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州杨永泰 蒋介石的高参杨永泰
对于蒋介石的秘书,一般人们只知道陈布雷、邵力子,而对为蒋介石做出数次重大辅佐的“王佐之才”的杨永泰却知之很少。 从崇敬孙中山到排孙有功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家境殷实。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并未束缚他与生俱来的激情与想象,反而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坚实功底。
他17岁轻松考中秀才,21岁入广东高等学堂,系统地接受西方科学文化教育,22岁来到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学习法律。他醉心于政法,认为这才是真正有用的学问,这段学习决定了他日后在国民党内部成了政学系出身的一派首领。
两年后,杨永泰学成回到广州,任《广东报》记者、编辑,他思维敏捷,文笔雄辩,本人又热衷社交,很快成为广州的名人,开始涉足政坛。1908年,杨永泰跻身于广东省咨议局议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杨永泰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
1914年,杨永泰来到上海,结识黄兴,成为至交。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杨永泰率先加入。从上海回到广州后,先在滇军领袖李烈钧手下任幕僚,很快又出任李烈钧两广护国军司令部下属财政局长。接着,李烈钧又推荐他出任肇庆军务院财政厅长。
国会议员张耀曾、李根源等在北京组织政学会,杨永泰虽然身在广州,但是政法专业出身,政治观点也和政学会一致,故和政学会的成员来往很多,关系密切。
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政学会看到此时段祺瑞不得人心,于是也南下投靠孙中山。当时广州有两股势力,一股以孙中山为代表,一股以唐继尧、陆荣廷为代表,后者是滇桂军阀,盘踞已久,势力比孙中山更强,所以当时的很多国会议员投靠了唐、陆。
杨永泰左右逢源,和两方面都打得火热。这时,孙中山因赏识杨永泰的才干,点名要他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长。杨永泰正欲欣然上任,却有政学会的骨干分子劝说道:孙大炮只是名声大,其实没有实力,是个空架子,投靠他不如投靠西南实力派。杨永泰认为他们分析得有理,于是迟迟不去上任,孙中山一催再催,杨永泰态度暧昧。
西南实力派左右国会,称雄广州,并勾结北洋军阀,排挤孙中山。1917年,护法军政府的大元帅首领制被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孙中山的权力被大大剥夺,愤而辞职。杨永泰本来十分崇敬孙中山,但是他太过聪明,又急于求成,所以在政治上有一种投机倾向。
在排挤孙中山的活动中他站在了西南实力派的立场上,和政学会的其他骨干一同做了很多卑劣的幕后活动。杨永泰参与排孙有功,被西南实力派举荐为广东财政厅长。杨永泰见西南实力派兵强马壮是靠山,于是马上上任,一年后又升任广东省省长,可谓官运亨通。
然而好景不长,老天捉弄,西南实力派排孙之后又起内讧,政局变幻,孙中山在广东再度崛起。1921年,孙中山重建政府,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杨永泰等人当年排挤孙中山的内幕被揭了出来。自知无法立足,杨永泰潜行北上,至上海,不顺利,又至北京,又不顺利,又返上海。连连受挫,杨永泰情绪沮丧至极,闭门不出,苦熬时日。
杨永泰的早期政治生涯可以说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政客道路,朝三暮四,东投西靠。他深具才干,但政治立场不坚定,太重利益不讲原则。这种做法一方面坏了他的名声,另一方面又使他不能植根于某一方势力而把握实权。 为蒋献策第一功:“削藩策” 1926年北伐开始,杨永泰再也坐不住了。
外面轰轰烈烈,天翻地覆,自己46岁正值壮年,过去又曾有相当骄人的政治成绩,难道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老死于蓬蒿之间吗?杨永泰决定寻找机会东山再起。
虽然,蒋介石后来在南京建立国民党政府,但是内外交困,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南京政府便由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西山会议派把持。杨永泰决定毛遂自荐投靠李、白,于是他向李宗仁等献上一份万言书,洋洋洒洒地讲了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和主张,并表达了想要再度跻身政治、效力于政府的愿望。
李宗仁、白崇禧读罢,对杨永泰的头脑、才华大加赞叹,但却对他的为人十分鄙薄。杨永泰当初参与排孙的劣迹人们尚不能忘,李、白二人认为杨永泰太聪明、太势利,政治上靠不住,于是决定不用此人,所以对他态度十分冷淡,不理不睬。
1928年,蒋介石重返南京执政,任命心腹大将熊式辉为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原本是滇军李烈钧的部下,在广州时就同杨永泰要好,对杨的才干非常了解并且十分佩服。眼下蒋介石正是用人之时,若老友能为蒋所用,既能效忠主子,又能解朋友之困,而且自己还举荐有功,岂不是一举几得,于是熊式辉大力举荐杨永泰。
