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雨润的案例 梁雨润: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编者按:山西省信访局副局长梁雨润从事信访工作将近十年了,一直怀着对老百姓的真心真意,认真处理每一个信访问题。在过去做纪检信访工作期间,他曾为宅基地被邻居强占32年的村民主持过正义;替被抢走苹果的果农讨过公道;给失去儿子的父母要回了救命钱;为60多户村民解决了打井纠纷,化解了一场将要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群众亲切地称他为“百姓书记”。
3月22日上午,全国信访干部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南昌举行。以下内容根据梁雨润报告发言整理(有删节):
2004年2月,我由运城市纪检委常务副书记调任山西省信访局副局长。刚上班,就有人私下对我说:“信访局是清水衙门,无钱无权,整天同上访人打交道,出力不小,受气不少,功劳没人记着,苦劳没人知道。”这些同志哪里知道,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老百姓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信访工作更是怀着特殊的感情。
我出生在黄河岸边,背过沙子,拉过平车,很小就饱尝了当农民的艰辛。今天,我不会因为有小轿车坐而忘记过去拉平车的感受。我更不会因为当上领导干部而远离人民群众。在信访工作岗位上,我有更多的时间和老百姓接近,有更多的机会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我热爱信访工作。
到省信访局工作的第3天,我就开始接待上访群众,当天就接待了84名上访人员。第二天来的人更多了,大家争相要求我接待,有的甚至挤得吵了起来。望着拥挤的人群,看着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目光,我让接待处的同志发放号码,按顺序接待。
在一个星期时间里,我就接待上访群众583人。我和同志们加班加点,将这些人的情况分别登记造册,按所属市、县立案交办,要求在三个月内上报处理结果。随后,我确定一名工作人员负责与市、县的联系,自己又选择了几个典型案件亲自督办处理,努力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大同矿务局职工家属刘金莲,其女儿上吊死在男朋友家中,她认为是男方所害,不服当地公安部门的自杀鉴定,从1992年开始赴京上访。13年来,大同市有关部门到北京、上太原劝返花费了23万元,加上她女儿尸体存放在医院的保管费,省里请专家重新进行尸体鉴定等等费用,前后花费了64万元,但刘金莲仍然不服,始终没有息诉。
2001年8月19日,刘金莲还把在大同视察工作的中央领导的车拦住告状,造成非常不好的社会影响。
接待刘金莲时,我望着只有50来岁,但已是满头白发、身心疲惫的她,心里很难受。刘金莲家境十分贫寒,丈夫已经去世,八十余岁的老公公长年有病,全家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由于生活困难,她的孩子考上大学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一家四代六口人挤住在30平方米简陋的房子里,刘金莲一面讨吃要饭坚持上访,一面捡瓶子、卖破烂,维持全家生计。
刘金莲案子比较复杂,但在处理上并没有什么违反政策、法规的地方,可又不能不管,再不能让她到太原、北京上访了。根据实际情况,我觉得以救济的方式劝刘金莲息诉罢访比较妥当。于是我让接待员先后与大同有关方面沟通30多次。
2004年8月7日,我亲自到大同与当地信访部门协商,初步定下了解决方案。但上访多年的刘金莲十分倔犟,非要讨个说法不可。怎么办呢?我一次又一次把刘金莲请到办公室,耐心做思想工作。每次刘金莲来,都说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我给她端水让坐,耐心听她诉说,陪着她流泪……有一天,当我把从老家捎来的苹果削皮后送到她的手里,又将从热水中拧干的毛巾递到她手上时,刘金莲突然眼睛直呆呆地看着我,“哇”地一声嚎啕大哭,她对我说:梁局长,你这样诚心对待我,我知足了!
你说怎么解决,我都听你的!12月15日,是个星期天,早上六点,我带上两名接待员,冒着严寒再次赶往大同,与有关部门商定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案。10天后,刘金莲终于将停放了13年的女儿的尸体埋葬了。事后,她手捧三面锦旗,专程从大同来到了省信访局表示感谢。13年的“老大难”上访案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上班前总要准备点零钱。在接访时,遇到一些特别困难的上访户,根据不同情况,有的给上一二十块吃顿饭;有的给上几十块买件新衣服;有的给上一二百块过个年;有的给上四五百块看个病;最多的给了1000块,让孩子上学。
这些年来,究竟给了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我是个晋南人,吃一碗面,吃两个馍,一碗羊肉泡馍就是一顿好饭,衣服更不知道这牌子那牌子。我虽然也不富裕,但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领导干部,能经常帮助比自己更困难的人,资助一些更需要资助的人,比吃什么东西都舒服,比穿什么好衣服都暖和。
到省信访局工作后,我每天早上七点钟准时来到省委门口,看看有无上访群众。发现了,就立即把他们请到信访局,保证省委正常工作秩序。有时坐在接待室,一接待就是一天。机关的同志开玩笑说:“梁局长,你是领导干部了,却比我们这些接待员还辛苦。
你该是咱们局的一号接待员了”。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一号接待员”的戏称却让我非常受用。为了让上访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为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我乐意当这个“一号接待员”。而且,我要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满腔热情和拳拳爱心,全力以赴当好这个“一号接待员”。
