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京简历 程京:中国有着最好的历史机遇 不应再错过
海角网讯 程京教授在芯片设计原理、制作工艺、芯片实验室系统集成和配套仪器方面作了系统和深入的创新性研究,并针对基础和临床医学所需开发出系列新技术和产品,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程京,男,1963年生于北京,安徽省安庆市人。医学生物物理学(生物芯片方向)专家。现任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及医学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荣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5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低效审批拖死创新产品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程京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办人。因为物价审批、医保审核等层层关卡,程京带领团队研发的产品曾被绝缘于市场之外,巨额的研发投入无法换来经济回报。他说,“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公司走到穷途末路了。”
虽然在当时北京市的相关领导以及7个部门的协调下,程京的公司得以挽回颓势,但这并不能让他高兴起来。“连我的公司都尚且如此,全国医疗行业的其他创新创业公司的发展难度可想而知。”
技术创新,被不少人视为中国不再旁落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力量。但是,在国内经营高新技术企业已有10余载的程京,却深深感到政策才是工业革命的“右腿”,足以决定成功与否。
“有时,我们并不需要政府部门多做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做减法。”“如果在很多地方管得很死,创造力如何释放出来!”百度总裁李彦宏在全国两会期间的一番呼吁,引起了程京的共鸣。
回国创业10多年来,程京感受最深的不是突飞猛进的生物制药工艺,而是繁复的政府审批手续。
“一个创新产品的审批效率极其低下。完成这些审批,如果顺利的话可能需要一两年,慢的话可能就要三五年。”程京的公司2009年报批的一项产品,现在还杳无音信。
“谁有钱烧这么久,谁有耐心等这么久?”程京介绍说,潜心研发的产品往往在最具竞争力的市场窗口期,被雪藏在繁冗的报批文件中——与此同时,许多国外类似产品得以轻松进入、抢占市场,扼杀了“中国创造”的生命线。
这样的现实,程京经历过,也愤愤不平:从产品到商品,这是工业革命的关键一役,“如果政策在这个环节失灵,甚至成为拖累,那么不管前期的投入有多大,都意味着付之东流。”
从“产”入“商”的断裂带,正是程京所担忧的中国科技创新的阿喀琉斯之踵。“我们是世界专利申请的第一大国,但是有谁问过转化率有多少、应用率有多少?靠着这些藏在高阁里、写在纸面上的创新成果,新的科技革命只能离我们越来越远。”
管理“不专业”侵蚀创新根柢
身为院士,却不得不奔波于宴席之间,希望在觥筹交错中换来批准许可。他说,这个时候只能把尊严搁在一边
新的科技革命不仅是对创新能力的洗礼,也是对施政水平的考验。“政策只有在懂它的人手中,才会发挥作用”,程京说,他能察觉到一些官员的“能力恐慌”。
“许多领域都非常前沿,而官员的知识就捉襟见肘了。”因为不懂,不少官员宁可选择搁置,以避免“犯错误”。“比如生物芯片的相关技术,有些能受理,有些就只能一直拖着。”
而在美国工业界的3年经历,带给程京截然不同的体验。“我在美国申请专利的时候,专利律师并不仅仅是把申报材料转化成法律格式。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博士学位,有过科研经历,或者做过专利局审查官。”如此专业的人才,甚至会进一步参与产品的研发。
“我们经常担忧原油、天然气过度进口,担心能源命脉受制于人。但当电子工业、生物医药工业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几乎全部依靠进口时,工业革命的基础在哪里?”
程京坦言,中国发展的新兴产业中,有许多关键原材料不能自给,成为工业革命的一大短板。主管部门往往关注速度、关注产出、关注对GDP的贡献,都是最后的环节。
“谁去关注最开始的环节?”面对原材料工业研发在顶层设计的弱势地位,程京很无奈,“对于工业的理解,不能如此片面”。
这种“不专业”甚至还践踏了科研工作者应有的尊严。
“别看我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很风光。但是一换到企业领导的身份,就只能把脸面搁在一边,低三下四去求政府官员高抬贵手。”程京说,他很多时候需要亲自在酒桌上应酬。在这位工程院院士、清华教授的背后,有着一番不为人知的酸楚。
政策“不畅通”吓退创业人才
创新不仅需要开辟入口,更要规划出口;不仅吸引人才,更要留住人才。有进无出的制度困境,会让招来的人才再度流失
“用5—10年时间引进2000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这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列举的目标。从千人计划到长江学者,从国家战略到地方引才,在人才的竞争中,中国使出全力。
但是,像程京这样的“老海归”,面临的往往是“出口”问题,也就是找到用武之地,找到施展空间。“如果发现没有门没有路,那么想进来的人就会望而却步,已在其中的人也会抽身离开。”在程京看来,人才是革命的要素,信心是留人的关键,而政策是信心的来源。
“在生物领域最顶级的杂志中,每期至少有1/3的文章署名中有华人。”但当追问这些华人在哪贡献、为谁服务时,答案往往令人失望。“我读到一个数据,在医药与生命科学行业,全球44%的CEO认为应该在中国加大研发投入或建立研发中心。如果政策依然未能打通出口,恐怕会有更多人才转而去为他人服务。”
如何破局,程京有着自己的思考。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挂职期间,他曾被咨询一个问题:如何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做大?
程京的回答很简单:一是退税,一是政府采购。“退税应该退给创业者,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一些,帮助他们挨过创业期,以免半途而废。”
而政府采购,则是程京认为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商品化、实现盈利的便捷通道。“每家高新技术企业都有若干产品,如果政府有针对性地进行采购,几个亿、十几个亿的销售额都并不见得是难事。”博奥的耳聋基因芯片,就因为有北京市的政府采购,而实现了亿元的销售量。
在程京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早已开始。“这次中国有着最好的历史机遇,不应再错过。”程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