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的夫人 王丹红专栏|李佩:98岁的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二)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血雨腥风,焚书坑儒,中关村“特楼”成为重灾区。
“文革”开始时,边东子已经上高中了,“当时印象最深是邓叔群家被抄家,抄了很多东西,就在门口烧,因为邓叔群是邓拓的哥哥,那时邓拓被打成‘三家村’黑干将,就株连到了邓叔群。可以说,从邓叔群家被抄之日起,中关村的劫难、‘特楼’的劫难就开始 了。”
邓叔群是微生物学家,1923年在清华学堂毕业,1928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在森林生态、造林、森林病理学等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首先提出生态平衡理论;1939年出版用英文撰写的我国最早一部真菌学专著《中国高等真菌》,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特级研究员、副所长, 1955年选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邓叔群的生命终止在68岁。他的五位子女在文章《一个大写的人》中记录了父亲的临终情形:“1970年5月1日,在被称为‘特楼’的中关村14号楼102号的一个房间内,只有几件经数十次哲学家劫余后的破旧破旧家具,邓煌、邓刚和母亲围坐在一起静静聆听一位卧床老者虚弱的声音。
在‘医疗卫生为政治服务’的政策下,经历了四年炼狱般的身心摧残,老者已奄奄一息,也许意识到生命将尽 ,他强忍着撕心裂肺的内外伤痛,断断续续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留给家人最后的遗言:“我要把《蘑菇谱》重写出来,要实现微生物炼油、探矿、荒山造林,我要……”
“文革”中,“特楼”被认为是特权,学者们被说成是“土豪”。于是,三幢特楼中几乎每家都挤进了好几家人,这叫“打土豪 分田地”,“特楼”沦落为“大杂院”。数学家王元院士在其著作《华罗庚》书中对熊庆来一家有一段描述:
“在华罗庚安排下,应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邀请,客居法国8年的熊庆来于1957年6月8日乘飞机回到北京,入住中关村最好的宿舍13楼101室:这个单元有一间客厅、三间卧室、一间餐厅,外加厨房和卫生间……1966年,风云突变,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突然来临,熊庆来被批判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刽子手’……有4家新结婚的户被分配到熊庆来家,于是客厅餐厅三个卧室,每家住一间,王元家也是这四家之一,那是他已是副研究员也受到批判,但总算‘仁慈’,给了他一间十平方米的餐厅,他家在这个餐厅里一共住了5年之久。
”
“1969年2月3日夜晚,随着一声喊叫,熊庆来断气了。据家属说,他白天还在写’检查’,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华罗庚得知恶耗,不顾当时自己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赶来熊庆来家……”
赵九章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10月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卫星设计院院长。
蔡恒胜在“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的文章中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赵九章的女儿赵燕曾和赵理曾在缅怀父亲母亲的文章中说:“他的遗体,不知是在哪里火化;在萧瑟的寒风中,他的灰烬不知飘向何方,荡然无存。”
“爸爸离去,栋梁折,大厦倾,妈妈的世界,破碎了,我们那个温暖的家,破碎了……经过漫长的十年,受尽煎熬的妈妈……被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
1999年9月18日,赵九章被国家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马北北是“特楼”第三代。1960年,母亲将5岁的她送到中关村15楼的外公外婆家。她的外公陈宗器是我国地球物理学、地磁学奠基人。在外婆家不久,外公就病故了,她跟着外婆住了十年,直到1969年秋天,外婆随舅舅到陕西省长安县。
“文革”中,马北北目睹红卫兵在13楼一层汪德昭家抄家:“他们在汪爷爷家里乒乒乓乓地砸东西,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书和黑色玻璃似的碎片满地都是,那黑色碎片是唱片。
“与其抄家还不如把书卖了。一天,收废品的来了,各家各户都去卖废品。排队时,我看见钱三强爷爷也搬下来一些旧书,这时,正好有几个北大物理系学生路过,他们对钱爷爷家的外文专业书籍十分有兴趣,便站着看起来,并轻声问钱爷爷能不能把这几本书送给他们?只见钱爷爷默默地翻开书,把写有自己名字的一页撕掉了,然后把书一一给了这些北大的学生。”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饮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我的父亲叶渚沛》中说:
“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女子女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埋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吧!’”
“大约对父亲而言,最遗憾的是自他1950年从国外归国后,16年的工作时间,实在太短暂了,因为他年轻时代开始,便把中国特殊的冶金与农业需求定为他的科研中心,他在国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这研究方针,终于有机会回到祖国,而‘文革’又最终剥夺了他实现理想的最后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