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成驾机叛逃事件 国共两军间的驾机叛逃事件

俞渤,曾名俞兆海,1926年6月出生于天津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原为国民党陆军中将,是白崇禧属下的一名军官,曾任桂林行营参谋长、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处长等职。俞渤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并受到完善的文化教育。

不幸的是,在他14岁时,父亲遭侵华日军轰炸身亡,年仅47岁;不久母亲也饮恨病逝。俞渤悲愤异常,在长兄的教育下,他认识到要“拯人类于水火,举中华于强林”。随后,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经常阅读革命书籍,从事进步活动。

18岁时,俞渤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不久,长兄在广西避难途中又遭日寇枪杀。家仇国恨,驱使他投身抗日战争洪流,并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3期)。然而未及毕业,抗战就结束了。 【良知猛醒,反对内战】 1945年,俞渤被派到美国接受飞行训练。

期间,他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进步书报《从延安回来》《华侨日报》等,从中了解到不少救国救民的真理。俞渤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唐宛体、禹庆荣、王玉珂、魏雄英等后来相约回国,寻找共产党,到解放区参加革命。

1946年12月,俞渤乘坐轮船横渡太平洋回国。船上听说国内正打内战,同学们议论:“咱们打日本鬼子没捞上,倒打起自己人来了!

” 当时的国民党空军是从四面八方拼凑起来的。俞渤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驾驶B—24型轰炸机,先后驻扎上海和北平。淮海战役时,第八大队一部分调往南京大校场机场,已经是中尉飞行员的俞渤等也随调南京。

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分析认为俞渤是一个有胆识、富于正义感的青年,经过工作,在1948年8月份发展其为中共党员。并告诉他要“保存自己,发展力量,待机发动起义”。俞渤首先挑选了相熟的郝桂桥和周作舟,作为争取发展的对象,并团结了中尉飞行员陈九英、中尉领航员张祖礼和一批思想倾向进步的人员。

俞渤知道,这个时候每一颗年轻的心正经受着多种考验。有一天,郝桂桥像要审查考验俞渤的勇气似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说:“我们走吧!

我呆不下去了:我们可以走天津、沧州到冀中解放区去。北平许多学生都是走这条路到解放区去的。衣服、证件我可以弄到,北京大学我有熟人。”俞渤摇摇头说:“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国民党!”他们两个人,四只眼睛直愣愣地对望了好一阵。

郝桂桥慢慢地明白了俞渤的意思,咬着牙说:“对,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周作舟则完全是另一个类型的人。抗战开始时,他刚念完小学,就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中,到国民党空军当了机械兵,过几年当了机械员,后来改行学了轰炸,任中尉领航轰炸员。

周作舟恨透了这个充满着狡诈、诡计、倾轧的环境,反对国民党打内战。俞渤刚到八大队时,周作舟就对他发牢骚,骂道:“老子不干了,不打这昧良心的内战!

” 有一次,俞渤和周作舟被编在一个主勤组里执行任务。俞渤驾驶着B-24型轰炸机,带着10个500磅的炸弹,飞临一个村庄,执行轰炸任务。此刻,田野上的农民兄弟正在耕作,孩子们在玩耍。

轰炸这些手无寸铁的农民,俞渤于心不忍。这时,周作舟已经把轰炸诸元计算出来了,站在俞渤座椅背后,正对目标看了看,在俞渤耳边轻轻地说:“我们往外扔。”俞渤点点头,周作舟就钻进轰炸舱里去了,这时,在右座打盹的分队长忽然醒了,他用手抹了一下流到下巴的哈喇水,向四周看了一下,很惊奇地问道:“怎么,到了吗?”便连忙用两手把住驾驶盘,将两脚放在脚蹬板上,以便必要时修正俞渤的动作。

“左!左!好!右一点,右一点!

”周作舟在机内通话器上发出口令,俞渤便随着动作。分队长还以为两人协同得很好,便转过去,只顾欣赏“战场风光”去了。目标慢慢移近,已经到了该投弹的时候了,他却没有听到炸弹的声音。当机头滑过目标时,耳机里响起了周作舟有气无力的江苏口音:“炸弹——投下——!

” 分队长听到炸弹的响声站起来,侧着身子往下寻找着弹着点。俞渤也站起来顺眼望去,只见空旷的白茫茫的田野上出现了几个黑点,上面还飘起一团尚未散尽的灰烟,周作舟从轰炸舱里爬出来,分队长瞪着眼睛朝着这位刚刚单独工作不久的轰炸员骂道:“啧!

