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和体育总局恩怨 杨华:体育总局对何振梁缺乏感恩之心

何振梁谦和正直、渊博儒雅,当年申奥城市习惯为奥委会委员建立个人档案,以便投其所好行贿,盐湖城丑闻曝光后,何老的档案是一张白纸,被评价为“不可收买之人”。萨马兰奇表示,“我对中国的了解、尊重和热爱是通过何先生介绍的”。

而现任国际委会主席巴赫更是盛赞:“何先生是一位有文化和艺术气质的人,他是体育运动社会价值的真正倡导者!”如果说顾拜旦重新点燃了古代奥林匹克火种,那么何振梁就是在中西方架起了奥林匹克的桥梁。

何老被普遍认为2008年北京申奥成功的最大功臣,但恰恰是这个公论,却让他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申奥谁的贡献最大?体育总局官员当然不能容忍已经游离于体制外的何振梁抢走所有风头,所以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自传炮轰何振梁“不听招呼、自作主张,做出与国家申奥总方针相悖的事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振梁饱受委屈和诋毁,只是回应了一句名言:“坏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

在这之前,何振梁与体育总局也多有摩擦,何的双重身份注定了他要在中方利益和奥运发展之间做出协调平衡。比如何振梁主张中国有关部门与国际奥林匹克接轨,公开批评一些总局官员不懂国际事务规范,一些陋习和官僚习气急需改正。作为回击,原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2007年在《中国体育报》撰文讽刺道:“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

北京奥运之前,有很多人提议开幕式由何振梁点燃主火炬,何老不便直接回应,只是说:“我不奢望,主火炬手也不应该是我。”实际上,体育总局坚决反对何振梁出任主火炬手,他属于不受欢迎的人,这符合中国官场学,就像国足“抽进世界杯”的功勋人物张吉龙遭足协官员排挤一样。

作为一个敦厚长者、一个翩翩君子,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德高望重、一呼百应,但却因功高盖主,饱受体育总局的疏远、排斥、羡慕嫉妒恨。何振梁不可避免地沦为组织的棋子,他一度踌躇满志竞选亚奥理事会主席,但体育总局为了赢取阿拉伯国家好感,勒令何振梁“大局为重、放弃出头”。

鲜为人知的是,萨马兰奇曾希望何振梁接班自己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职务,何振梁谢绝道:“我是中国人,是共产党员,欧美委员选我会有顾虑。”后来他又与国内朋友谈到真实想法:“事事处处,我到哪里去都要经过总局报批,我连私人护照都没有,我怎么去竞选?”——如果国际奥委会主席被国家体育总局操控,是不是很滑稽?

何振梁与体育总局在理念上存在极大分歧,何振梁也重视金牌,但他的用意是凸显金牌背后的精神内涵,而总局片面强调金牌的政绩炫耀功能,忽视了奥林匹克文化追求。通俗的说,何振梁和总局官员的矛盾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矛盾,“有内涵”和“无内涵”的矛盾。

何老一生殚心竭虑、奔波呼吁,就是为了在中国普及奥运文化,直言“没有文化的体育就是野蛮的体育”,但锦标主义和奥运战略掣肘下,他的工作事倍功半。体育总局耗费巨资兴建的中国体育博物馆不到10年竟因开裂沉陷沦为危房,2002年开始就一直闭馆,玩忽职守、效率低下的总局官员根本认识不到营造体育文化的重要性——反倒是何振梁穷尽个人财富和收藏,在无锡修建了展品高达1900件的奥林匹克陈列馆,长期免费对公众开放!

体育总局早已严重偏离群众体育路线,何振梁隐晦的指出了总局的错误:“毛主席讲的什么,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工厂企业有工间操、产业操,学校有早操、课间操、眼保健操、农民在村里搞田间活动,部队更不用说了。有一些人忘掉了正确的方针,问题是我们坚不坚持!”这可以算何振梁因言获罪的一个例子。

比何振梁离开人世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国再也没有如此博学多才、豁达无私、充满人格魅力的体育外交家。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上头条是因为怒批周洋不感谢国家,乒乓皇后邓亚萍退役后最出名的一件事是败光20亿人民币……放眼国内体坛,没有谁能有何振梁的学识、修养和情怀。

何振梁是中国体育最后一位贵族,从此体坛江湖里有真英雄,有伪君子,有奋力拼搏者,有邀功请赏者,却再也没有何先生。无论如何,袁伟民以及体育总局都缺少感恩之心,匮乏人性关怀,他们欠何振梁一个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