的重任。大学是开展高等教育的主要场所。经过最近10多年的建设,我国大学的硬件设施比许多国际一流大学还好,我国在校大学生的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

但是,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离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些差距,还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过去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一些困难和问题。

如在追求学生数量和办学规模时没能保证质量;在大规模扩大教师队伍时产生一些不符合职称条件的教师;在追求学术论文成果时出现片面追求数量甚至少数人学术造假等问题。此外,经济发展加大了贫富差距,贫穷学生上不起学等问题也日益凸现。   

温家宝总理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文中对制定我国2009年至202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作了高屋建瓴、全面精辟的论述,提出了中长期教育规划的指导思想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要求全社会高度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第一个教育规划,充分发扬民主制定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规划。

根据温家宝总理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提出的要求,笔者对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九条建议。仅供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参考。   

建立常设性学术评估管理机构   

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处于高速发展期,高校存在人治高于机构和制度,规章制度不完善,甚至有规章制度不能很好执行。管理人员官员意识浓厚,服务意识淡薄等问题。不少管理人员持有为上级办事态度,对学校教师和学生主体,在常规事务上拖拉低效,对新生事务消极、被动或不作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管理部门更加彻底的管理、约束、规范、引导和培训。   

政府加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保证教学质量,而不是约束大学提出的合理发展需求;应该鼓励多样化办学,大学办出特色,而不是让每个大学都追求“大而全”,千篇一律。管理是为了更有效地推动高质量办学,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是为了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更加健康地发展。显然,不论是政府还是高校本身都应该树立“管理是服务”的意识。   

大学是在管理层服务、支撑下,开展高级专门的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的机构。其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教学机构的理想模式是有优秀的管理层来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教、学、研积极性,有优秀的教师和学生促进更好的大学管理。这个三方面的良性互动,有利于营造和谐发展、名师涌现、优秀毕业生云集的局面。

大学办学的宗旨、目标和任务应该由教师和管理层共同制定。管理层的主要责任就是保障教学科研的顺利开展,从而达到出高质量人才的目的。衡量大学管理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教学与科研质量的高低。

办学质量的高低是高等教育管理的目的,但需要通过学术评估来实现(当然也可以对管理方式和过程进行评估,与学术评估相似,在此不赘述)。   

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一般通过各种教育评估或评审来完成。评审人员多从国内专家中挑选。为了加强学术(管理)评估,建议在教育部设立专门的评估机构,下设评估中心,构建评估专家库,特别建议吸收有经验的境外专家学者和管理人员作为候选人。对于一项评估任务,专门成立的评估机构负责搭建评估队伍,而事务性工作可以通过社会中介机构、专业学会或国际咨询机构来完成。   

构建由国内外专家组成的评估队伍,有利于达到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要坚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要求。邀请境外专家参与评估,优点是没有个人或单位的利益,可以更加客观。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员能够带进更加广阔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对自己定位。

其缺点是有些意见不一定符合国情,需要鉴别、挑选,因此对评估组织者提出更高要求。此外,我国管理层在筛选境外专家、联络沟通方面的力量比较薄弱,因此要增加工作量。   

对于重大的个人成就(如教授提升、博士论文、优秀学者奖励等),重要的政府投入(如多校重复建设的重点学科、大型机构和大型设备投资的必要性)等,听取境外专家的意见,会提高评估的可信度、社会认可度,保证评估的标准,因此对教学科研质量的提高大有帮助。   

长期评估应该通过用人市场的反响和同行认可度来衡量,小到一个毕业生的成就,大到一个专业或学科,甚至一所大学的综合办学水平。美国的国家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大约每10年左右对研究型大学进行专业评估,主要通过向大学索要所需材料,对科研管理者、主要的社会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和著名学者进行问卷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为期数年的研究评估,公布研究型大学专业实力排名。

面向世界加大优秀教师和管理人才的招聘力度   

“有水准的科技人才还少了些,就是那么薄薄的一层。像你们这些人一出国,国内就找不到什么高水准的人接替。”这是陈省身在回答吴德元提出“中国发展科技,除了钱以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时说出的一番话。   

