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县黄璜 黄璜同志忆无为县工作二三事
安徽省无为县对我而言,一直是心之所想,情之所系的一个地方。无为与芜湖市毗邻,同处长江下游,不仅具有以市兴县,市县共荣的地理优势,还具有一些重要的特点,如用“初唐四杰” 王勃的诗句,称其为“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是当之无愧的。
我在华东中央局工作时,就和多位无为籍的同志有接触,对无为有初步的了解。1978年调任无为县委第一副书记后,总有一种心情,就是十分钦佩无为的干部和人民,尤其是无为籍的张恺帆同志和干群的锐意改革精神。
当年的“大闹无为”事件这件事发生在1959年,现在无为工作的同志仍能经常忆起这个被时代误会了的“大闹无为”事件。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就是早在五十年代就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恺帆同志,他是无为人,是无为又一个能够青史留名的大人物。
早在1927年,无为就建立了党的组织,次年,他就是其中的一员,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他为人仗义疏财、德高望重,是难得的颇具文人气质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我十分钦佩的省委领导人之一。
1959年,安徽“五风”(注: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四起,越刮越严重,他家乡的一些难民投奔于他,他总是热情接待,给以食宿方便,人多时就以稀饭果腹,打地铺安身,从不厌弃。
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这位对农民的感情至深、被誉为农民忠实代表的老人怎么也坐不住了,决心返乡调查。在家乡,一些干部告诉他,食堂很巩固,雷打也不散。而实际情况是普遍揭不开锅,应予解散,越早越好。
在真实的情况面前,老人坐不住了。他自喻“雷公”,表示要坚决砸烂那“雷打不散”的公共食堂。没想到此事不知被谁写材料“通了天”,触怒了正在主持庐山会议的毛泽东同志,他迅即作了如下批语: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中央有,地方也有,安徽的张恺帆就是这样的人。
接着,省委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向下布置反右倾时,就以张恺帆“大闹无为”、“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为由,将其清除出党,并撤消其一切职务。甄别平反后,张恺帆同志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对无为的工作仍一如既往地多方关怀。
在无为实行农村改革时,他曾返乡视察,对实行联产责任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对县委和我个人都是很大的鼓舞。张恺老的一生,已能盖棺定论,我真诚希望无为或有关方面能为他搞点纪念活动。
值得尊敬的无为人我于1978年4月调去无为,担任县委第二把手,协助近期由大队书记选拔上来担任县委书记的傅昌堂同志。昌堂同志是抗美援朝中的伤残战士,只剩一只右膀,复员回乡后,坚持参加集体劳动,表现很突出,被选为大队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他干得很出色,曾被誉为“独臂红心”的党支书。
由大队书记升任省内外均有较大影响、人口又在120多万的大县主要领导,确有一个适应过程,必须选一个人去当他的助手,协助他开展工作。
选我去无为,肯定是经过认真研究的,已是个不便于推辞的事了。起程前,我咨询了省委组织部赵达副部长,主要是因无为粮食减产,灾情严重。时任县委书记的傅昌堂同志刚由大队选拔上来,虽经入朝作战锻练,能吃苦耐劳,并富有闯劲,但还有个适应和提高的过程,需派我去协助他,并要我多管点事。
他还陪我去见了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我和万里同志有几次会议上的接触,他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他。
在正式谈话时,赵和我都未多语,万里同志则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先说省委的决定,又说无为的情况,着重说了生产、救灾两件大事,要我重视春荒,不能因灾死人。谈话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无为这个主题,他殷切希望我能去扭转局面,将无为搞上去。
一个将要赴任的县委第一副书记,竟被省委第一把手召见,说明了省委对无为的重视,对我个人而言,这也是很高的荣誉了,所以我心里想的是抓紧时间赴任,能早一天就早一天。
很可能因为无为是革命老区,又是鱼米之乡的缘故,我所接触到的无为人都很干练,颇有亲切感,令人尊敬。在小车接我去无为的途中,素不相识的司机朱立鹏同志就打开了话匣子,给我介绍了无为的许多风俗民情,也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
他比较关心的是我当过兵没有,是在哪个部队,当我告诉他是在陈毅部队时,他很感慨地以“没有点本事也不敢到无为来”结束了我们的谈话。是兵皆受敬,这是革命老区的一大传统。在无为人的心目中,是否在我军当过兵很重要,只要是当过兵的人,不论后来从事何种职业,共同语言就是比较多,而且都怀有互敬之意。
不过,兵中有兵,还有更老的兵,有立过战功的,有负过伤的,还有级别较高的,都是值得我尊敬的。在他们面前,保持谦虚谨慎是非常必要的。
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就讲过,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翘尾巴,将尾巴翘得比庙门口的旗杆还高,如果翘尾巴,就要象对待狗翘尾巴那样,泼它一瓢冷水,它就老实了。对此,我这个没有“*山”和“后台”的人体会是很深刻的,也时刻在提醒自己,要尊敬人民,为人民多干实事,绝不去干那些愚蠢无知的事。
