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后代与海归
201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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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留学人员猛增,同时,学成的海归人员也猛增.中国的大学校长中,已经有大批的海归. 中国近代留学第一人是容闳,在容闳的推动下,1872年,中国有了第一批留美学生. 近代史上著名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有的儿子是外交官,但不是留学人员;中国近代政治名人中,严复.詹天佑.段祺瑞等是留学欧美的留学生.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一批中国名人中,很多人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外国留学,后来海归,其命运各自不同,留下思考和回味. 梁启超:三个儿子是院士 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留学人员猛增,同时,学成的海归人员也猛增。中国的大学校长中,已经有大批的海归。
中国近代留学第一人是容闳,在容闳的推动下,1872年,中国有了第一批留美学生。
近代史上著名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有的儿子是外交官,但不是留学人员;中国近代政治名人中,严复、詹天佑、段祺瑞等是留学欧美的留学生。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一批中国名人中,很多人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外国留学,后来海归,其命运各自不同,留下思考和回味。
梁启超:三个儿子是院士
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所生。
梁启超教育孩子说,“我常说,天下事情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边上第一等人物。”梁启超又说,“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梁启超的孩子大多数做了自然科学家。
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1901年—1972年):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于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1923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抗战胜利后,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他反对大规模在北京拆除古建筑。梁思成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1972年,在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梁启超次子梁思永(1904年—1954年):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童年在日本度过,1923年,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1931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梁启超五子梁思礼(1924年—):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3年的课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1949年10月1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梁思礼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他还曾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从不思读书到自尽
胡思杜,生于1921年12月17日,上有哥哥祖望。按沈卫威先生的描述是:“思杜年少时患肺病,小学时读时辍。胡适曾让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家庭教师,教思杜和祖望学习,同时帮他整理父亲胡传的遗作。后来思杜入校读书,但非聪颖之辈,善交朋友,贪玩乐。”
抗战开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哥哥胡祖望亦于1939年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而思杜则和母亲留在国内。上海成为“孤岛”后,思杜一度随母避居上海租界,进入附近学校读书。后来胡适把他委托给友人,这位友人向胡适反映胡思杜“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上海青年的恶习,请兄要赶快注意。”就这样,胡思杜于1941年5月也到了美国,学习历史。胡思杜进入费城教友会办的哈弗福德学院,读了两年之后,转学到印第安纳大学。读了一年之后,一个学期5门功课,胡思杜竟然4门不及格,胡适失望了。
1946年6月,胡适回国。胡思杜读了2所大学也没有毕业。后面一段时间就根本没有上课。胡适给他汇的钱全部跑马跑光了,还欠下一身债。因为2张支票的事情,差点被警察找去,后来由胡适的一位朋友把他救了出来。胡思杜的2个衣袋里全部是当票,其中一张是胡适给他的一家打字机的当票。1947年10月,胡思杜随父亲的朋友离开美国,一起回到了北平。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1948年8月,胡适只同意胡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因此,胡思杜产生了对父亲的怨恨之心。
1948年12月,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执意留下,反复劝说也无效,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了。”