啧!你看你怎么炸的,真饭桶。我光凭眼睛也比你炸得准!”周作舟搔了搔脑袋,没有吭声。 分队长说完后,手掌像刀似地朝前一砍,意思是咱们该返航回家了。 俞渤和周作舟就这样“完成”了一次轰炸任务。

【黑虎掏心,建立地下党支部】 1948年10月和11月,俞渤先后介绍周作舟、郝佳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党支部,由俞渤担任支部书记;三个人真切地感到组织起来力量大,顿感有了坚实的依靠。

大家都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地生活。他们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关照,在敌人的心脏里机警地工作。 党支部与上级组织的联系是通过俞渤和王嘉进行的。王嘉是惟一负责和俞渤联系的上级组织代表。王嘉向俞渤传达党的指示,传达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讲述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形势和世界动态,鼓励大家前进。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俞渤和王嘉的每一次会见都是在极端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有时是在公园一角偏僻的草地上,有时则是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为了按照约定的时间会面,俞渤经常在风雨交加的深夜,扶着墙,艰难地行走在泥泞不堪的弄堂里。每一次会见,俞渤都从王嘉身上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  12月上旬,国民党黄维兵团被紧紧包围在双堆集。

国民党空军每天三四次地从南京大校场起飞,为被包围的地面部队空投食品,并疯狂地轰炸扫射解放军的部队,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对第八轰炸大队下了狠令,要他们炸平地图上的红色圈圈,也即是解放军部队。

国民党正作着最后的挣扎。然而,国民党许多机关已经开始撤退,国民党空军也已经给各大队分配了在台湾的住处,部队开小差的人也日见增多。这时,俞渤等接到了党组织下达的“组织起义,炸毁大校场和伪总统府”的任务。

他们迅速研究可能争取来参加起义的对象,制定了详细方案和步骤,直到确信执行这一任务是可能的,每个人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由此,争取起义对象的工作展开了,成果显著,不断有人表示愿意参加这一行动,首批起义将迅速实施。

12月10日,俞渤等把这一情况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励,确定辽宁省安东为起义后的飞机降落场,并决定立即把他们的组织关系先转到解放区去。与此同时,党组织再三叮咛他们要提高警惕,头脑清醒,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变化。

  共产党节节胜利,大陆马上就要解放,每一个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都在考虑自己的去向:是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还是留在大陆? 就在许多人对去留问题还没有作出决定之前,国民党使出了毒辣手段——将空军飞行人员的妻儿老小用船运到了台湾作人质。

敌人捷足先登了,俞渤等感到失去了主动。危险关头,有些人动摇了,包括原来准备首批起义的人员,虽然他们一再表示“绝对不出卖朋友”,但是很明显,组织很快就会暴露,敌人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便能闻出“气味”来。

空前的危险时刻可能来到!俞渤等并不怕被逮捕和枪杀,但是,面对这一新情况怎么样才能继续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他们决心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

在这紧急关头,俞渤等没有可能找到王嘉。根据先前约定,如果起义失败,就在18日见面。这时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天,情况很紧急。到了15日夜晚,俞渤和郝桂桥、周作舟三人在南京最热闹的夫子庙地区,选择了一家饭馆楼上僻静的单间,召开了紧急党支部会。

会上作出三项决定:1.放弃原来组织大规模起义的计划;2.夺机起义,不成功便打飞机、扔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3.单独轰炸大校场机场。会后,俞渤等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志同道合的陈九英、张祖礼。

陈是八大队的中尉飞行员,张则是中尉领航员。这两位同志也都是热爱祖国和人民,强烈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热血男儿。   【驾机起义,回到党的怀抱】 1948年12月16日,机会终于来了。

由于国民党在淮海战事不利,杜聿明兵团即将覆灭,蒋介石为了振作士气,决定晚上接见八大队飞行成员。这是个开溜的好机会。天黑之后,俞渤等人乘着大部队乱哄哄地钻进大卡车的空档溜开,在目睹其他人走后便潜回宿舍,收拾装备,奔赴机场。

当时,俞渤等人心里既兴奋也紧张,兴奋是因为终于有机会离开黑暗的石头城,投奔共产党;紧张则是对在机场将要面对的情况心中没谱,几个人是来自不同机组的副驾驶,配合是个问题,而且要夺取飞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可这一刻,想到拥抱光明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别无选择,只有迎难而上。  到了机场,国民党防空部队的探照灯不断地向天空横扫,气氛十分紧张。在通往八大队停机坪的路中间,停放着蒋介石的C—46型座机,周围有几个专门负责警戒的宪兵。

不远处,B—24型轰炸机巨大的身影整齐地排列着,显然是机务人员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俞渤等快步向停机坪走去。 “口令!

”就在将要靠近B—24飞机时,突然窜出一个哨兵,凶恶地朝他们喊着。当时,俞渤等谁也不知道今天的口令是什么,可又不能不回答,俞渤便冒出一句话想搪塞过去。哨兵显然不满意他的回答,横端着枪走了过来,用更大的声音喊道:“口令!