对人才的竞争自始至终都应该放到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是立国之本。事实上,国际上的人才竞争早已白热化。例如,进入21世纪,加拿大为了防止有高度创造力的教授流失到美国,实施主任教授的国策,通过高薪和配备助手的方式在全国聘任主任教授。   

1978年以来,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计划得以贯彻实施。如今,已经全职回国的广大留学生对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我们派出的超过120多万留学生当中,仅有30余万人回国定居。

还有约100万人滞留海外。上世纪90年代,国内流行这样一种说法,留学生不一定要回国发展,如果国内条件不成熟,留在国外同样可以为国服务。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留学人才需求的增加,国家陆续出台“春晖计划”、“百人计划”、“长江特聘教授计划”、“千人计划”等招徕海外留学人员。

这充分表达了祖国对海外留学人员归国服务的殷切期待。但是,由于政策、待遇、同行排挤(国内国外都有)等原因,仍有一大批最优秀的人才要么回来后不能最后扎根,要么只是观望,根本就没有回国。   

政府对高层次留学人员是欢迎的,大学和公司同样认识到其重要性,但是,在资金支持、管理人员选拔方面,国外回国的高层次人才还是遇到不少困难。其实,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从总体上看,不管高层次的人才回来多少,时间多长,对国家都是有利的。

有些技术和技巧,往往是国内摸索很长时间无法解决的,国外的工程师、研究人员回来很短时间就能解决。这种“捅破窗户纸”的作用无时无刻不在暂时回国的海外留学人员访问过程中发生着。其实,两国跨职的现象不只是在我国留学生当中存在,别的国家之间也有。

但是,我国目前这种领着外国薪金在国内工作很长时间的留学人员,应该是世界上最多的。这充分显示了我国文化的凝聚力。   

国家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欢迎这些短期回国的留学人员参与到各项工作中。珍惜他们在国内取得的成果,培养的人才,拉动的产业等。因此,建议国家加大对能够在国内工作一定时间,能够建立研究或技术开发小组的海外留学人员的支持力度。

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划出海外留学人员特别支持资金,加强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的事业支持力度。对这类资金的评审工作聘请海外学者进行专门会议评审。   

此外,我们国家的发展需要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我国应该学习美国,把吸纳外国优秀人才的工作逐步做好。建议国家大力支持吸引优秀的外国科学技术人员到中国工作。对此,我有两条建议:一是给予他们在科研支持和工作环境上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

对他们的生活适当按照他们的习惯增加照顾。二是加大外国来华留学的学科范围,我国自古就是周边外国人留学的热土,为国家发展和多民族交融打下了良好基础。通过敞开科学技术领域的留学工作,既帮助其他国家培养人才,培育友谊,顺畅国际交流,又可以挑选愿意留下的外国人继续在我国工作,成为我国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人才资源。   

虽然科学与技术门类繁多,少数基础科学天才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技术员、工程师的大量培养和产生不是偶然的。在我国,要避免重科学轻技术或工程师的现象,我们国家更需要技术员和工程师。美国硅谷的奇迹主要不是科学家创造的,而是熟悉市场的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工程师共同创造的。

在生物技术的发展上,要成为出色的科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优秀的生物实验员、工程师,下一步才能实现自己的奇思妙想。必须认识到对国民经济建设能够较快起作用的是企业管理和工程与技术学科。

我们虽然能够较容易地通过阅读科学刊物和国际合作与交流获得最新的基础科学发现和理论方法进步的知识,但是关键技术的窍门很难通过书本知识来获得。因此,不惜代价吸引、招聘掌握关键技术的工程技术和实验技术人员,不但要把他们招聘到企业当中,还要把他们充实到高等教育的教师队伍当中。

而后者显得更为迫切。国家在吸引顶端科技和工程人才方面,应该从社会环境改善、政策与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更多尝试,从试点抓起,探索与总结吸引人才、建设和谐高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的体制与机制。

