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周恩来之女 “他为中华之崛起而生”——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访谈录

2月17日上午,在一栋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老式红砖楼的三楼里,我们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 在周秉德朝阳的客厅里,到处是总理的影子:墙上是那幅意大利摄影师焦尔乔·洛迪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拍摄的照片,下面是周秉德14岁时与伯父的合影,还有一位无锡艺术家用树叶特制的周总理像,而在画像对面摆放着大连一家公司制作的周恩来铜像。

靠北墙的书橱里摆满了《周恩来年谱》、《周恩来选集》、《周恩来传》等与周恩来有关的书籍。

周秉德接受了我们1个半小时专访,谈起在中南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及教诲,年过7旬的周秉德女士依然是那么激动与忘情,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然回到了往昔的西花厅。 题字爱题伯父少年语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想听听您对周总理一生最凝炼的概括。

周秉德(以下简称周):他一生都在践行13岁时的那句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可以说他是为中华之崛起而生、为中华之崛起而亡的,他这一辈子没有任何个人的追求,对个人名利等各方面追求和考虑都没有。

现在有人让我写个字,我就是爱写这句话:“为中华之崛起。敬录周恩来少年语。”我觉得这句话是对他一生最高度的概括。他一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

他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经过探讨,觉得只有共产党、只有走共产主义这条路,才可以解放全国人民,可以推翻当时腐朽的政治,让人民走上幸福安康的道路。 记:他经常给您讲自己的革命经历吗? 周:伯父是非常忙碌的一个人,在家里也总是匆匆忙忙的,很少跟我们闲聊。

他也特别不愿意宣扬过去他受了多少苦、立了多少功。我伯母讲过一些。比如,她讲到我伯父在长征途中生病的事。他是长征中的“总管家”,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他要先了解有什么敌情,有什么自然环境,有什么群众基础,下一步该怎样做,等任务布置下去后,天也亮了,大家也都该走了,他一天的休息时间经常只有两三个小时。

他也吃不好,经常断粮、吃草根树皮。

有一次,就在过草地之前,他病得很重,高烧40℃,多日昏迷不醒,经诊断是肝脓疡,但我伯母说,当时没有药品,最后给他找冰块,物理降温,才逐步好转。 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曾说,他爸爸那时候是担架队长,毛泽东同志看到我伯父发烧非常着急,就和彭德怀讲,一定要想办法把周恩来的烧降下来,不然把脑子烧坏了了不得。

彭德怀就委托陈赓无论如何要想办法。陈赓当时是中央干部团团长,他手下没有战士,只有老弱病残的干部,所以彭德怀给他调来了40名战士来护理我伯父。

当时,彭德怀同志手里仅剩两门迫击炮,但他决定丢下它们,腾出这40人专门做护理。据说,当时彭德怀算了一笔大账,说,这两门迫击炮必须丢弃,不要说两门,就是两百门、两千门的迫击炮,也顶不上我们的周恩来。

记: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我们想了解在他生前生日是怎么过的? 周:老人家虽然为党外人士过生日、为烈士子女过生日,也为普通群众过生日,但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过生日。

当时,我们甚至都不明确他哪天过生日,他根本就不让人给他过,我们也就从来不敢提这个事。 伯父最讨厌搞特殊化 记:周总理不搞特殊,您在他身边应该体会更深。 周:我记得1951年和1952年有一段时间,伯母在颐和园养病,伯父有空就会去看看她,我们姐弟三人放假的时候也会一起跟着去。

每次进颐和园伯父都一定要买票,卫士们的票都是他掏钱买。他去都是傍晚的时候,因为那时人少,但公园从不清场,老百姓在那儿随便闲逛,有的远远发现了他就打个招呼,有的没发现就跟他擦肩而过,有的胆子大的就跟他握个手,很随意,没有什么戒备森严。

他深夜工作,早上起来,到公园里呼吸新鲜空气,跟遛鸟的、打拳的,聊得很热闹。他为了了解北京的公共汽车运营情况,还自己买票坐公共汽车。

记:真正是跟百姓打成一片了。 周:他自己不搞特殊,更进一步的是不准自己的亲属搞特殊。他要求我们不要在外面宣扬跟他的关系,更不能享受他的待遇,譬如不能够汽车接送,除了开学时因为行李太多送了一次,之后就再也没送过。

弟弟三年级那个寒假,别人要么已放假回家,要么被家里人接走,只有弟弟、妹妹还呆在学校没人接。妹妹急了,哭着找哥哥。哥哥就写了封“中南海邓颖超收”的信,信里说“已经放假了,因为有行李,请派车来接。

” 结果下午卫士叔叔就来了,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卫士招了两辆三轮,一辆拉兄妹俩,一辆拉行李,把他们接回家。回去后,伯母忙着先抱歉,说怎么把放假的日子都忘了,紧接着就是教育,说你还口气不小,竟然让派车子去接你们,“这是不可能的,汽车是工作上用的,不是给你们用的。