解放后,胡思杜便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工作。后来胡思杜在《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许多媒体纷纷报道。1957年,胡思杜因为想入党,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但马上学院领导把他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判。批斗大会开了许多次,他精神上崩溃了,最后在1957年9月21日因为绝望而上吊自杀。
詹天佑:私费送2个儿子留学
詹天佑是我国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他主持修建的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运用“人”字形线路,既节约了大量资金,又培养了不少人才。
1914年秋,担任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接到政府一个通知:政府让他的两个儿子官费出国留学。看了通知,詹天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别人家的孩子出国留学,都是自己出钱。今天,我的两个孩子同时出国留学,却是官费,还不是因为我对国家的铁路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吗!现在,我又是督办兼总工程师,有了一定的地位,连孩子也可以得到特别照顾。这样做,对国家不利,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更何况各地财力窘迫,留学要耗费好多国家资金。想到这里,他谢绝了政府的照顾,用自己的薪俸,供两个孩子留学8年。
两个孩子学成回国后,有个单位用高薪聘请,詹天佑不同意。在他身边工作。
当时,有几个和他们一起回国又在一起工作的同学,工资每月都一百多元,而詹天佑每月只给两个孩子70元。这时,有人为两个孩子打抱不平,两个孩子也不高兴。詹天佑又十分恳切地对孩子说:“因为你俩是我的孩子,自然要严格一些。目前国家困难,经费紧张,我们搞工程建设的是清楚的,要多为国家着想。”
詹天佑子女多,原来的住房很挤,政府为了照顾他,在张家口为他安排了一幢寓所,并用公款为他添置了一些家具。孩子们见到新房新家具,高兴得不得了。詹天佑对孩子们说:“国家很穷,我们要珍惜国力,珍惜国力!”随即,他让孩子们要来购买家具的清单,照单子一一付清了家具用款。
詹天佑的后代多是铁路工程师。
严复:长子严璩,说什么也不能当汉奸
严复长子严璩,早年游学英国。回国后任广东省电政监督,驻法国使馆参赞,视察越南。清宣统元年(1909年),任福建财政监理。民国成立后,历任北洋政府长芦盐运使、财政部参事、公债司司长。民国11年(1922年),三度出任财政部次长,以及全国盐务署署长兼盐务稽查总所总办等职。民国13年,再任财政部长,出面与洋人周旋,以“关余”、“盐余”为抵押,发行春节国库券800万元,以解困境。民国18年,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次长18天被解职。后又出任司法部总务司司长。民国22年,失业。抗日战争期间,拒绝出任日伪财政部长。后病逝于上海。严璩学有家传,通晓英国正统学派的经典文献及英、法语,工诗善书。曾与林纾合作翻译部分外国小说。有《越南视察报告》等传世。
严璩少年得志,宣统元年(1909年)就是二品卿衔大员了。回福建任“财政正监理官”时,还不到35岁。北洋政府时期,在三任财政部次长之后,曾代理过财务总长一职。国民党定都南京后,他曾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司法行政部总务司司长。1933年退休定居上海。
严璩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只租了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与一妾同居,生活主要依赖沈葆桢之孙、当时担任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的沈昆山接济。上海沦陷,接济中断,严璩无力撤往内地,滞留上海,被日寇盯上,一群汉奸打算拥他出来做伪财政部长。他们有意接近严璩,先是装出崇敬无比的样子,来看望严璩。尔后,又想从经济上拉拢严璩。他们借口有个朋友到内地去,留下一幢花园洋房,愿意借给严璩住。严璩不知是计,就搬进洋房。接着汉奸与日寇轮番来动员严璩出任伪财政部长,严璩不从。日寇见利诱不成,就以死相逼。严璩仍誓死不从。
此时,严璩年近七十,又有极严重的哮喘病,身体每况愈下。日寇见严璩宁死不肯出任伪财政部长,就在一个刺骨的冬日,将严璩赶出洋房。饥寒交迫,严璩卖尽家中值点钱的东西,也只租到了一个亭子间的楼下———二房东的洗澡间,他的床板就放在二房东的澡盆上。入夜,二房东洗澡时,就将严璩赶到大街上。几番折腾,老人已奄奄一息。
1942年冬天,严璩带着一身傲骨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不断下滑的人生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一个脾气有点怪的老头——这就是袁克定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张伯驹女儿张传彩这样形容袁克定。
袁世凯一生有一妻9妾,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长子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所生。于氏是袁世凯河南老家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旧礼节,不是很得袁世凯的喜欢,于氏只为袁世凯生了袁克定这一个儿子。
1913年,袁克定骑马时把腿摔坏,从此落下终身残疾。他年轻时曾到德国留学,所以通晓德语和英语。看的书也以德文书居多,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或许是因为早年跟随袁世凯四处游走,他的口音有些杂,听不出是河南、天津还是北京话,袁克定喜欢看线装书,另一个爱好是看棋谱。袁克定幼年随袁世凯历任各地,清末,荫候补道员,后升任农工商部参议、右丞。辛亥革命爆发后,受其父之托,拉拢汪精卫。据辛亥革命录记载,袁、汪二人曾在袁世凯面前结为异姓兄弟。