借地度荒,催生了改革意识在无为任职期间,为帮助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我一直在破解“无为”二字,想对它作出新的解释。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考很难找到出路,即便在某个地方看到了一点突破的火花,也很难付诸实施。如果没有在万里同志主持下制订的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我们都很可能还在与思想僵化为伍,继续站在改革的彼岸。
我本人就是在去无为贯彻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中受到启发而有所觉醒的。“借地度荒”和省委“六条”均是1977年底才推行的,第二年春夏就见到了成效。这时,农民又普遍滋生一种新的要求,希望能回到60年代初的“责任田”时代。
那时,我在望江县委工作,参与了“责任田”的试点,对“责任田”有体会,也有期盼,只因受极左路线毒害,怕戴资本主义帽子,一直埋于心中,想待机行事。
初到无为时,我为调查“借地度荒”落实情况曾去过黄姑公社,在和部分基层干部座谈“借地度荒”时,有积极赞成的,但多数不明确表态。深入到群众中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一个生产队的打谷场上,正在忙碌的几十位社员,一见到我就对“借地度荒”不甚满意,要求“一步到台口”,实行包产到户,并表示一定完成粮食征购任务。
这是最基层的声音,真正来自于民众,很入耳,哪还想到去争辩呢?我只是反问一句,你们不怕资本主义吗?一位中年男社员当即回答:你把个资本主义给我抱,我都不知道怎么抱法。
这话真有道理,也正是我心里想的。多年来,反复批判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都不怕,到底是谁在怕,结论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我又进一步想了想什么是资本主义?比如把解放前的上海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私人企业交给我去管,在现行规章制度下,我能管得了吗?农村如此贫穷,还有多少是资本主义?想来想去,终于想明白了,也敢为“无为”二字作出新的解释了。
借地度荒,促进了思想解放,催生了改革意识,能否就汤下面,改借地为家庭承包?这是没有文件依据的事,风险不小,可这是群众的合理要求,作为当地的领导者就应该认真考虑。我们在1978年秋就在圩区、山区,还有集中产棉区搞试点,最早的点就是傅昌堂同志家乡的凉亭大队,这是昌堂同志提出的,并由他亲自主持,我也去参加过一些活动,确实是群众拥护,进展也很顺利。
还未等试点结束,就一传十、十传百,在全县引起轰动,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影响所及,不仅是本县,还有兄弟县和省地直属机关。
在省直,不少人指责我刮“单干风”,说我犯了“路线错误”;在兄弟县,有的视无为为“洪水”,号召人民共同“防洪”。在县内,因先后出了点问题,有的公共财物被损坏,有的耕牛被累死,也引起很大的反响,各种说法都有,虽多属认识上的问题,也是有一定冲击力的,总是逼得人透不过气来。
好在县委几个主要领导人认识一致,也都站到了改革的第一线,对全局有基本估计,能沉着应对,始终保持了全县的平稳。
至于干部的思想工作,一是由县委抓紧出台关于重大问题的处置方案,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和具体做法讲清楚,让各级干部都能有所遵循,以避免混乱。在县委先后出台的几个文件中,有些具体做法没有跟上形势,在万里同志亲自指导下,均及时得到纠正。
二是做稳定人心的工作。那时,每周一次的科局长会议是少不了的,多在晚上开,主要是由我去通报情况,释疑解惑,强调说明是经营方式上的变化,不涉及所有制,不是单干,更不是资本主义道路。
三是对重点区社多去几次,以个别做工作为主。这几方面的工作还是到位的,也是有一定效果的。到1979年夏,就普及到90%的农户,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就在农民喜笑颜开、欢庆丰收的时刻,我已离开无为。
走的早了些,未能拿到全年的统计资料,有些情况就说不准了。但据我所知,全面实行联产责任制的1979年,是无为变化最深刻、工作大有长进的一年。还应提及的是全县有数以万计的人口回流,这在当时是作为一种新气象看待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农业战线。
一项经营方式的改变,就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如此奇效,并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样的好事,在现在的农村还有可能吗?我正在分层次研究。
一个层次是按市场经济规则,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方面去研究;一个层次是研究农业自身的变化规律。两者互有联系,也都需在政策上放得再活些,投入上给的再多些,各方面支持的力度再大些。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安徽农村改革早已闻名中外,作为积极倡导者的万里同志和几个主要参与者都写有文章,有的还出了专辑。
但在这些文稿中,总是没有无为的纪实性文字材料。我作为当事人之一,一直感到“有失职守”,在感情上也过意不去,于是,尽管手头缺乏资料,我还是抽出时间,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哪怕是只颂扬一下无为人民,也能表明我对他们的钦佩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