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允明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何以开启诗歌新途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从许多无名而近于散佚的“古诗”中,选择了十九首编在一起。从此,原来处于散漫状态的“古诗”,就因这十九个兄弟合成一个团队,有了一个集体的名字——《古诗十九首》。很快,《古诗十九首》又从《文选》所编的诗歌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独立的单元,名称越叫越响,地位越来越高。
诗歌至汉代,开始告别四言和楚语骚体,汲取乐府诗的精粹,艰难缓慢地朝五言的方向迈进。但当时的风气,从汉武帝到文化人,欣赏的是体式恢宏、气势开张和语言华丽。汉代五言诗在汉大赋、汉乐府和四言诗的压迫下,只是很小的一块,是一股默默的潜流。
它一方面要脱去四言和骚体的旧外衣,另一方面又要摆脱先秦、战国以来儒家经典的纠缠。最终成熟起来、重要起来,并成为热点、变成钟嵘《诗品》中说的“人人终朝点缀,昼夜吟咏”的新形式,还要再等三百年。因此,处于旁流,才秀人微,只能随写随弃,或在三五友朋知己中传唱吟咏。等三百年过去,虽然诗还在,但时代、作者、具体的篇名湮没不彰了。
关于 《古诗十九首》 的作者和产生的时代,《文心雕龙》中说:“比类而推,两汉之作。”《诗品》中说:“旧疑是建安中曹(曹植)、王(王粲)所制。”萧统没有说时代,对作者也疑不能明,故统称“古诗十九首”。今天的研究者多以为其是产生于东汉桓、灵之际无名氏作品的说法,亦有可以探讨的余地。
在内容上,《古诗十九首》写得最多的是游子和思妇题材。诗中,呼喊直白而热烈的相思,倾诉下层知识分子的失意、彷徨、痛苦和伤感,反映剧烈动荡的社会,以及对人的生、死和生存价值作了思考和质疑。
在艺术上,《古诗十九首》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这两种因素合在一起,加上运用当时新兴的五言诗形式,使得《古诗十九首》自《诗经》《楚辞》以来,成为一种新经典,创造出新范式和新内容。
《古诗十九首》中人的觉醒、诗的觉醒,是“人的自觉”的前奏,是“文的自觉”的起始阶段。它注重表现人的典型感情,且以浅语道出,正所谓“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在表达方法和效果上,是一种袒露式的“真情”、白描式的“真景”,是对久违的朋友推心置腹说的“真话”,是性情中人说性情中语。
所谓“真”字,不仅指对场景、事实作客观、真切的描写,更是要求诗人精诚所至,真诚从内心流出。《古诗十九首》中的“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均是情真、意真的“不隔之作”。
《古诗十九首》对后世五言诗影响巨大。胡应麟《诗薮》举曹植学《古诗十九首》为例说:“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即“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也;“飞观百余尺,临牖御灵轩”,即“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也;“借问叹者谁?云是荡子妻”,即“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也;“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即“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也。
子建诗学《十九首》,此类不一,而汉诗自然,魏诗造作,优劣俱见。宋荦《漫堂说诗》更是感叹:“阮嗣宗《咏怀》、陈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风》、韦苏州《拟古》,皆得《十九首》遗意。”
作为“五言冠冕”,《古诗十九首》承袭《诗经》《楚辞》,连接从先秦至唐宋诗歌史的主轴,启迪建安诗歌新途。从此,“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的五言诗,就逐步取代“每苦文繁意少”的四言诗,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形式。(作者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