杨永泰确实人才难得,他虽然几年蜇居未出,但对政局变化了若指掌,须臾未曾忘怀。他敏锐地看到当时国民党内部首当其冲的大问题就是派系对立,而且各有实权,尤其是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对中央政府是一个极大威胁,致使中央政权不能统一全国,而且祸多从此出。杨永泰向熊式辉讲了自己的分析看法,提出了一条妙计——“削藩策”,请熊式辉代为转呈。
蒋介石正为诸侯自重大伤脑筋,他已深深感到这是致使自己下野的祸根,此根不除,自己的政权时刻受到威胁。熊式辉面蒋,代陈“削藩策”,蒋介石听后眼前一亮,惊喜地说:“天才!竟有此等人在,他在哪里?我马上见!”并表示对他当年的劣迹不予追究。
为表示礼贤下士,蒋介石没有招杨永泰前来,而是亲往熊式辉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官邸,在那里与杨永泰见面。杨永泰抑制住心头的狂喜向蒋介石深鞠一躬,蒋介石连忙上前拉住杨永泰的手,很动感情地说:“吾辈革命,倍感艰辛,思贤若渴,今日与杨先生相见,实乃天助我,望先生施管仲、诸葛之才,以贡献吾国革命。”杨永泰受宠受惊,几乎落泪:“吾奋斗半生未遇明主,今日始得见明君。日后吾当肝脑涂地,以报总司令知遇之恩。”
蒋介石迫不及待讨计,杨永泰和盘托出:当今天下,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桂系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果他勾结冯玉祥、阎锡山,那么南京就会非常困难。好在桂系有他们的政敌俞作柏,能拆李宗仁的台,唐生智也可以收回旧部为理由进逼白崇禧,再用重金收买冯玉祥的大将韩复榘、石友三等,那么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就不难瓦解。
如果再收买陈铭枢、陈济棠,以缚虎之势扣留李济深于广州,那么桂系的一分天下就可以变成蒋公您的三分天下……
杨永泰此人好像是专为蒋介石统一天下而准备的,蒋心中的难题被杨永泰一一道破,他的想法和蒋介石一拍即合,蒋介石得杨永泰如获至宝。于是问他想要在自己手下担任何职,杨永泰谦虚地表示不在乎职位高低,只想效力于总司令。杨永泰从此留在蒋介石身边,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实为蒋介石的秘书加谋士,是重要幕僚。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二次北伐。很快获胜后,他立即着手“削藩”,在北平汤山召开军事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北伐完成后军队如何实行裁减编遣问题。这样的会议当然进行得很艰难,但在几次软硬兼施的催迫之下,编遣工作还是有了结果。
李宗仁、白崇禧不服,发起蒋桂战争,桂系很快败北。接着冯玉祥、阎锡山又与蒋介石展开中原大战。此间蒋介石采用杨永泰的计谋,不惜一切代价拉拢观望的张学良,并结为盟兄弟。挫败冯、阎之后,用东北军将西北军换防。
西北军土崩瓦解,李宗仁、阎锡山亦不在话下。这样,蒋介石仅用三年便解除心头大患。杨永泰为蒋介石立下了起决定作用的第一功。 为蒋献策第二功:“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提上日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存在和日益壮大。共产党和红军一直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但令蒋介石头痛的是小小红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极难对付。
共产党和红军究竟有什么不可征服的魔力呢?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蒋介石二次下野后复出,回南京主持军政,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仍是共产党。剿则败,不剿又不行,蒋介石苦无良策,一筹莫展。
蒋介石困惑之时,正是杨永泰立功之日。杨永泰分析了前三次围剿的情况,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首先表白:“吾闻知遇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先生对我知遇之恩,我当为先生为革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近闻先生日夜殚精竭虑,思考如何扑灭共党问题,我随先生四年,深知先生为党为国至诚如斯。
”信中透出的自然是顽固的反共立场,但对问题所作的分析不谓不一针见血:“吾随先生出师,细观江西诸地,渐觉共党不足为虑。所难之点为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手,实为一严重问题。
民众与共党合为一家,在吾于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共产党所利用。在他于共党诸项方针政策,一富煽动性,二富实效性,较吾地方官吏有效力。”因此他强调“必须使用新的谋略”,着重解决共党与民众结为一家的问题。
杨永泰就此写道:“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活、经济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