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并镇压二次革命之后,统治逐渐稳固。袁克定此时便开始鼓吹帝制,希望能因此出任皇储。他派人每日伪造顺天日报送呈袁世凯,只收录赞成帝制的文章,并发起组织筹安会,使其误认为民心可用,不料,袁家的一孩子外出买小贩的蚕豆吃,蚕豆外面包的真正顺天日报暴露了与假的顺天日报的不同而露馅。因此,当袁世凯在护国战争中失利,不得不取消帝制之后,曾痛责袁克定“欺父误国”。
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分得遗产最多,却始终不事生计,挥金如土。当时袁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40万,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得12万银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字的股票,包括开泺煤矿、启新洋灰(水泥)公司、自来水公司等股票在内。兄弟们每人还分得有10条金子。袁克定先是迁居天津隐居。1935年复迁北京宝钞胡同,1937年后再迁颐和园清华轩别墅。在抗战期间,他拒绝与日本占领军合作,生活陷入贫困。华北沦陷后,日本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还想笼络袁克定,要他加入华北伪政权,希望借助他的身份对北洋旧部施加些影响。袁克定几次跟张伯驹提到这事,那时他经济已经很困顿了,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汉奸。据说袁克定还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袁克定还想找关系,求蒋介石返还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但被拒绝,袁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后,有一次曹汝霖劝袁克定把河南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但袁克定坚决不同意。
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袁克定的全部家私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手中仅余的部分股票,也被袁氏长孙袁家融通过袁乃宽恳求,投资于天津新懋交易行内,充实股本,换得长孙袁家融充任该行副理。当时言明,所得利润足够袁克定的生活费用,可以随时支取。但是,这逆子不念其父袁克定年迈,生活无助,始终分文不给,致使其父生活陷入困境,也算是活该的“报应”吧。那时的袁克定,在北平已经穷极潦倒,一日三餐无鱼无肉,甚至没有菜蔬,仅以窝窝头(玉米面做的粗粮食品)切片,佐以咸菜果腹。但袁克定仍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不改往日派头。后来实在无法生活,他曾迁到朋友张伯驹家中寄居。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张伯驹的家庭生活也陷入了困境,难以兼顾袁克定了。这时,北京文史馆馆长章士钊闻悉,呈报政府批准,将袁克定安排在文史馆中,给予委员的名义,每月支人民币60元,在家坐领。后来,又靠街道上每月20元人民币的救济金维持生活(当时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20元)。此时,袁克定尽管衣衫破旧,但举止言谈依然如故,习气不改。
1958年,袁克定病逝在张伯驹家中,终年80岁,其妻早在1939年就已病故。袁克定的丧事,全由张伯驹代为料理。如果没有张伯驹的帮助,也许他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中国近代留学第一人是容闳,在容闳的推动下,1872年,中国有了第一批留美学生。
近代史上著名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有的儿子是外交官,但不是留学人员;中国近代政治名人中,严复、詹天佑、段祺瑞等是留学欧美的留学生。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一批中国名人中,很多人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外国留学,后来海归,其命运各自不同,留下思考和回味。
梁启超:三个儿子是院士
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所生。
梁启超教育孩子说,“我常说,天下事情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边上第一等人物。”梁启超又说,“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梁启超的孩子大多数做了自然科学家。
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1901年—1972年):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于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1923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抗战胜利后,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他反对大规模在北京拆除古建筑。梁思成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1972年,在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梁启超次子梁思永(1904年—1954年):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童年在日本度过,1923年,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1931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梁启超五子梁思礼(1924年—):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3年的课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1949年10月1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梁思礼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他还曾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从不思读书到自尽
