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雷海宗 雷海宗中国通史 为什么是日本人写出了经典的中国通史?
在阅读宫崎市定著作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叹——以宫崎渊博而又深入浅出的学术功力,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可以相抗的几乎没有。宫崎市定是20世纪日本著名的史学家,是公认的世界汉学重镇“京都学派”第二代“掌门人”,更是二战后日本史学界的领军人物,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历史学家。他专治东洋史,实际上中国史占了绝大部分。
在阅读宫崎市定著作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叹——以宫崎渊博而又深入浅出的学术功力,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可以相抗的几乎没有。
宫崎市定是20世纪日本著名的史学家,是公认的世界汉学重镇“京都学派”第二代“掌门人”,更是二战后日本史学界的领军人物,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历史学家。他专治东洋史,实际上中国史占了绝大部分。
《中国通史》这本通史,宫崎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际上是作者对一生所研究的中国史的一次总结。而他写作的方式也很有意思,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尽可能不看任何他人或自己的类似之说,全凭自己的记忆”,而作者的用意在于“头脑里没有忘记的知识,或许是重要的东西”,当然,为了证明自己记忆无误,有时也要查如《二十四史》之类的原典以核实。
宫崎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写通史呢?我想,他是避免自己陷入考证史学的窠臼,即“仅是断定,而不能进一步的描述”,使历史沦为文献学,而这是写通史所忌讳的。
纵观宫崎的治史,尽管有《九品官人法》这样见局部功力的作品,但终归是喜欢“宏大叙事”的,他所擅长的就是将琐碎的史料整理、提炼出来,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如世界史)以比较,然后陈述自己的看法。从某方面看,雷海宗的名作《中国的兵》是这个风格,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也如是,但无论是雷作还是钱作,仅仅涉及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宫崎的格局则更加恢宏,用无数类似《中国的兵》的专项梳理方法—如盐、煤、铁、乡村等原材料发展史,用政治材料加以“搅拌”,最终砌成一部中国历史的通论。
而他的通史风格是大开大阖的,在史料间纵横阖捭,绝不纠缠于细节,几乎都是以论代史。他的“学胆”极大,经常有大胆的推论,有时觉得他不够严谨,但绝不是胡说八道,因为很少有学者具备他那样对历史的敏锐的洞察力。
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文笔,我读了他上百万字的著作,没有丝毫晦涩沉闷的感觉,像是听一个老者在拉家常、说故事。无论多么复杂的理论,在他笔下就变成了通晓明白,无论多么深奥的史料,他总能用最平白的语言解释给读者。
他的通史几乎没有引用史籍原文,我想,这是为了减少非专业读者的阅读障碍而有意如此吧。应该说,自幼有意投身文学的宫崎,深谙文字之道,文字表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艺术性地创作,具备美学性质的,其受众也只能是有一定欣赏能力的小圈子;另一种以传道解惑为目的,文字必须要平易近人,不可卖弄文采,但这种朴实无华是建立在深入浅出的学术功力之上的。
宫崎无疑符合后者。读宫崎的著作,除了史学知识的收获外,文字上的启示也是重要的。
通史向来不易作,难在一个“通”字。其涵义有二,一是“贯通”,二是“通畅”。贯通需要学识,通畅需要文字能力。在历史学科的研究越来越细化的今日,能搞清一个朝代、一个问题就是专家了,学者很难有精力、有勇气去尝试“贯通历史”。
但只在自己的领域精雕细琢,研究成果只是供专业人士欣赏,却不能普及大众。而日本汉学界从明治后的第一代开始,即有一良好风气—研究成果必须以最好理解的形式介绍给最多的人看。第一代的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大师都放下身段,撰写过通俗的中国史作品,宫崎也算是秉承师教,而他的学识与文笔,都保障了通史的水平。
我不知道今日日本还有没有这样的作品,但“圣学”虽不绝,而大师已难求,至少最近国内引进的“讲谈社中国历史系列”,已非一人所能完成。而宫崎这本个人风格极鲜明的中国通史,或许在日本也是绝唱了。
在阅读宫崎市定著作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叹—以宫崎渊博而又深入浅出的学术功力,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可以相抗的几乎没有,日本汉学的整体水平实在是令人佩服!他们有着很好的传承,从明治后开创现代史学以来,他们的第一代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等人就是第一流的大师,当年陈寅恪曾有诗句“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胡适与陈垣也感叹“今日汉学的中心,不在巴黎就在东京”,可见日本学者的水平是在中国之上的。
这个说起来有点让人难以理解—当时中国还没发生“文革”,许多硕学鸿儒还在世,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滚瓜烂熟,怎么会不如日本人呢?与宫崎市定同时代的日本史学家石田干之助,擅长介绍世界汉学动态,他曾说“东洋人的东洋研究逊西洋人一筹,不用说,西人之知识未必常深,彼等的判断也未必常中肯,然而在治学方法上,东洋人所不及处甚多”,而西人方法精良,成果显著,“已到了如不利用其成果,就不能展开有意义的新研究的地步”。
石田这段话,很精辟地点明了东西治学的差异与差距,而日本的汉学研究之所以能够领先中国,就在于更早地引进了西方的研究方法。
日本近代的第一代史学家,多有留学欧洲的背景,深受当时流行的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和考辩。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史学”开始流行时,他们又很快地跟进,宫崎市定在经济史研究的突破,无疑有此痕迹。
从方法上看,老一辈的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理论方面,无疑是落后于东邻的,而1949年以后的“与世隔绝”,学术就更谈不上交流了。但日本学者与西方学者不同是中国的典籍他们要熟悉得多。这是因为日本的儒学传统深厚异常,朱子学、阳明学历来不逊于中国,即便是明治时期,儒家的官学私塾到处皆是,许多汉学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一样精通四书五经,只不过,他们没有科举考试而已。
在中西兼并吸收的同时,日本汉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或许可以说是自己法宝。一是文献的搜集,绝对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用力之勤,令人咋舌;二是承袭中国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必须精于文字的训诂;三是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如东亚各族或中国的少数民族,尽量掌握其语言文字。
老一代的日本汉学家,治学无一不符合以上三项,如京都派的羽田亨,精通十几门外语与古文字,不亚于陈寅恪,可见天下的聪明,并非为中国一家所尽占。这三大法宝又催生出两大强项:尤其精于北方和西域民族史,尤其精于中西的交通史,直至今日,日本汉学的人才虽不及老辈,但仍可以看出这两项的深厚积淀。
至于宫崎市定,他的功力或不及第一代学者,但从其著作中,仍可以看出他具备相当的常识;而他自认为没有语言天赋,所学过的阿拉伯语虽不成气候,却仍具备运用英、法、中等外语的能力。
由此,我不由想起了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若论天赋与根基,陈寅恪无疑是在宫崎之上,但中日学者的差距又在第二条体现出来了,就是中国学者没有日本稳定的学术环境,不能尽展其才。宫崎的学术高峰期是在二战后,而那时我国正经历连宫崎都没有预料的“大变局”,多少有才华的学者在新时代的要求下,被迫改弦更张,削足适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