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党所左右。达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共党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
他很是自信、自得地说:“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
蒋介石边读边点头,读罢,拍案叫道:“好一个杨畅卿!”——杨永泰再次立功,擢升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
1932年春,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召开鄂豫皖湘赣向五省剿共军事会议,明确提出第四次“围剿”的指导方针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次“围剿”是向全国各地红军进攻,重点进攻中国共产党的鄂豫皖苏区和中央苏区。
杨永泰的策略立见成效,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虽未大获全胜,却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蒋介石的策略变了,针对性极强,极其恶毒,而中国共产党的鄂豫皖苏区,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和政治上未能适应蒋介石的新策略而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致使鄂豫皖苏区的红军被迫退出了根据地,向西退去。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建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杨永泰随赴江西,调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人们戏称其为“七分厅长”。
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蒋介石开始组织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调集重兵50万,十倍于红军力量,大有将红军赶尽杀绝之势。除军事力量雄厚外,第五次“围剿”最突出的特点是政治味很浓。南昌行营内部,承办政治事宜的厅处地位提高到了第一位,归秘书长杨永泰领导,这些承办政治事宜的厅处已不是一般的军佐性质,比普通的政治厅处大得多,也有实权。
杨永泰总揽政治,直接控制秘书处。除此而外,还有主管宣传的、主管地方行政的、主管部队政训的厅处室等等,都是为“七分政治”服务的。
杨永泰在第五次“围剿”中不仅出谋划策,而且身先士卒,站在“政治剿共”的第一线。在此期间,他大肆宣扬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理论,以政治配合军事。在宣传方面,散发标语传单、排演反共戏剧、组织通讯社,调动一切手段来宣传反共,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对长期受到共产党教育和影响的根据地人民,蒋介石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的政策,大搞赈济、惩治劣绅。他本人还亲拟了一个《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一个欢迎“投诚”的五条标语,并在行营设立两所感化院,对被俘和投降人员集中训练,强迫他们写反省文章,然后把这些反省文章印成传单,大量散发,影响极坏。
蒋介石颁布了一个《处理匪区土地、地租、田赋、债务办法》,又在江西设立四省农民银行,对农民给予薄息贷款。同时,对根据地所在的农村则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对粮食、食盐、火油、药品、布匹、燃料、日用品等则实行官督商办,妄图在大兵无法进山的情况下把红军困死山中。
总之,蒋介石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指导下,对江西苏区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围剿”。从物质方面到精神领域,从军事进攻到政治宣传,从城乡经济到农民生活,从地方官吏到民主人士,从大人到孩子,所有能占领的都占领,所有能利用的都利用。
杨永泰仅凭“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一条谋略就可以称得上是“反共专家”和“反共高手”。杨永泰为蒋介石反共立下了赫赫大功,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为蒋献策第三功:“禁烟督察”
蒋介石五次“围剿”,兵马粮草,耗费惊人,尤其是“政治剿共”,其费用远远超出军事耗费。1933年,蒋介石陷入财政困难之中。没有经费,“剿共”“大业”难以为计,但钱从何来呢?
杨永泰总能在蒋介石犯愁的时候拿出妙计来。杨永泰此次向蒋介石提出了“禁烟督察”的计划,何谓“禁烟督察”?其实就是以禁烟为名,将鸦片实行全国专卖。这个办法实在高明,它一方面打着禁烟的牌子沽名钓誉,一方面又把获利极高的鸦片买卖垄断起来,比起以前的种种巧取豪夺来实在是妙不可言。
杨永泰怎么会想出这么一个旁门左道的敛财方法呢?
