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自述 赵晓玲:卢作孚先生自杀前的一个重要细节

6月6日,朋友转来章立凡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的"哀莫大于心死",内容谈卢作孚之死,他写道:

"1952年1月26日,‘五反’运动正式发动。当时民生公司不仅承受债务压力,还面临上万员工发不出工资的资金周转困难;而旗下‘民铎’轮又触礁沉没,更是雪上加霜。

忧心如焚的卢作孚不得不向北京求助,中央决定破例提供人民币1000亿元(旧币,合今1000万元)贷款,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卢逝世前两天,北京又来电确认此事,但童少生两次获知后均未告卢。2月8日卢自杀前的那个下午,共事多年的二人同坐在办公室里,童没有跟他说一句话。卢作孚逝世后,童少生在公司会议上一拍脑袋说:把这事忘记了。"

这让人感到,中央同意1000亿元贷款,而时任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的童少生没有及时将此信息转告卢作孚,是卢作孚自杀的重要原因。

章文还提到我写的"卢作孚最后的日子"。虽然"卢作孚最后的日子"并没有公开发表,只在一个小范围里向朋友们请教,但看来章立凡是读到了的。他知道我在文章里没有谈到这个1000亿的问题,所以特意撰文补充说明。

其实,在1万余字的"卢作孚最后的日子"里,我没有谈到这个1000亿贷款,在尚未公开出版的25万字的"卢作孚之死"里,也没有谈到这个1000亿贷款。

因为1952年2月中央答应给民生公司1000亿贷款的这个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太小太小。

我的依据是:

由于当时几无民间融资渠道,民生公司必须要依靠政府贷款才能渡过难关。从1950年3月起,新政府控制下的国家银行便开始贷款给民生公司。第一次就是1950年3月得到100万港币贷款,偿还两季度的加拿大贷款利息;第二次是1950年5月,贷得50万港币,6月14日,在上海贷得22亿人民币(旧币,下同)。

以后多次请求贷款,一般是一次贷数10亿人民币。这在当时的民营企业中,已属少见,重庆的一家民营银行,当时要求贷款10亿元以起死回生也不可得。在那些民生公司向银行的借款协议上,都有相当苛严的抵押条件,一般要求半年内甚至两个月便归还。所以以后总是一边还一边借。

我看到好些请求贷款的信件,知道卢作孚先生在回到北京以后,请求政府贷款便非常不容易了。1950年6月,因为偿付加拿大贷款到期利息,要求政府贷款51。5亿元,到月底都没有贷到,只得电令民生香港分公司在港短期贷款先付给加拿大银行;直到7月18日,财经委员会才同意交通部意见;7月26日,交通部章伯钧部长致函中国人民银行南行长,为民生公司交涉贷款,民生公司再用这钱去还香港的债权人。

民生公司到卢作孚去世前,的确欠下很高的国内债务,部分是历史积欠其他银行和企业的,部分是欠新政府的银行的,具体数字还未查明。但可以断定的是,1000亿这个数字当时实在太大。那时民生公司所有海外船只都已驶回,加拿大借款本息已不偿还,就是要还,也分十年还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次要求1000亿贷款。

另外,根据日本学者泉谷阳子的研究,1951年10月底,民生公司在港船只全部驶回后,中央财经委员会在1951年11月就说,因为民生公司没有好好改革,不再借钱给民生公司。

那么,在1952年2月,中央(应该通过中央财经委员会)即便同意贷款给民生,也不可能是这样大的一笔款子。

在卢作孚逝世前后的档案中,我至今也没有发现有这样一个1000亿贷款的文件。卢作孚逝世以后,有好多份向中央汇报的文件,详细汇报卢作孚在最后的日子里的言行,以及对卢作孚逝世原因的猜测,也没有一份文件上有这样一种说法。

1000亿这个数字出现在卢作孚逝世半年以后。1952年8月25日,民生公司董事会请求政府向公司投资1000亿元,这个投资中一部分是债转股,还有一部分用来修船发展生产。这1000亿投资,已是当时估算的民生公司资产的50%。

重要的是,增加了50万股公股,改变了民生股份中的公私股比例。公股比例上升,私股比例下降,改组民生公司董事会便顺理成章。那时,卢作孚逝世已半年,在这半年内,民生公司很多船只是停船搞运动,亏损之大可以想见。因此,这半年内又增加了许多债务。

还有一个依据是,民生公司原业务处处务经理邓华益公子邓安澜告诉我,1983年夏天民建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邓安澜去古耕虞和童少生住的酒店房间找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参加民建,为重建九江轮船公司作准备。

那次邓安澜问童少生,解放初民生公司资金很困难,为何没有向银行贷款?童说长期大额的贷款贷不了,只借了一些短期小额的,后来作为公股股份资金留下了。这与档案里的记载是一致的。此事也可向现居深圳的香港泓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安澜先生查证。

卢作孚逝世后有一段时间,有议论说,周恩来在当天下午发来电报,内容是请卢先生到苏联访问,如这份电文及时让卢看到,他可能不会自杀。这份电文没有及时送到卢作孚手中,据说是因为已下班,收发室准备第二天上班时再送。此事与童少生无关。在档案和当时的原始材料里,我也没有看到过这份电报以及相关记载。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这个电文就变成中央同意贷款1000亿,还被童少生有意无意地瞒下。

1952年2月8日晚,卢作孚服过量安眠药以后,卢作孚夫人蒙淑仪打电话找到童少生。童少生带了单位医生到现场,抢救不力,并没有及时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童少生有一定责任。

我采访的好些老民生人,也对童少生有看法,但历史研究还是要实事求是,不能把童少生没有做的事放在他身上。从档案里还能看到,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童少生当时的政治压力也是相当大的。

上引章立凡所说,在卢作孚的故事中流传很广。童少生及其家人,因为感到确实有愧于卢作孚,也没有公开申辩。

有时,档案里的记录与多次重复的传说很不一样,我以为档案比较可信一些。

章立凡文章还有一些可以商榷之处。

如1952年2月7日,卢作孚到西南军政委员会见过邓小平,并与邓小平共进午餐。这是事实,但卢邓谈话内容至今不详。如有这1000亿贷款,时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会不告诉卢作孚?章立凡说,他们"显然未提及贷款救急之事",根据是什么呢?

另外,民生公司和重庆市当时尚未开展矛头直接指向私营企业主的"五反"运动,而是搞的"三反",不过民生公司的"三反"是有其特点的。

由于我的书尚未公开出版,卢作孚去世前后的情况,一时难以细说。看到一些网友过激的语言,有些不安,便先写此文。以为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涉及一些细节,有时会谈到具体个人的责任,不管一时是不是准确,都不是为了再掀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