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双一流人才 [聚焦双一流建设]熊丙奇:“双一流”需要一流管理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双一流”建设,广受高等教育界关注。舆论普遍关注,高校如何建设一流师资,开展一流本科教育,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学科,开展一流学术研究,产出一流成果。这些是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应有之义。而在笔者看来,要实现这些一流,一流管理至关重要。
高校的一流管理,首先要有一流的校长,这不是要求校长有多高的学术头衔,而是要求校长: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社会活动能力,全心做职业化、专业化的校长。要把这样的人遴选到校长岗位,就需要推行校长公选。教育部已启动公选校长试点,对公选的校长明确要求任职后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接下来,公选校长的改革步伐将加大。
耶鲁大学前任校长理查德·雷文在担任校长20年时间里,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仅仅出版了一本专著——《大学工作》,他说,“校长作为一个职业,职能就两个:找人才,找钱”。要说校长的“国际范”,这就是“国际范”,不是在位期间把自己打造为学术大师,而是把学校打造为一流学府。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校长自身的自觉,另一方面则需要明确校长职责,要求校长必须“利益回避”。
其次要有一流的行政人员与机构,近年来,大学克服行政化倾向,是高校改革的重要议题。克服行政化倾向,不是说大学不要行政,而是要求行政回归本位,做行政该做的事,为师生提供高效的服务,如梅贻琦所言,“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那行政人员更不必说了。这就要求精简行政队伍,明确行政部门的职权,不能用行政权去干涉教育权、学术权。
更重要的是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以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为原则,构建学校新的管理结构。“双一流”建设方案提到,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那么,高校如何制订具体“双一流”建设方案?是由大学行政职能部门制订?还是在制订方案时,广泛听取各学科教师、学生的意见,把教育发展战略的制订,交给教授委员会,把学科建设、学术研究规划的制订,交给学术委员会?这就检验学校是否在推进现代治理,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可以说,制订方案的程序、机制,决定双“一流”建设究竟能取得多大实质突破与建设成效。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需要实际作为,不能重要的教育和学术事务,仍旧由行政说了算。
教育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要求高校重视本科教育,规定高校要把教授为本科生授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但迄今为止,我国“双一流”建设学校,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学术研究、轻教学的问题,在教师眼里,课题、经费、论文的重要性,远高于给学生上课的重要性。
这和学校行政职能部门制订的考核、评价、晋升教师的标准有密切关系。相当数量的学校,就采用简单的数量指标考核、管理、评价教师,这种管理、评价方式必须改革。而从重视规模、数量发展,到重视内涵、质量提升,已是教育规划纲要给高等教育提出的新任务。
或有高校会认为: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还在建设、完善中,把“双一流”建设这么重要的方案,交给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来决策,步子迈得有点大。这需要转变思路,把方案制订的过程,就作为完善学校现代治理结构的过程。
假如在方案中,高校提到要依照《高等教育法》,把学术委员会建成学校最高的学术权力机构,可是,却在制订方案时,不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这能让教授们相信学校真有改革的决心吗?早在高校制订大学章程时,笔者就曾建议,高校应该把大学章程制订的过程,作为按照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梳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推进内部治理改革的过程,如果高校这样做,也就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为创建“双一流”提供制度保障与动力。
建设“双一流”,当务之急,不是制订建设的时间表,不是给师生分解、下达一流建设的指标、任务,而是构建一流管理体系,释放学校办学活力、激发所有师生教育与学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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