原来杨永泰对鸦片买卖很早就熟悉。和当时很多广东人一样,杨永泰本人也吸食鸦片,是瘾君子一名。他接触鸦片较早,另外,他在上海时住在上海法租界仁和里,邻居郑某即是上海鸦片巨商的后代,杨永泰和此人颇为相投,通过他,杨永泰又结识了很多经营鸦片的广东人。天长日久,杨永泰对于鸦片的知识积累了不少,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发挥这点歪学问,直到此时才派上了用场。
杨永泰的“禁烟督察”计划使蒋介石的眼睛又亮了起来,他马上采纳。这样,军事委员会禁烟督察处成立了。督察处总部设在汉口,蒋介石派自己的亲信李鸿基任督察处处长。杨永泰也趁机安插郑某为上海禁烟督察处秘书长,其他几处的秘书长也是杨永泰的人。
各个禁烟督察处都为蒋介石挣了不少钞票,解决了蒋介石军事经费不足的困难。蒋介石看到杨永泰不仅有政治谋略,军事谋略,而且还是个理财高手,深深感到此人用对了。杨永泰也因为蒋介石对他的计谋每有采纳、每有成效而得意洋洋,自命不凡。
进驻四川,再献“一箭双雕”计 红军从江西根据地撤出,退向生存条件极其艰苦的四川、云南等地,不久开始北上长征。蒋介石被暂时的胜利乐昏了头,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生存能力,杨永泰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上书蒋介石,认为:目前内患已不足为虑,但外患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东北已丢,华北日益危机,日本可能要力图吞并中国。一旦中日战争爆发,天府之国必为陪都和大后方。然四川历来不统,大小军阀割据称雄,为准备长期战争计,先生应撤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一来可以继续“追剿”红军,二来中央军队可以入川,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
不能说杨永泰的分析不够聪明,这个一箭双雕之计的确深谋远虑,但是他把“追剿”红军放到了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客观上给了红军一个调整喘息的机会,这个机会对红军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杨永泰对未来战局的推测后来都应验了,若非杨永泰为蒋介石早打主意,蒋介石在日军攻陷南京后可能会更加狼狈。
蒋介石认为杨永泰所言极是,于是撤销了南昌行营,改设武昌行营,命张学良为行营主任,杨永泰为行营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向陕北挺进,蒋介石大惊失色,连忙撤销武昌行营,在西安成立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为副司令,代总司令蒋介石行指挥围剿西北红军之职。
四川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是四川又历来大小军阀你争我夺,割据称雄,也是历代统治者最头痛的一个地区。蒋介石此时身为一国领袖,财大气粗,四川军阀有以其为靠山占点便宜的想法,但并不欢迎他的军队入川。
蒋介石抓住了他们的这个心理,让他们对长征途中路过四川境内的红军大力“围剿”,然而四川军阀“围剿”不力。1935年10月,四川军阀要求蒋介石中央势力给予粮食、弹药等物资上的支持,蒋介石也想趁势统一大西南地区。杨永泰又一次出谋划策,提出从政治上和建立保甲制度上找突破口,以渗入的方式进军四川。11月,蒋介石的重庆行营建立,蒋介石在四川站住了脚跟,杨永泰的谋划再次实现。
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跟随蒋介石入川,因屡屡谋划屡屡成功,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政敌林立,危机四起 杨永泰在入幕蒋介石后,一直注意寻找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杨永泰早年在广州效力于西南实力派时就曾与张耀曾、李根源等人结成政学系,效力蒋介石后,他渐渐地又与张群、黄郛等人结成新政学系,成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重要派系,杨永泰因为他的特殊职位和活动能量,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政学系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杨永泰放开胆子拉帮结伙是从1932年蒋介石第三次“围剿”红军期间开始的。南昌行营成立了一个党政委员会,经杨永泰等政学系成员的大力活动,党政委员会内的六个处长就有五个是政学系的成员或由政学系推荐的,号称“蒋家天下陈家党”的CC系只有一人任处长,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大失颜面。
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系主持党务,历来是国民党内实力很强的一派,现在明显地受到了政学系的威胁,所以对杨永泰恨之入骨。杨永泰权重一时,声势日益壮大,也引起了国民党内很多其他人士的严重不满,胡汉民、张道藩等人也对他大加攻击。