对新学科设置的具体建议   

目前,一些过时的专业学位更改和新的专业学位设置较慢。这不利于大学凝聚力量创办新学科,颁授符合社会需要的新专业学位。根据笔者个人的经历和经验,建议尽快创建下面几个新的交叉性学科。   

1.乡村环境保护与公众健康。我国“三农”问题是国家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环境保护的重点设施和治理集中在城市。有研究表明我国空气和水质污染超过50%源自乡村。例如,在化肥和农药市场大力推销的作用下,农民超量施用比较普遍,既造成了富营养化破坏了水环境,又危害农民健康。

如何从农村生产活动源头防范对环境的破坏和公众健康影响,如何修复已经破坏的环境,需要大量的人才。建议国家在乡镇一级设立一个环境保护员,像促进农业生产设立技术推广员一样,他们的职责是在广大农村指导环境保护和防止环境破坏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

建立乡镇环境保护员,需要综合多学科知识。如果国家采纳建设这样一只“绿色军队”的建议,我国需要3万~4万乡村环境保护员。

由于一个大学生工作的年数大致在30~40年之间,按照正常退休轮替,每年需要培养(增补)1000名这样的专业毕业生。如果要迅速建成这样一只“绿色军队”,要么通过职业培训,要么通过更大规模的专业教育。   

2.职业公共卫生与法律保障。随着我国不断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从事我国以前没有的职业,由于要雇佣的工人较多,每种职业都有相关的职业公共卫生问题。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迫切需要雇佣这样既对我国职业卫生相关管理、法律、医疗保障等都熟悉,又能够辅助外国公司合法开办工厂,保护工人健康和雇主的利益的这样一类专业人士。

按照在我国不断增加的外企规模,对这类服务需求也很大。建议在教育规划中有所考虑。   

3.地球系统科学(Earth System Science):针对地球系统多圈层交互作用开展研究与认知的一门多学科交叉科学。它不同于任何一个传统的地学学科,因为那些学科都是针对地球的某一部分专门研究和认知的。

自从1987年美国国家宇航局为了对全球变化研究提供学科支撑而带头提出这个科学概念以来,美国数所大学兴办了地球系统科学多交叉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有的大学还设立了相关的专业或系,颁授地球系统科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位。

国外大学这种自主的灵活性,似乎在我国目前还做不到。往往为一个名字,大家可以争论不休。尽管这个名称反映了地学多学科交叉的必然趋势,但是还没有完成学科设置,因此没有办法名正言顺地招生。尽管如此,2000年南京大学创建了“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

在徐冠华先生的倡议下,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创办了“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2009年创立了“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积极建设这个学科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不论是我国未来自身的发展还是世界人口和经济的发展都会进一步加深对资源的高度依赖,并加剧对环境破坏。未来几十年世界和平的前提,是世界主要国家之间能够妥善处理好全球资源再分配和减缓环境恶化的问题。否则,战争和区域冲突不可避免。因此,我国必须重视过去50年来全球已经出现的资源和环境危机。开展危机意识的教育,使国民了解这些危机的潜在后果。

对地方和私人参与办学的建议   

我国省、市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过去一般以省市政府工作备忘录的形式签署对高等教育的配套支持。建议地方政府对国家(教育部)管理的高校的支持列入地方财政的常规支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最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经费不受到单一的国家财政变化的制约。

国家直属的高等学校一般聚集着我国最多的优秀教学和科研人才,吸引着最好的生源。富裕的地方政府没有理由以这些学校应该由国家支持为借口,把经费重点用于非国家直属的地方性高等学校。这是对我国最好的高等教育“釜底抽薪”的做法。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定得分清层次,对高层次的高校要给予重点财政支持。   

由于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10~20年后我国教育事业将高度发达。国家投入会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高。同时,企业和私人办教育的事业将更加兴旺。目前大学募集社会捐助的力量比较薄弱。筹集捐助的渠道主要集中在大的公司。建议大力吸收国外著名私立大学募集社会和私人赞助的经验,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得到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   

