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交锋 1998:《交锋》巨浪(马立诚/文)

1998年4月4日下午两点,在北京大学风入松书店,来自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知名人士,及首都三十几家新闻媒体的代表,举行《交锋》研讨会。

会议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风入松书店总经理王炜主持。他说:“《交锋》自3月5日出版之后,二十多天就卖了15万本。仅风入松书店一家就卖了1500本。”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者之一孙长江说:“思想解放以后还有没有标准呢?有。因为历史总要前进,要前进你就要认识,要认识就要有个标准。要么就用固有教条的标准,要么就用实践的标准,当然要用不断前进的实践的标准。所以思想解放是永恒的主题。你要把思想解放分成几次也行,但它根本上是一条河流,后浪推前浪。只要思想还活着,就有束缚和解放的斗争。”

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说:“要维护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社会科学如果随风转,就做不到科学,假科学只能帮倒忙。毛泽东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命题是科学的。但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反其道而行之,从领导中来,到领导中去,这就不对了。应该创造这样一种气氛,能够听不同意见,而且要允许社会科学工作者说错话。《交锋》出版是个标志,天气暖和一些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说:“当前中国任何一个热点问题都有两种不同思想的交锋,比如说国企改革、下岗分流、道德重建等问题。我们要用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能停滞倒退。比如东南亚金融风暴,有人从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幸亏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有一道防火墙。

但东南亚之所以发生金融风暴,是腐败加泡沫造成的,是建立在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上的,政府又腐败,早晚一定出问题。中国靠着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道防火墙能堵多久?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迟早要撤掉这道防火墙。要真正抗住国外金融风暴的袭击和防止国内的金融问题,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抵抗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我觉得迟早要有第四次思想解放,这就是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中共十五大有突破,提出建立法治国家。这次全国人大会抓了政府机构改革,从机构改革这里突破可以。不过要认识到,机构改革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两回事,二者有紧密联系,但毕竟不等同,孤立地搞机构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白钢说:“我觉得政府改革首先要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过去政府是全能的,什么都管,社会无法向前发展。今后政府不能再沿用以前那一套来控制了,应该变成服务。服务观念的确立,是一个思想转变。要保证这次机构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还要确立社会自治的观念,否则不容易搞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说:“《交锋》针对普遍的健忘症,下了一剂猛药。人们似乎已经丧失了历史的记忆,这本书展现了这厚重的历史。我觉得应该编一本20年来的重要文献,这有现实意义。现在有人就在利用这种遗忘做文章。1990年、1991年,有人出来讲话,还出小册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又搬出来,说里面有积极因素。因为有类似的事情出现,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相当大。”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说:“刚才很多人谈到政府机构改革。我提出官员能不能减少一半甚至再多一点。日本现在民与官的比例是290个公民一个官,中国唐朝是390个老百姓一个官。我们1978年的比例是50个人一个官,现在是30个人一个官。

官太多了,就是减一半,60个人一个官,比今天的日本又如何呢?政府机构改革的步子要迈得大一些,我们现在的状况,离邓小平在十几年前讲政治体制改革时的状况都差得很远。搞改革需要有牺牲精神,没有牺牲精神,换不来思想解放的胜利。”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说:“我打个比方,就是当一个宗法式的大家庭到了维持不下去的晚期,就会发生分不分家的争论。有些人认为最好不要分家;有些人认为这个大家庭维持不下去,要分家。在解决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以后,实际上就是把要不要分家的问题给解决了,肯定要分。但如何分,则是一个大问题。

“没有公平的竞争是伪竞争,没有竞争的公平是伪公平。由一个大家长给所有的人安排的公平就是伪公平,一个大家长垄断机会的竞争肯定是伪竞争。不公平的伪竞争,根源就是政治体制造成的机会垄断。这就是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和政治改革应当出台的原因。

我认为下一次思想解放肯定是发生在政治领域。但正如我们以前的经济改革不能完全抛开政治改革而进行一样,以后的政治改革也不能完全抛开经济领域的变革。那么经济改革以后将朝着什么方向进行?我觉得在姓社姓资、姓公姓私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分家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一而二、二而三的。如果搞不好,中国将来就要出乱子。”

学者刘军宁说:“思想解放会不会导致胡来蛮干呢?现在把走出‘大跃进’和否定‘大跃进’叫思想解放,可见,蛮干不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思想解放不大可能带来‘大跃进’这样的蛮干,思想解放恰恰是对蛮干的一个反省。所以,思想解放,会使人更加理性,我们应该不断争取新的思想解放,否则,会导致继续蛮干。那么,什么是思想解放?我想有两点:一是作为一种讨论,不设前提;二是从实践上说,思想解放的标志是不设禁区。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胡伟希说:“这20年思想解放,有两个问题,两条线索:一是从上到下,二是从虚到实。第一次思想解放批评“凡是派”,是从上到下,是从虚的东西(哲学)开始。第二次、第三次,上面的介入慢慢减少,问题也从虚到实。这20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处在转折时期。前一阶段很多是从上到下,上面潮流顺应民心。但是到了下一个阶段,民间的创造、民间的影响越来越大了。这是这20年思想解放的特点。”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钱满素说:“在《交锋》一书中我们看到,被批判成右的东西往往是实事求是而已。为什么左的东西能起这么大的阻碍作用?因为有帽子,有棍子。当一种思想和观点能动用行政力量的时候,就很有作用。

不能反左,一反左就要给你戴帽子。为什么要推进思想解放?因为现实生活中你要实事求是,就要冒一定危险。我认为解决这种问题的关键是推进民主建设。国家的政治生活比较民主,比较正常的时候,发表不同意见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不希望有那么多的思想解放,我希望发表不同意见成为一种很正常的事情,不能随便扣帽子,我觉得这样才是最终的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单少杰说:“《交锋》在某些阶段写得不够。比如第二次思想解放,作者尽了很大的力,但还有些事情没有说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能够发表讲,《交锋》已经到了极限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焱说:“1978年以来,社会力量发挥了相当重大的作用。比如说农村包产到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是自发搞的,不是上面交办的。还有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以及产权问题、股份制等,也是自发提出来的,是来自下面的创造,后来被上面采纳和吸收。从历史的演进过程来看,社会力量能够起到很大作用。”

《光明日报》评论员董郁玉说:“改革开放来之不易。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使改革开放更加深入一步。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特别强调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比如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