目前,我国正处于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的加快发展必然引来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带来各种矛盾相互交错,时常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导致群体上访。一个信访干部,一定要在突发性群体上访事件面前有勇有谋,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积极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2004年5月11日晚,省委办公厅突然送来了领导批示的紧急情况反映,说是太原平板玻璃厂有1000多名下岗职工第2天要到省委上访,要求省信访局做好接访准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十分着急。当时,信访局一把手正在北京开会,我才上任一个多月,还没有碰到过这么多人、这么复杂的突发事件。
我独自在办公室走来走去,一向不抽烟的我,一连吸了好几根。省委位于太原市中心,又在交通主干道迎泽大街上。如果1000多人围堵在省委大门口,大半个太原市的交通就会瘫痪,其后果不堪设想,社会影响更是难以估量。
当晚,我彻夜不眠,越想越觉得事态严重。第二天清晨5点钟,我冒雨坐出租车赶往地处郊区的平板玻璃厂。到了离厂区还有一公里的地方,由于修路和下雨,路面特别泥泞,车不能行走,我便一个人步行到厂门口。
这时才早晨6点多钟,厂门紧锁,门叫不开,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站在雨地里焦急地等到7点钟,厂门才打开了。我赶快找到厂调度室,设法与厂长取得联系。厂长说,他们昨天晚上做了半夜工作,目前情况仍不乐观。我和厂长研究了几套具体应对方案,并留下联系电话,急忙赶回信访局布置应对措施。
8点20分,厂长跑到我办公室说,职工拦不住,还是要到省委上访。我立即通知国资委、劳动厅等有关部门,准备一起赶赴平板玻璃厂,争取就地化解矛盾,当场解决问题。当时,身边一位同志悄悄对我说:“梁局长,你不要去了,现在上访群众情绪非常激动,弄不好是要出事的,你在家坐阵指挥就行了”。
这位同志的劝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在基层工作时就有过被上访群众围堵的经历。但我知道,今天如果我不去,不掌握现场的具体情况,只靠摇控指挥,很可能控制不住局面,形成大规模集体上访。
而且,作为信访局领导,见不见群众,效果大不一样。见了,群众的情绪很可能就会平缓下来。我坚定地对同志们说:“我去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但要是不去绝对解决不了问题”。
当我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赶到厂里时,只见办公楼前站了一大片人,进到楼内,从一层到二层,人挤得满满的,他们喊着口号发泄着不满,甚至还有人骂骂咧咧,情绪非常激动,秩序十分混乱。
我站在楼梯上,高声喊道:“我是省信访局副局长,今天就是专门来听取大家意见的,请派出10名代表到会议室坐下谈”。我耐心地与职工代表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要求有关部门当场答复群众提出的问题,不能敷衍了事,更不能推诿,并承诺回去后尽快向领导反映,争取早日解决问题。有一个职工代表口气强硬地说:“我们的问题你如果解决不了,我们可要找你的麻烦的。”
我一听这话,觉得问题解决有希望,便赶快答应道:“请工人兄弟们放心,我不会拿梁雨润的名声唬弄大家,更不会拿党和政府的形象唬弄你们。如果问题解决不了,你们可以到省信访局、到我的家里找我,我管吃管喝。如果大家还不解气,你们把唾沫吐到我脸上,我梁雨润决不会擦”。
职工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了,但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后来,我先后和职工代表座谈了8次,又亲自拿上情况报告找分管省长批示,反复协调多个部门,促使300万元的解困资金在年底前下拨到该厂,一起一触即发的大型集体上访事件终于被化解在萌芽状态。
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对待集体上访,信访部门在紧要关头必须挺身而出,在第一线做群众工作,并要协调有权处理的部门,认真负责地化解矛盾,只有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发挥信访工作的重要作用。
太原市水西关街70号居民吴守义、李莉夫妻二人,在房屋拆迁安置时由于开发商与银行之间发生纠纷,太原市房地局一直不给吴办理房产证,吴守义夫妻二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频繁到北京上访,上访次数达124次,平均不到一个月就一次。
我接手这个案子以后,仔细听了他们的申诉,认为他们反映的问题有理有据。2004年8月17日、18日我连续两天召集银行、开发商、房地局人员开会协调。但有关部门各执己见,协调不下来。散会后,我带上信访员,找到太原市分管领导,一再讲明我的看法和上访群众的理由,终于说服了市委领导,取得了共识。
在太原市委领导的支持下,经多次督办和反复做工作,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吴守义拿到房产证后,高兴得两天两夜没合眼,逢人便讲,“我的案子终于解决了。
谁说信访局无权办不了事”。吴守义送给我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关心群众疾苦为民排忧解难,九年冤情末了今日盼到青天”。夫妻俩多次邀请我和接待员吃饭,吴守义说:“我家存放了两瓶20多年的茅台酒。这个酒你一定要喝,只有你这样的干部才配喝”!这充满感情的话字字千钧,敲打在我的心上。我深深感到,这是人民群众从内心发出的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希望和期盼。
运城市盐湖区70多岁的吴明霞大娘,她的儿子生前当过单位会计,因发生车祸,突然去世,在清理财务手续时,单位没有通知家属到场,单方面认定死者生前欠单位1.4万元,并硬性从丧葬费中扣除。老人不服气,上访多年,为了给儿子申冤,眼睛都哭瞎了。
后来她听市里一位干部说:“你谁也不要找了,就找梁雨润”。这位老大娘给我打电话,哭诉了冤情,我说:“大娘,你眼睛看不见了,不要来找我,我去找你”。我立即来到老人家中,详细询问了情况。
接着,我找到了她儿子生前单位的领导,但单位领导拒不接受协调,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建议审计部门介入,很快查清了案情,事实证明老人的儿子是无辜的。我为吴明霞老人讨回了公道,她给我打电话非要来感谢我。我说:“大娘,不用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大娘在电话中失声痛哭,她说:“我已给儿子烧香,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梁局长,我代表全家跪在电话面前给你磕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