鼓励科研院所与大学联合办学   

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学科不断深化和渗透交叉,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动力和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源泉。所以学科交叉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和其他专业部委下设的研究院(如农科院、环科院、林科院等)主要是按专业办所,因此具有专业深化的优势。

大学有多学科交叉的优势。解决人类发展面对的全球变化、资源(能源)匮乏、环境恶化等难题,需要深入的专业化,更需要大跨度学科交叉。在这方面大学具有优势。如果,国家的科研院所能够和大学联合办学,就能既发挥专业深化的优势又利用学科交叉的优势,因此能够相得益彰。

我国的国立研究所与大学合作,可以通过鼓励本科生到研究所兼职或实习,鼓励研究员开设一定数量的本科教学等,使大学生较早地接触专业研究,能够更好地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也有利于改善国立研究所的研究生的生源,更好地选拔未来的科学研究后备人才。   

提高高校管理水平的建议   

我国高等教育的优势在于政府主导,举国之力办教育。这有效率优势,但这种行政指导和快速的投入方式如果不能建立在经过充分思考而产生的稳妥可行的规划上,就会流于形式,造成大的资源浪费。国家经费增加很快,又要求必须在短时间内花掉,往往从计划到经费花完在一年以内。

而大学在被通知报经费申请计划之前根本没有任何调研和准备,因此,很多计划费用落实到大学时,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因此,也不能发挥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对发挥举国办学的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同样重要的是学校自身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还要制定既不随行政领导变动而改变,又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学校的规划必须切实可行,不是随意的、临时的。此外还要处理好学校规划与国家的中长期规划的关系,使国家教育规划通过各个学校的规划得到贯彻落实。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认为钱学森对温家宝总理的上述谈话,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提出的批评。   

我国高校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在大学的行政层,即校级领导和中层管理部门。我国高校的管理本来就比其他国家复杂。在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之上还有我国特有的政治管理。目前提高管理水平的做法是选择高校管理人员到国外培训。

事实上,要创办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虽然需要了解国际通行的办法,但是更需要研究制定符合我们自己的管理办法。因此,建议邀请国内外擅长教育管理的人员在高校中不断开展岗位培训,甚至参与我国高校管理。对新聘任的管理人员,需要严格的上岗培训。有了优秀的管理队伍,加上明确的分工协作,才能对大学的运行进行有效管理。   

有人把高校管理落后的根源归结到大学管理层由上级任命上。这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只关注和服从上级意志的官员,一般不能发挥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解决的办法主要应该采取服务对象代表选举行政管理负责人的办法。这是个迫切需要尝试解决的管理体制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提高高校师资队伍素质的建议   

教育的成败在于教师的水平高低。一个学校没有一流的教师,就不可能有一流的教学和科研成果。研究型大学的教师肩负着传授最新知识、发现新知识、服务社会三重任务。教育型大学的教师对科研任务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教书任务更重。  

我国的大学正处于快速扩张期,因此,许多大学没有定格,都希望做研究型大学要做的事。近年来,一般大学不满足于现状,纷纷追求升格、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这都是目前大学定位不明确所造成的。要升格,就得有一定数量的教授,所以,近些年我国教授数量猛增。

伴随这一过程的其他弊端也纷纷呈现,如学术造假,不以学术标准作为职称提升的唯一标准,以多的教学工作量、争取到多的科研经费替代学术成果。许多博士生导师自己还没有完全弄通做学问的套路,也没有努力钻研学问的积极性。因此,科学研究能力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种不良状况在我国比较普遍。   

我们教师队伍的发展必须两手抓:一手严格依靠评估杠杆,推动教师队伍自身的成长;另一手就是采取积极措施面向国际市场不惜代价不分国别和人种广纳贤才。评估必须坚持学术唯一的标准。一个人争取项目的多少不能作为大学教授的衡量指标。