胡思杜,生于1921年12月17日,上有哥哥祖望。按沈卫威先生的描述是:“思杜年少时患肺病,小学时读时辍。胡适曾让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家庭教师,教思杜和祖望学习,同时帮他整理父亲胡传的遗作。后来思杜入校读书,但非聪颖之辈,善交朋友,贪玩乐。”
抗战开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哥哥胡祖望亦于1939年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而思杜则和母亲留在国内。上海成为“孤岛”后,思杜一度随母避居上海租界,进入附近学校读书。后来胡适把他委托给友人,这位友人向胡适反映胡思杜“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上海青年的恶习,请兄要赶快注意。”就这样,胡思杜于1941年5月也到了美国,学习历史。胡思杜进入费城教友会办的哈弗福德学院,读了两年之后,转学到印第安纳大学。读了一年之后,一个学期5门功课,胡思杜竟然4门不及格,胡适失望了。
1946年6月,胡适回国。胡思杜读了2所大学也没有毕业。后面一段时间就根本没有上课。胡适给他汇的钱全部跑马跑光了,还欠下一身债。因为2张支票的事情,差点被警察找去,后来由胡适的一位朋友把他救了出来。胡思杜的2个衣袋里全部是当票,其中一张是胡适给他的一家打字机的当票。1947年10月,胡思杜随父亲的朋友离开美国,一起回到了北平。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1948年8月,胡适只同意胡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因此,胡思杜产生了对父亲的怨恨之心。
1948年12月,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执意留下,反复劝说也无效,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了。”
解放后,胡思杜便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工作。后来胡思杜在《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许多媒体纷纷报道。1957年,胡思杜因为想入党,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但马上学院领导把他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判。批斗大会开了许多次,他精神上崩溃了,最后在1957年9月21日因为绝望而上吊自杀。
詹天佑:私费送2个儿子留学
詹天佑是我国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他主持修建的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运用“人”字形线路,既节约了大量资金,又培养了不少人才。
1914年秋,担任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接到政府一个通知:政府让他的两个儿子官费出国留学。看了通知,詹天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别人家的孩子出国留学,都是自己出钱。今天,我的两个孩子同时出国留学,却是官费,还不是因为我对国家的铁路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吗!现在,我又是督办兼总工程师,有了一定的地位,连孩子也可以得到特别照顾。这样做,对国家不利,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更何况各地财力窘迫,留学要耗费好多国家资金。想到这里,他谢绝了政府的照顾,用自己的薪俸,供两个孩子留学8年。
两个孩子学成回国后,有个单位用高薪聘请,詹天佑不同意。在他身边工作。
当时,有几个和他们一起回国又在一起工作的同学,工资每月都一百多元,而詹天佑每月只给两个孩子70元。这时,有人为两个孩子打抱不平,两个孩子也不高兴。詹天佑又十分恳切地对孩子说:“因为你俩是我的孩子,自然要严格一些。目前国家困难,经费紧张,我们搞工程建设的是清楚的,要多为国家着想。”
詹天佑子女多,原来的住房很挤,政府为了照顾他,在张家口为他安排了一幢寓所,并用公款为他添置了一些家具。孩子们见到新房新家具,高兴得不得了。詹天佑对孩子们说:“国家很穷,我们要珍惜国力,珍惜国力!”随即,他让孩子们要来购买家具的清单,照单子一一付清了家具用款。
詹天佑的后代多是铁路工程师。
严复:长子严璩,说什么也不能当汉奸
严复长子严璩,早年游学英国。回国后任广东省电政监督,驻法国使馆参赞,视察越南。清宣统元年(1909年),任福建财政监理。民国成立后,历任北洋政府长芦盐运使、财政部参事、公债司司长。民国11年(1922年),三度出任财政部次长,以及全国盐务署署长兼盐务稽查总所总办等职。民国13年,再任财政部长,出面与洋人周旋,以“关余”、“盐余”为抵押,发行春节国库券800万元,以解困境。民国18年,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次长18天被解职。后又出任司法部总务司司长。民国22年,失业。抗日战争期间,拒绝出任日伪财政部长。后病逝于上海。严璩学有家传,通晓英国正统学派的经典文献及英、法语,工诗善书。曾与林纾合作翻译部分外国小说。有《越南视察报告》等传世。
严璩少年得志,宣统元年(1909年)就是二品卿衔大员了。回福建任“财政正监理官”时,还不到35岁。北洋政府时期,在三任财政部次长之后,曾代理过财务总长一职。国民党定都南京后,他曾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司法行政部总务司司长。1933年退休定居上海。