不许动!” “什么口令口令的,告诉你是出任务的,你没听见?!”俞渤灵机一动,凶狠地把航行图往哨兵面前一扬,干脆大声嚷道。 果然,这一招起了作用。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又是飞行员。

这个哨兵不再朝前走了,但仍站在那里,一直用眼睛瞪着他们。为了监视敌人,他们让身高力大的陈九英过去盯住哨兵,其他人急忙挑选飞机,他们需要挑选加满油、挂满炸弹的飞机,好对国民党控制的南京机场实施轰炸。

  好不容易找到一架514号飞机,油弹均有,机下还外挂着5颗吨级炸弹。俞渤抬起手看了看表,萤光针正指向9点10分。有些晚了,便大声说:“大家动作快点,周作舟打开炸舱,其他的人拿走轮挡和夹板,不要耽误时间!

”俞渤确实着急了,又喊了一声:“快点!”突然,一阵阵轰隆隆的汽车马达声传来,两道明晃晃的灯光把飞机照得雪亮,一辆汽车正沿着八大队的停机坪开过来。俞渤紧张地拉着周作舟,并叫大家赶快蹲下,躲进机身下巨大的黑影里。

幸好汽车没有停下,在距他们四五米远的地方一阵风似地飞驰过去了。周作舟悄悄告诉俞渤:“炸弹舱锁了。”俞渤回答说:“钻前轮舱!”但舱门也被一块木板堵得严严实实,并且加了锁。周作舟猛地用劲一拧,木板“啪啦”一声断裂了,周作舟的手指破了。

但他忘记了疼痛,首先钻了进去,其他四人也都跟着往里钻。不一会儿,辅助发电机“扑扑”地叫起来了。俞渤向外一望,只见那个哨兵正朝他们走来,大概哨兵是看到他们的可疑动作,有所怀疑。

可是哨兵迟了。这时,四台发动机相继转动起来了。俞渤加上油门,驾着飞机迅速滑向跑道,越过一架正在跑道头上试车的运输机,从滑行道半路插进主跑道就起飞了。飞机离地后,俞渤等按照预定方案,飞到南京城上空轰炸,可因为飞行仪器故障而未能成功,炸弹落到了长江边的燕子矾附近,石头城为之大震。

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顿时变色,纷纷四处躲避。 俞渤等迅速撤离,加大油门向北飞去,直奔解放区。

由于油箱没有加满,油量不够,最近的解放城市只有石家庄,他们当机立断飞往石家庄。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只有飞机的马达在欢唱,只有星星陪伴着他们。飞了一程之后,天气有些坏了,四周雾气腾腾,一片昏暗,睁大了眼睛才能看到地面偶尔出现的一些星火。

午夜零点10分,俞渤等根据地面火车机车头喷出的白烟,找到了平汉铁路,随即向右转。不一会儿,石家庄的—片明亮的灯光出现了,俞渤等决定开始下降高度。然而此刻,他们起义的情况,解放军地面部队并不知晓,四周突然一片漆黑,解放军的高射炮开始对俞渤等驾驶的飞机实施射击,—道道暗红色的火光,在机头前面划过,俞渤等不断用无线电呼叫,说明来意,地面却毫无反应。

接着,他们又打开航行灯和着陆灯,一亮一灭,表示是自己人,但是地面的同志并没有领会俞渤等的意思。

俞渤等只有再降低高度,庞大笨重的B-24型轰炸机紧贴着屋脊和树梢,寻找着陆地机场。这时,地面的炮火也停止了射击。俞渤等驾驭飞机在黑夜里一遍遍艰难地寻找跑道,不知不觉近两个小时过去了,飞机快没油了,但俞渤等仍不愿弃机跳伞,他们要把飞机交到人民的手里。

经过不懈努力,加之地面同志在明白他们的来意后,为其提供了地面灯光,到凌晨两点多钟,俞渤等驾机顺利降落。

他们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1949年的春天,在万人瞩目的怀仁堂,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等领导同志接见了所有在北京的驾机起义飞行人员,并且设宴招待。俞渤等同志深感幸福。

他们久久地望着穿着一身黄色旧棉军装的朱德总司令的面容,听着聂荣臻司令员风趣的谈笑。这一天,周副主席说:“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建设人民空军,我们一定要有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对周副主席的嘱咐,俞渤一直深深铭记在心,并以实际行动投入到解放后的工作中。

新中国成立后,俞渤在人民解放军历任军委航空局教官组副组长,上海军管会军事代表,华东军区航空处代理科长,第一航校训练处副处长、处长、团长,航校副参谋长、参谋长、副校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70年停飞。

“文化大革命”中,俞渤坚决与林彪集团作斗争,受到政治迫害,曾到五七干校劳动。九一三事件后恢复工作。1974年1月19日因病情恶化去世,年仅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