否则,指挥棒误导只能形成一堆坐拥研究经费的“承包商”。不能从根本上建立和推动我国学术标准的建立和提高。梁启超曾在推荐没有国外学位的游学人员——国学大师陈寅恪时这样评价他,说自己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一篇论文。可见人人心中都有衡量学术质量的一杆秤。只是需要通过建立合理的机制唤起学术界的公正风气。特别需要没有利益冲突的第三者参与评估。

对于“承包商”式的学科带头人,建议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科研项目经费与课题负责人工资脱钩,解除科研课题提成,实行科研岗位工资定岗工资制,打入预算,实行财政直接拨款,严格管理执行。目前,国家科研项目人头费太低,随着科研人员工资的提高,人头费在整个项目中所占的比例应该逐步增加。

目前,我国合理的人员费比例应该高于项目经费的50%。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平均科研经费支持力度太低。但是我国的科研成果主要产生于这些大学。因此,国家应该大大加强教育界的科研经费投入。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建议

研究生教育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不同,其质量比数量更为重要。早在10多年前,徐冠华先生就指出:“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研究所或实验室,国家造就和培养一个尖子人才是在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个中学生、大学生的基础之上获得的。”很显然,丢失一个尖子人才,从人才培养的费用上也损失巨大。研究生教育的成败关乎中国教育未来的根基与命运。

我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大部分是研究生或刚毕业的年轻学者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这些人是将来我国科研的主力也是大学教师队伍的主要来源。但是,总体上看我国研究生的质量相对比较低。主观能动性差,基本没有自己确立研究方向,主动按兴趣开展研究的能力。

例如,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找到相关的教授会提出“我想做……”而我国研究生则绝大多数提出“老师您要我选什么课?您要我做什么?”等问题。这类问题往往贯穿于研究课题的全过程。

有些老师也习惯于支使学生,把学生和年轻科研人员当成“奴隶”。很多研究生成了按照既定路线(不管对错)完成课题任务的工人。缺乏基本的批评、分析、比较、选择、反复检验各种假设、形成理论的能力。因此,国外的教授在接收国内毕业的博士做博士后的时候,经常感到他们多是比较熟悉某种技术的工人,没有多少研究能力。

有一个在国内最好的大学的生物系学习10年的博士,到了美国高校的实验室,曾经当着出访美国的科教界某领导的面声称自己国内10年的学习不如在国外实验室学习4个月。加州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普遍反映国内出来做博士后的研究人员到他们实验室,基本上需要从头培养。

针对我国目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问题,国内有些导师采取延长毕业时间的方式。研究生培养时间不要一刀切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国内有些导师不具备指导研究生的能力,即使延长学制也起不了多少作用。我国研究生培养水平存在的关键问题还是出在研究生导师的水平上。

不能只靠国内研究生导师的力量改变这一局面。建议对研究生教育采取“宽进严出”的做法。这样既帮助克服国家就业困难,又满足指导教师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还能给大量热爱研究事业的青年人提供机会,这是共赢的事。

建议不要对研究生研究年限作太多限制。在加州大学,文科研究生平均毕业时间为6~8年,理科5~7年。只要对研究生毕业论文进行严格保密的外审,要求像国际杂志评审论文一样修改,直到通过为止。或者规定博士研究生必须完成几篇经过严格国际审查通过的杂志论文,才能准许毕业。只要严格把住毕业关,就一定能提高我国研究生的质量和水平。

改进评奖方式

我国的各种评估、评审、评奖门类众多,如实验室评估、重点学科评估、“863”、“973”、科技支撑项目等立项评估、中期评估、年度评估、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校级/国家级优秀教师、校级/省级/国家级优秀毕业生、各种科技奖励等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

同一件事情,单位要评审、上级主管要评审、国家还要评审。科研人员疲于应付各级评审,也浪费了评委们大量本可以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而这里多数评估是国家行政部门主导的。

