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与北大较量背后的恩怨
摘要:我本来不想加入这样的讨论,但是,关于邹恒甫和北大的事情,对中国经济学界,对北大乃至中国大学,以及中国大学教授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邹恒甫对北大的恩怨。我生活和工作在英国,但是,我在国内也有许多年的工作经验。
对国内高校的优缺点,对大学教授的优缺点,对海外教授在国内工作的优缺点,了解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所以,我有必要从一个知情人的角度发表一下看法。目的是想给大多数不知道内情的民众一个尽量客观的视角,而不是希望这样的争论影响邹恒甫的形象,也不希望给北大和中国的高校抹黑。
我第一次看到邹恒甫的名字是1996年夏。我被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讲座。经济所的人告诉我,跟我一起做讲座的还有邹恒甫和余永定。余是我在牛津时候认识的,那时他,张维迎和华生等一帮国内牛人都集中在了牛津。
1996年我已经是英国的副教授,正在争取正教授,所以自己也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没有把邹放在眼里。可是没有想到,10年以后,邹却变成了国内红极一时的‘狂人经济学家’。
邹大胆的挑战被国内经济学界认为是泰斗式的两大人物:林毅夫和张维迎。他说,张维迎不入流,林毅夫最多也是三流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被香港的丁学良跨大为‘中国最多只有5位经济学家。’
从吸引眼球的角度看问题,邹和丁都对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比较客观的看问题,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最少有两点不大妥当。
首先,好的经济学家不光是他们能否发表几篇由美英国家控制的顶尖杂志的文章所确定。当然,要当好的经济学家,在这些杂志发文章很重要。但是,这不等于发了这样的文章你就一定是最好的经济学家。相反,不在这种杂志发文章的人,不一定就成不了一流的经济学家。
例如,阿瑟-刘易斯得到诺奖的文章,就是发在现在已经不是很有名的《曼彻斯特学派》。而李特和莫里斯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章,却没有正式发表,只是剑桥大学的讨论稿。其实,那些顶尖杂志的文章,最少有90%以上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所以,衡量一个人的影响,成就和贡献,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是片面的。香港的许多大学,就是片面的追求发那些杂志的文章,大陆现在也学这一套。这种做法,有其优点,那就是比较透明,比较有可比性。但是,这种做法却压制了一些最有原创性的研究,永远都拿不到诺贝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