严璩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只租了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与一妾同居,生活主要依赖沈葆桢之孙、当时担任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的沈昆山接济。上海沦陷,接济中断,严璩无力撤往内地,滞留上海,被日寇盯上,一群汉奸打算拥他出来做伪财政部长。他们有意接近严璩,先是装出崇敬无比的样子,来看望严璩。尔后,又想从经济上拉拢严璩。他们借口有个朋友到内地去,留下一幢花园洋房,愿意借给严璩住。严璩不知是计,就搬进洋房。接着汉奸与日寇轮番来动员严璩出任伪财政部长,严璩不从。日寇见利诱不成,就以死相逼。严璩仍誓死不从。
此时,严璩年近七十,又有极严重的哮喘病,身体每况愈下。日寇见严璩宁死不肯出任伪财政部长,就在一个刺骨的冬日,将严璩赶出洋房。饥寒交迫,严璩卖尽家中值点钱的东西,也只租到了一个亭子间的楼下———二房东的洗澡间,他的床板就放在二房东的澡盆上。入夜,二房东洗澡时,就将严璩赶到大街上。几番折腾,老人已奄奄一息。
1942年冬天,严璩带着一身傲骨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不断下滑的人生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一个脾气有点怪的老头——这就是袁克定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张伯驹女儿张传彩这样形容袁克定。
袁世凯一生有一妻9妾,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长子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所生。于氏是袁世凯河南老家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旧礼节,不是很得袁世凯的喜欢,于氏只为袁世凯生了袁克定这一个儿子。
1913年,袁克定骑马时把腿摔坏,从此落下终身残疾。他年轻时曾到德国留学,所以通晓德语和英语。看的书也以德文书居多,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或许是因为早年跟随袁世凯四处游走,他的口音有些杂,听不出是河南、天津还是北京话,袁克定喜欢看线装书,另一个爱好是看棋谱。袁克定幼年随袁世凯历任各地,清末,荫候补道员,后升任农工商部参议、右丞。辛亥革命爆发后,受其父之托,拉拢汪精卫。据辛亥革命录记载,袁、汪二人曾在袁世凯面前结为异姓兄弟。
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并镇压二次革命之后,统治逐渐稳固。袁克定此时便开始鼓吹帝制,希望能因此出任皇储。他派人每日伪造顺天日报送呈袁世凯,只收录赞成帝制的文章,并发起组织筹安会,使其误认为民心可用,不料,袁家的一孩子外出买小贩的蚕豆吃,蚕豆外面包的真正顺天日报暴露了与假的顺天日报的不同而露馅。因此,当袁世凯在护国战争中失利,不得不取消帝制之后,曾痛责袁克定“欺父误国”。
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分得遗产最多,却始终不事生计,挥金如土。当时袁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40万,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得12万银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字的股票,包括开泺煤矿、启新洋灰(水泥)公司、自来水公司等股票在内。兄弟们每人还分得有10条金子。袁克定先是迁居天津隐居。1935年复迁北京宝钞胡同,1937年后再迁颐和园清华轩别墅。在抗战期间,他拒绝与日本占领军合作,生活陷入贫困。华北沦陷后,日本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还想笼络袁克定,要他加入华北伪政权,希望借助他的身份对北洋旧部施加些影响。袁克定几次跟张伯驹提到这事,那时他经济已经很困顿了,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汉奸。据说袁克定还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袁克定还想找关系,求蒋介石返还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但被拒绝,袁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后,有一次曹汝霖劝袁克定把河南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但袁克定坚决不同意。
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袁克定的全部家私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手中仅余的部分股票,也被袁氏长孙袁家融通过袁乃宽恳求,投资于天津新懋交易行内,充实股本,换得长孙袁家融充任该行副理。当时言明,所得利润足够袁克定的生活费用,可以随时支取。但是,这逆子不念其父袁克定年迈,生活无助,始终分文不给,致使其父生活陷入困境,也算是活该的“报应”吧。那时的袁克定,在北平已经穷极潦倒,一日三餐无鱼无肉,甚至没有菜蔬,仅以窝窝头(玉米面做的粗粮食品)切片,佐以咸菜果腹。但袁克定仍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不改往日派头。后来实在无法生活,他曾迁到朋友张伯驹家中寄居。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张伯驹的家庭生活也陷入了困境,难以兼顾袁克定了。这时,北京文史馆馆长章士钊闻悉,呈报政府批准,将袁克定安排在文史馆中,给予委员的名义,每月支人民币60元,在家坐领。后来,又靠街道上每月20元人民币的救济金维持生活(当时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20元)。此时,袁克定尽管衣衫破旧,但举止言谈依然如故,习气不改。
1958年,袁克定病逝在张伯驹家中,终年80岁,其妻早在1939年就已病故。袁克定的丧事,全由张伯驹代为料理。如果没有张伯驹的帮助,也许他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