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刘醒龙书评 评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严迎春)

《天行者》是刘醒龙根据其著名中篇小说《凤凰琴》再创作的长篇,主要还是围绕“转正”这一主线,来讲一群民办教师,或者说是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

中国乡村知识分子的地位,或者说他们所代表的知识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是尴尬的。这种尴尬,在文学史上多有表现,远有《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里的秀才群像,近有小说《孔乙己》里可悲得让人无话可说的孔乙己,以及散文《范爱农》里命运悲惨的范爱农等。

不同的作者在塑造这些知识分子的时候,投以不同的眼光,如《儒林外史》里刻骨的讽刺,《孔乙己》里悲哀与同情混杂的滋味。而刘醒龙,是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塑造这些知识分子,将其称为“民间英雄”。

这种悲悯眼光的背后,实际是对知识,对知识的承载者和传播者的一种尊重。为充分表达这份尊重,作者在《天行者》里塑造了一个“苕女”——叶碧秋的妈妈,并认为这是小说中他最喜欢的人物。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个傻子呢?我认为,正是因为叶碧秋的妈妈始终纯粹地喜欢读书,不带任何功利色彩。这个人物也许反映了作者的一种信念:大山里的村民再穷再傻,如果能保持一份对知识的向往,就还有希望。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的乡村(城市其实也不例外,但是城市提供给一个知识分子的出路要多一些),知识如果不能和仕途、权力、金钱发生关系,知识的承载者的命运反而比普通人多出一份尴尬和沉重。《天行者》里的“民办教师”,是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并且至今仍有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出现的背景,实际上是在师资匮乏的年代,国家让乡村中文化水平较高的一部分人担当起了教师的职责。

他们的尴尬之处在于,挂教师之名,有教师之职,行教师之责,却无教师之地位和待遇。

他们明明就是教师,但是教师的真正身份和地位,却要等“别人”来赏赐,这是何等的尴尬,又是何等的不公!因此,“转正”如达摩克利特之剑,时时高悬。于是悖论出现,“转正”本来是一种身份认同,它达到的效果应该是使人变好,但结果我们却惊奇地发现,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他们恰恰是在“转正”这根魔棒的指挥下,时时焦虑,进退失据,甚至有时不得不丧失尊严。

那么“转正”的本质是什么?“转正”后,这些乡村知识分子的路将通向哪里?作者用“张英才”、“蓝飞”这些人物告诉我们,“转正”通向的路其实就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代表的是更高的权势,它有飞黄腾达的可能性。因此“转正”后的“张英才”们并没有回界岭,而是去了教育局、团委这些似乎更有前途的地方。

作者在《凤凰琴》里对“张英才”形象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他们是农村的高级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想获得阿里巴巴手中的“钥匙”,打开通往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典型代表其实是城市,所以张英才总是看《小城里的年轻人》)的大门。

刘醒龙选择了让“张英才”回归,这是作家的一种理想,可以理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恐怕更多的是像蓝飞一样,一去不归。

是不是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只能是“转正”或等待“转正”?或者说,等待别人的安排?《天行者》与《凤凰琴》相比,张英才手中多了一枚象征命运的硬币。在一枚小小硬币的反复掷抛之间,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最后作者选择让张英才抛弃了那枚硬币,开始遵从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张英才自嘲是中了界岭的毒。

界岭的毒是一种什么样的毒?我认为实际是一种良知。小说中的界岭小学代表的就是一个良知犹存的世界,这个世界反复受到外来权力、欲望的挤压,甚至差点消失,但是九死一生,仍旧保存,原因就是有一群像余校长这样的人!

小说中,作者借余校长之口说:“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这份良知如此之大,扛起这份良知的却是最卑微的人,因此,《天行者》里贯穿了一份悲壮的意味。

虽然如此,《天行者》里的悲壮仍不同于《凤凰琴》,《凤凰琴》里的乡村知识分子完全处于被安排的地位,他们在命运面前显得无能为力,甚至让人同情,而同情总是强者对于弱者的。

但是《天行者》中的乡村知识分子却成长起来,特别是孙四海的当选,让人看到了知识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天行者》的结尾是带有希望的,尽管这个“希望”也是通过与“村长”这一角色所代表的权力相挂钩而获得的,不是那么纯粹,但至少也代表一种进步吧。

《天行者》是在《凤凰琴》基础上的再创作,凭借着长篇的优势,作者能够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里充分展现人物的命运,并借此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审美理想。但毋庸讳言,正由于作者的思想非常成熟,所以笔下的人物有时候成了思想的代名词,缺乏真实感。

在《凤凰琴》中刻画的真实、细腻、复杂,真正做到了所谓“贴着人物来写(沈从文语)”的张英才,在《天行者》中人物性格完全没有发展,甚至彻底被放弃,最后只是为了体现作者的理想才让他出现,读来不仅觉得突兀,而且也缺乏可信度。当然,这可能是读者对作者的一种求全责备吧,对于刘醒龙这样优秀的小说家,读者有理由要求他写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