” 记:周总理对你们的要求够严的。 周:他最忌讳的就是我们靠他的关系走后门。我丈夫是沈钧儒的孙子,而著名记者范长江是沈钧儒的女婿,娶的是我丈夫的姑姑沈谱。

“文革”中,范长江被关牛棚,姑姑让我带封信给伯父,我说我不敢带呀,伯父最反对这种事,要是走关系,本来该办的事都不给办。1967年,伯父知道这件事,就说:你没白当我十几年侄女。

既愧疚又景仰伯父 记:对伯父的严格要求,您是不是当时也有些不理解? 周:当时,也理解。因为我们知道伯父的做人原则。最深刻的印象是对我父亲工作的安排问题。那时候我们刚刚进城,父亲40多岁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是伯父让他到华东革命大学学习后,再由组织进行分配。

在分配时,伯伯就跟我父亲的组织领导说:“给他的工作安排职务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 这句话的“后果”就是,由于父亲职务低分配的房子小,我们家孩子多,房子小就没地方住了,所以我们三个大点的孩子就到了伯父西花厅的一间小房子里,有时候还来些烈士的子弟,也都在那一间房子里挤着。

我父母的工资低,但孩子多、负担重,伯父就用自己的工资来给我们家做补贴。

上世纪50年代末,我父亲的胃病越来越厉害,无法正常上班。领导便照顾给安排了一个内务部参事的工作。伯父知道后,曾在会上提到这件事,“周某人的弟弟……,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

”1963年一次会议后,伯父跟父亲的领导说:“我弟弟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请你让他提前退休。”父亲提前退了休,退休后工资又降低了,而父亲有病又需要加强营养,伯父就从他本来给我们的补助费中又增加了数量作为我们家的补贴。

记:他用自己的钱照顾弟弟一家。 周:从上世纪50年代初实行工资制开始,一直到1968年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参加了工作,这十几年我都要从伯父的卫士长成元功手中领钱后拿给妈妈。

当时,我并不以为然,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而且内心里觉得伯父是高级干部,钱肯定多,拿就拿了呗。但在他去世后,我从他的卫士长、卫士们的回忆中,知道了他的实际工资收入,我发现这么多年来从他那儿拿到的补助费,占了他自己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到了一半,我当时是既惊愕又愧疚。

这么多年,他的生活是极为简朴的,衣服补了又补、鞋袜也是补了又补,外面的衣服看着穿得很笔挺,但里边的衣服特别简朴。

因此,我就想:那时候我们用了他那么多的钱,真是不懂事啊。我心里特别愧疚,同时又增加了对他的景仰之情,我觉得伯父实在是了不起啊! 伯父的工资收入不仅帮助亲戚,还有朋友、工作人员以及老部下。

而伯母也很支持自己的丈夫。 有一次,伯父把乒乓球运动员、《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演员,请到家里来吃饭,说:“我请你们吃饭。”伯母在旁边说:“你都没钱了,这个月的工资你只剩下五毛钱了,现在请他们吃饭的是我!

”伯父忙说:“对,对!今天是邓大姐请你们吃饭。” 作为一位夫人,她能够容忍并且支持自己的丈夫用这么大量的收入来资助自己的弟弟一家,资助烈士子女,她真是一位高尚的夫人、高尚的嫂子、高尚的伯母,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人们从没有淡忘他 记:请问您每年是怎样来纪念周总理的? 周:老人家去世以后,亲属们和原来在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每年的1月8号都到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会。1月8号一般都是三九天,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但是这些人从来没有间断过,总有几十人甚至是上百人到纪念碑那里去纪念总理,因为西花厅是不开放的,老人家的骨灰又撒掉了,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是他题写的,所以大家都认为在那里怀念他会感觉比较亲切。

有的人很早就把水仙花养好,到1月8号开得最旺的时候,带去“看望”他,还有的人拿着水果表达一番心意。值得一提的是,班禅大师生前每年1月8号上午10点钟一定会带着花篮和一条哈达来到烈士纪念碑去缅怀周总理。

记:年年如此,风雨无阻。 周:1989年以后,我们每年纪念周总理的活动改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周恩来室举行,他的照片和主要事迹都陈列在里面。因此每年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属们都到那里集合。

后来,到了1992年7月份,我伯母去世了,我们也曾去西花厅去缅怀老人家。因为这两位老人家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我伯母在那儿生活了40多年,她比我伯父晚了16年嘛。总之大家每年都会有个聚会,从不间断,而且每年这些人都会去。

当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无论是秘书、卫士,还是再远一层的警卫战士们都是这样,因为两位老人家生前对身边这些人都特别关心。 记:今年是周总理诞辰110周年,你们打算怎么纪念? 周:明天(18日)去绍兴祖居,当地政府有个纪念活动。

2月25日,老人家的亲属、国家元勋的子女,原来在西花厅工作的秘书、卫士等工作人员到淮安去,参观故居、纪念馆,举办座谈会等等。当然,我们还要在3月5日到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展室去。

记:有那么多人缅怀周总理,说明周恩来活在人民心中,他一刻也没有离开中国大地。 周:虽然他已经离开三十多年,但人们从没有淡忘他,而是对他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对他回忆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对他回忆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厚,对他回忆的人也越来越广泛。因为他为中华之崛起而生,所以中华大地上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本报记者 逄春阶 王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