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婚姻 孙维世大婚周恩来为何送她《婚姻法》?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孙维世和其他许多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唱着雄壮欢快的歌声进了古老的北平城。同年7月,孙维世作为文艺界青年代表入选中国代表团,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东欧期间,她曾随“世界青联”组织前往东欧各国参观访问,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活动历时半年左右才结束。

回国途中,孙维世接到张闻天要她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报到的电报。后来得知,大使馆是要她去与师哲等一起为中苏领导人会谈作翻译和文秘工作。此刻,毛泽东已先期到达风雪中的莫斯科。

孙维世与师哲等一起,出色地完成了开国领袖毛泽东首次出访任务,承担中苏领导人之间的重大翻译和中苏签约的文件翻译任务。

1950年1月回国后,孙维世即投身于她所热爱的话剧事业,不仅翻译、表演和导演了一大批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著名话剧剧目,还参与创建了当时直属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着“青艺”的总导演和副院长。

爱的迷雾

1950年初春,和平解放后的首都北京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孙维世在执导自己翻译的名震一时的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时,选中了她当年在上海就熟知敬仰的金山和他的妻子张瑞芳出演男女主角。谁也想不到的是,就在排演这出戏期间,张瑞芳发觉29岁的孙维世已爱上自己39岁的丈夫金山了。

金山(1911-1982),中国话剧与电影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原名赵默,字缄可。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5年起,先后和章泯、王莹等创办和参加了东方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十年代剧社等,并开始重视表演艺术、导演艺术的理论与技巧的钻研。

这期间,他参加演出和主演的话剧《娜拉》、《钦差大臣》、《生死恋》、《赛金花》与电影《夜半歌声》、《狂欢之夜》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金山任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副队长。从上海出发,辗转千里,演出抗日救亡戏剧。

金山到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文艺组负责戏剧、电影工作。1938年,组织中国救亡剧团赴东南亚,向海外华侨进行抗战宣传。1939年春到达香港,导演演出过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和沃尔夫的《马门教授》。1942年在重庆主演了郭沫若创作的名剧《屈原》,以精湛的演技和生动的语言声调,在舞台上塑造了爱国诗人屈原的悲壮形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轰动了陪都山城。

以后,金山参与筹组了中国艺术剧团,任总干事。并建立了专用剧场,演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剧目,成为大后方一个坚实的进步戏剧文化阵地。

1946年,金山到东北长春接收伪满电影厂,编导、拍摄了抗日影片《松花江上》,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杰作。1949年,金山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副院长,后兼任总导演。在这个新中国刚建立的剧院,他先后主演了《保尔·柯察金》中的保尔、《万尼亚舅舅》中的万尼亚、《红色风暴》中的大律师施洋;导演了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田汉的《丽人行》、《文成公主》,陈白尘的《纸老虎现形记》,姚仲明的《记忆犹新》等。

毋庸质疑,金山是上个世纪话剧、电影界出类拔萃的集编、导、演于一身的杰出人才。但金山的一生,又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在舞台上,金山是位出类拔萃的好演员;在生活中,人高马大、富于激情的金山也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男子。

当时,孙维世胆大妄为地充当第三者的消息传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邓颖超大为震惊。因为金山和张瑞芳不仅曾是周恩来领导下的地下党员,而且是他们的要好朋友。周恩来思考再三,还是把孙维世叫到西花厅,严厉地批评了孙维世不正确的恋爱观,不该爱上有妇之夫,破坏别人的家庭。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晚了,孙维世已经坠入爱河无法自拔。她为了这次相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孙维世的任性使周恩来夫妇也无可奈何。

张瑞芳是个十分开朗、刚强和理智的女人,她认为金山和孙维世爱到这种程度,也就说明自己与金山的爱情已经死亡。为了演好青艺这出非同小可的开张戏,为了不破坏正在排练着的《保尔·柯察金》,张瑞芳顾全大局把泪水往肚里咽。她坚持和金山进行了最后的合作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自己和金山的婚姻,并向组织提出调离北京去上海。

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和金山在北京青年宫举行结婚典礼。会场上孙维世苦苦搜寻等待着,当她看到“妈妈”出现时,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邓颖超告诉她,“爸爸”很忙,不能来参加婚礼,但给她送来了一件礼物。

邓颖超当面打开了一个小纸包,很多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很有兴趣地围上来观看总理爸爸的不凡礼物。令众人都意想不到的是,纸里包的竟然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聪明过人而又严于律己的周恩来,将自己对女儿未来生活的千言万语都包含在里面了。

孙维世和金山的蜜月过去不久,金山奉命带一个创作组前往朝鲜战场体验生活,为创作一部名叫《患难与共》的电影做收集素材准备工作。金日成首相对此十分重视,不仅亲自接见款待金山一行,还派自己的女秘书负责接待和陪同,同时作金山的向导兼翻译。一段时期的接待陪同下来,金山竟又与这位异国的青年女秘书产生了难舍难分的情感,公然同居。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听说后非常恼火,认为这件事在国内外影响太坏,忙发电报请示中央。周恩来得悉后马上回电彭德怀,要他将金山押回国内处理。紧接着有关领导找孙维世谈话,希望她能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与“坏分子”金山划清界限。

金山被押回北京,刚刚走下火车就被迎上来的孙维世重重地扇了一记大耳光。回到家里,金山流着泪向孙维世下跪真诚地表示:愿意接受维世的一切处置。但孙维世却没有眼泪、没有吵闹,而是带着善意和深情告诉金山,现在不是考虑个人关系的时候,首先是要接受组织的处理。

在一次青艺组织的批判会进入尾声的时候,人们把目光都投向了默默坐在一边的孙维世,希望她也能上台表个态和金山做个决断。孙维世缓缓走到台前说:“同志们要我表个态,也许最简单的两个字就是离婚。可是我不能表这个态,因为金山不单单是我的丈夫,他还是一个老党员;他犯了错误,在这个时候,我首先要拉他一把,让他重新站起来。我相信,金山将是最后一次犯这样的错误。”

金山在下放工厂劳动期间,从未忘记过孙维世期望他“重新站起来”的呼唤。后来,他真的从低迷和绝望的情绪中走出来,在他的艺术道路上又坚强不屈地站了起来。他在话剧和电影《红色风暴》中塑造了施洋大律师,在话剧《万尼亚舅舅》中塑造了万尼亚等光辉的舞台和银幕形象。在他的后半生中,经历了“文革”的残酷迫害和人格的严酷考验,保持了人生的晚节,应该说这一切应首先归功于妻子孙维世,否则就没有了金山闪闪发光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