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如钱仲联 “文化遗民”徐晋如:互联网时代的士大夫

自称为"文化遗民"的徐晋如,今年3月出版了他的《忏慧堂集》,这位1976年出生的年轻学人,去年获得中山大学古文献学博士,9月执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7年他曾出版过《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主编《解毒于丹》,发起"十博士批于丹"活动。

翻阅《忏慧堂集》,虽是不到两百页的戋戋小册,却包括了诗、词、诗话等多种体裁。其中的诗形式严谨,不乏精心锤炼的警句。集中的词尤其具备很强的可读性,词句清新,摇曳多姿,与"批于丹"活动的发起者判若两人。"伤春毕竟是前情。凭栏憔悴久,雪已满头盈。"这样的句子在书中比比皆是,作者的才具不容忽视。但问题也在于此:在这个开放且多元的时代,作者为何愿意将才华贯注于精选的小众读者?

徐晋如与"1905年之前的中国"相认同,与之精神相通,并力图活在这个传统里面。这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宁静境界,也许在徐晋如看来,毋宁说它其实是危机四伏的,唯有激烈地战斗方能保持它的完整性。徐晋如的对立面不仅包括企图用现代方式解说古典文学的,或者用英语思考与解读唐诗的,还有降低门槛,倡导"音韵改革"的人。也就是说,他要捍卫的是他心目中古典的纯洁性—这显然是一种火焰而不是白雪的纯洁。

每个时代都有不合时宜的人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选择古诗词来作为写作的载体?是为了保存或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觉得这种抒情方式最适合你?

徐晋如: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人。以前苏东坡就说自己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我的不合时宜,就在于我对现代性持批判的态度。我对现代性背景下的文化生态感到格格不入,我认为,古典精神和现代性的根本分野即在于,古典精神是精英化的,现代性是大众化的。我完全无法接受现代艺术的大众精神,尤其无法接受那些披着古典外衣的现代艺术。比如我只能接受从前的《牡丹亭》,而对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充满仇恨。

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文化遗民。我是那个1905年以前的中国的孑孽。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是信仰孔子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原则的中国。我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我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唯有国诗才符合我的身份。

时代周报:批评家认为文风乃人格的体现。从你的词看,词风似乎属于婉约一派,但是你批评于丹的时候,文风似乎有些豪放?

徐晋如:我的诗风和词风差异极大,很多人在刚读到我的词时,都不太相信这是我写的。一般而言,词以婉约为本色、当行。但我并非因为遵奉诗庄词媚的故训,而刻意地写成那样的一种风格。其原因乃在于,我的诗、词划分标准与一般人不同,我把所有言志的作品都算作诗,而把言情并且又符合词体规范的才算作词。

我的词是我个人爱情的一段私密记录,但那不是我的本色。我的本色仍然是刚猛精进的诗,好友刘梦芙先生曾说我的诗元气最足,其实那只是因为我天生性情激烈。我的批评其实不单指向于丹,对于文怀沙、南怀瑾、余秋雨……我都无法掩饰我的激烈。

"声韵改革"是"懦夫救星"

时代周报:你认为有一个1905年前的中国的存在,你认为我们现在无法接续这个传统吗?你个人写古诗词是否在延续这个传统?

徐晋如:凡天下之事,须明经权之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儒教中国的经,是应该万世不易的东西,其余比如宋明理学,比如忠君爱国,那些都是权,是与时迁化的东西。我以为,1905年的"废科举,兴学校",恰恰是废掉了中国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之写作国诗,不仅是因为我在审美倾向上崇尚雅正,更在于我选择去做一个贤士大夫,只有国诗这一体裁,能让我与往圣前贤相视而笑。

时代周报:你一直很反对"声韵改革",为什么?

徐晋如:所有这个时代的真正的诗人,都有一条共识,即认为一个名叫中华诗词学会的民间组织,是当代国诗传承和发展的最大障碍。

2009年,我与另一位诗人伯昏子兄,共同起草了《关于传承历史文化、反对诗词"声韵改革"的联合宣言》,矛头直指中华诗词学会倡导的"声韵改革",也得到学界前辈如吴小如先生、刘梦芙先生的支持。国诗的写作,是需要以读大量的古书为前提的,而读懂古书,离不开对中古时代声韵的掌握。

不能掌握中古音的声韵,便不能真正读懂古典,也就绝对写不好国诗。且任何艺术都有宗传,从南北朝至今,中国人作国诗都是用的同一声韵体系,即使是元代语音大变,通儒学者,也从未打算变革。何以到了今天,变革之音,就如此强大呢?

我认为,中华诗词学会之所以反对信守传统,要通过组织力量推行"声韵改革",表面上看,是要实现言文一致,其实质,却是要让不读书的人也可以去亵玩国诗。这依然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是胡适以来彻底否定传统的精神的谬种流传。作为一名坚守古典的、精英的立场,义无反顾地反对现代性、反对大众化的学者,我不能不反对"声韵改革"。在我看来,中华诗词学会所倡导的"声韵改革",只能是那些不读书又想亵玩国诗的人的"懦夫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