每种评估都有一定的合理初衷,但是不一定能达到预想的目的。由于各类评估、评审、评奖常常是同一组“运动员”和同一群“裁判员”,而且要经过报材料—面上评—口头答辩等程序,弄得大家疲于应付。申请材料华而不实,空洞无物,评审者一般由已经不在科研第一线的人担任,由于对专业理解不深或没有精力顾及而提不出切中要害的评议意见。

在评审会上就是数获奖次数和层次、数论文,再就是听报告做得好坏,根本没有时间看工作到底做得如何。

评审导向严重影响那些只能跟踪和模仿他人的科研工作者的工作方向。非科研第一线的评审人员对具有独特学术思想和创新能力的人,往往不能从其项目建议上鉴明优劣,使非主流研究难于胜出。由于我国文化传统基于情面和裙带关系,在评审中仅从国内科研人员中找寻专家难于实现评审的公正和公平。

还有一种危险的认识,认为替单位出去汇报,能吹得让领导和评委高兴就好,会“忽悠”成了上级单位选拔所辖单位领导或代言人的条件。长此下去,势必助长浮夸、虚报和弄虚作假。据了解,国内不少评审是形式化的,不必要的。

建议取消通过潜在获奖人答辩的评审形式。诺贝尔奖虽然没有获奖候选人的答辩,成果依据可能就是一篇科学论文,为什么会受到举世的认可和追捧?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章、各种学会优秀论文奖励,没有一个是靠答辩获得的。同样上到国际著名学府、下到国际著名的学科,没有一个是靠校长或系主任申请材料写得好、答辩好而享誉世界的。

我们国家教育和科学已经深入细致地发展到没法靠一批评委来决定优劣的程度了。评奖也得由活跃在教育或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和科学家所组成的同行专家来承担。最好是国际同行来承担评议的任务。在美国和加拿大,专业学会的最佳论文奖励一般是科学研究最后的评定。

一个3~4年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在美国或加拿大一旦立项,不会再有中间评审、项目结题鉴定、报奖等。大型课题一般每年单独或利用科学年会的机会召开项目会,以利于科学家们互通进展。一个项目开展得好坏由发表论文的质量,专利申报情况,他人对成果的使用情况来决定。

小结

我国发展高等教育一定要有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发展的视野。必须教育国民从自己做起,积极改变生活和生产方式以应对未来全球面临的人口膨胀、资源和能源枯竭、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等巨大挑战。大学的成败关键靠合理规划与管理。

规划定位准确可行,管理到位,就能招聘到需要的合格教授。有了合格的师资,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学生。我国未来接班人的质量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投入和政府的正确引导,需要大学管理层服务到位,需要一大批优秀的教师,这三者缺一不可。

政府的资源投入和对管理者的监督是重要的保障,管理层树立对教师和学生的服务意识,保证学术评估质量——做好教师聘任评估和学生毕业评估至关重要。在教学与科研评估过程中,一定要逐步走向国际化。一定要努力把世界上最好的人才吸引到我国来工作,不能来工作,就多请他们参与我们的评估。

最后,我国大学创办与发展要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国情。在此基础上,如果要建设一个具有世界先进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大学或系科,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要建立一个由国际著名专家教授和有丰富管理经验的管理者组成的指导和评估小组,负责聘任教授和最高管理人员。我国短时间内仅用国内科技力量难于建立由国际级科研第一线学者组成的评审队伍。我们必须大量利用国外专家资源来完成这一任务——采纳国际通行的评估机制和手段;面向世界不分人种和国别招聘最好的教师,提供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待遇。

按照国际惯例实施教师学年制(9~10个月)薪资,鼓励另外2~3个月的待遇通过项目申请来获得。每6个学年给予高校教师一年的学术休假待遇。给予每位新招聘的教师足够的启动经费(支持前2~3年的开张费用,不同学科不等)。

对每位招聘教师初期给予6年的试用期,对教师个人成绩在聘用第二年末进行中期评估,到第五年末进行是否永久聘用的评估。由上述指导小组负责组织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