1932年夏,南昌机场失火案发,杨永泰、戴笠联合复查此案,涉及到了CC,CC为此和杨永泰矛盾激化。政学系和CC的矛盾冲突是因其根本利益决定的,双方都把对方的存在看作是发展自己势力的最大障碍,所以这种矛盾很难调和,愈演愈烈。
对于国民党内部的种种矛盾,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他惯于利用这些矛盾达到控制、削弱部下的目的,所以起初并不理会,见他们闹得太过分了,就教训几句,但此时明显地偏爱杨永泰。
陈氏兄弟之所以敢跟杨永泰持久抗衡,也是因为他们有着别人没有的优势。陈家的长辈陈其美早年在日本曾于蒋介石有恩,蒋介石念念不忘,对于陈家两个晚辈格外偏爱,从不约束。蒋介石袒护杨永泰,但决不允许他把CC搞垮。
政学系和CC系之间的争斗头两年是杨永泰占上风,1935年以后,陈氏兄弟反败为胜,开始整治杨永泰。杨永泰野心日益膨胀,想当国民党行政院长,这下不仅CC急了,很多垂涎此位的高级官员也都纷纷弹劾杨永泰。蒋介石最终把行政院长的位子给了自己的襟兄孔祥熙,杨永泰落了空,十分难受,向蒋介石请求辞职出国一段时间,蒋介石不许,并且对杨永泰拉帮结伙、争权夺利产生反感,对于他不安心做秘书,一心要掌实权这一点既理解又不安。
此时众人对杨永泰大加抨击,纷纷要求“清君侧”,蒋介石于是顺水推舟,于1935年12月调杨永泰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任湖北省保安司令。蒋介石的做法,一来是为了让杨永泰离开自己身边以平息众怒,二来也是想让杨永泰独领一方,在地方上积极地施展一下他的才干。
一声枪响,亡命官场 离开蒋介石身边赴地方工作是杨永泰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倒大霉的开端。政学系起先在湖北的势力很强,但杨永泰随蒋入川后湖北的地盘大部已被CC系夺去,湖北此时已是CC的天下了,蒋介石派杨永泰来湖北可以说是没有替他考虑周全。听说杨永泰要来湖北,CC内部一片惊呼,都说收拾杨永泰的好机会终于来到了。
杨永泰一向喜欢投机,所以在政治上是一味地迎合蒋介石。蒋介石无心抗战,杨永泰便到处散布“抗日必亡”,而且又与黄郛同日本人秘密往来,阴谋为蒋介石打通妥协的道路。杨永泰的做法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然而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成了亲日派的大头目之一,背上了卖国的骂名,有了可被人抓住的辫子。
CC即抓住这个辫子大做文章,唆使学生们在武汉的游行示威中喊出“打倒卖国贼杨永泰”的口号。一时间,反杨声浪越来越高,明白真相的和不明真相的都坚决反对杨永泰来湖北主政。杨永泰在四川听到湖北的情况后直吓得汗毛直立,不敢前往上任。杨永泰求助于蒋介石,蒋介石对湖北方面如此胆大妄为非常恼火,严厉训斥了湖北绥署主任何成浚。
蒋介石亲自调停,事情暂时平息。杨永泰前来湖北上任。杨永泰主政后倒也相当明智,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雷厉风行,竟也博得了湖北不少人士的好评。但杨永泰干得越欢,CC越不能容他。杨永泰对上次的一剑之仇也耿耿于怀,在湖北立足之后仍然毫不留情地打击CC,矛盾日益激化,CC下决心要寻找机会干掉杨永泰。
CC集团为了杀杨做了半年的准备工作。陈氏兄弟控制着中统特务机构,在做这些事情上比杨永泰内行。杨永泰亲日不得人心,陈氏兄弟决定在这方面寻找突破口。1936年4月中旬,秘密电台收到一份日本汉口总领事馆拍回本国的电报,电报中说日本总领事宴请杨永泰,杨永泰表示日本在中国的诸等事项他可以负完全责任。陈立夫读罢电报拍案而起:“好机会!这回要名正言顺地除掉他!”
1936年10月25日上午11时,杨永泰从汉口日本海军司令部谈判出来准备回武昌,在汉口江汉关口省政府专用的轮渡码头上,杨永泰正在走下台阶,突然背后响起了几声枪声。这几发暗枪击中了杨永泰的要害部位,他立刻就倒在血泊中,饮恨而亡,时年56岁。
杨永泰被刺身亡这条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中国,在国民党政界引发了一场极大的骚动,各种猜测争相鹊起,一时间沸沸扬扬,有人惊惧,有人痛惜,有人高兴。最引人注意的是日本方面频致唁电,对杨永泰的突遭不测表示哀悼,而且在事发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向蒋介石表示极大地关注对此案的调查,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蒋介石对杨永泰遇刺身亡十分震惊,下令限期侦破此案。任务下达给了CC和军统,因为这本应归属他们的工作范围。虽然社会各界颇多猜测,但破案内情却一直未得其详。最后国民党官方的结论是,此案乃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刘庐隐所为,而这位刘庐隐乃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手下的一员大将,胡汉民与蒋介石矛盾极深,势不两立,一再策动两广反蒋,所以他命手下刺杀蒋介石的重要谋士也是合乎逻辑的一个结论。
由CC来审理此案实在是一件合理的荒唐事,嫁祸于人只是一种最简单的手法,但杨永泰本人已经死了,无人再对此事认真追究,蒋介石痛惜一阵也就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