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炽阿诗玛 和刘炽结缘《阿诗玛》

我和刘炽艺术上的合作,是从歌剧《阿诗玛》的创作开始的。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工农业生产竞放“卫星” 。文化艺术方面,革命样板戏辉耀舞台。我在中央戏剧学院主攻戏剧文学专业,任学院学报《戏剧》副主编,业余酷爱音乐。与我同宿舍楼的导演系青年教师郦子柏也喜好音乐。

我俩偶然谈及很欣赏1953年出版的《阿诗玛》长诗,相议把它改编成歌剧,肯定更具艺术特色。我们把这个想法向学院导演系主任严正老师咨询,他很赞同并立即推荐给中央歌剧院院长侣朋。侣朋院长叮嘱我们把歌剧提纲赶写出来后,立即经由以著名词作家塞克为首的歌剧院艺委会审定通过。

这时已近1958年末了,剧院决定把排演《阿诗玛》歌剧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敬放的一颗文艺“卫星”,同时推荐歌剧院著名作曲家刘炽担任《阿诗玛》歌剧的作曲,指派我们三人立即动身前往云南阿诗玛的故乡体验生活。

到了云南,我们遍访了路南彝族自治县野核桃村、老圭山、石林等地区,听撒尼老人、毕母(巫师)介绍撒尼人生活风俗、宗教仪式,参与他们的火把节等活动,以及聆听他们劳动休闲时即兴吟咏的旋律。刘炽用心记下来,晚上一回宿舍,他就哼唱给我们听,还真是原汁原味!后来,歌剧《阿诗玛》中那首《猎人小合唱》中,小伙子们欢快的节奏感,真可以带动观众的心律一起跳动。

1959年3月末,我们离开云南回京,暂住在西堂子胡同中央歌剧院的一间宿舍,为剧本作最后的修补,经塞克审定通过后由刘炽谱曲。当年第二个季度末,突然接中央歌剧院电话通知:在歌剧《阿诗玛》音乐视唱过程中,有的主要演员要求某些唱段必须修改后,再从头演唱下去。而刘炽希望整出歌剧唱段都视唱完后,再针对个别唱段进行必要的修定。双方协调未果,刘炽赌气,把《阿诗玛》歌剧本随身带走,投奔了辽宁歌剧院。

1961年上半年,刘炽与辽宁省文化局局长洛丁、剧作家海默、辽宁歌剧院副院长郝汝惠等来到北京。刘炽邀请我去北京市委招待所和他们见面,告知我辽宁歌剧院欲排歌剧《阿诗玛》,特来征求剧作家的意见。我当即表示,文艺作品的面世是社会财富,我不能据为私有。他们当即拨电话向正在北京开会的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桓请示,周桓表示积极支持。

1961年下半年,辽宁歌剧院即邀我去沈阳,配合作曲的需要,对歌剧文学本进一步加工、润色。经过几度更迭,最后特邀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周星华去沈阳执导歌剧《阿诗玛》。

老红军出身的周桓书记非常喜欢文艺,特别支持辽宁歌剧院排演《阿诗玛》。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供应困难,他特批让《阿诗玛》歌剧剧作者住进条件较为优越的辽宁大厦。我住在大厦的5楼,周书记住8楼。他时不时下楼路过,总要进屋关怀地询问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我向他反映,剧院有些演员提出剧中没有表现人民群众对阿诗玛的关爱和救助,令我感到很为难。他说:“别犯愁,冷静些。”向我微笑一下,转身出去。当晚周书记的秘书通知我去大厦小会议室看电影。

我进入会议室,见剧院的主要创作人员都在场。会议室里放的是墨西哥的一部影片《农村妇女》。看完电影,我回到卧室思考回味:影片中一对农村夫妇被恶霸地主欺凌侮辱之后,还要被驱逐出境。

乡亲们自发地聚来相送,含泪无语……第二天早晨,周书记路过进屋,微笑问我:“看完电影,有什么感触?”我爽快地回应:“我思想上的困惑解决了!”他微笑着说:“对啰!当时当地没有共产党组织群众起来反剥削、反迫害、斗恶霸地主嘛!”刘炽为此也特兴奋地表示:“我们要忠实于故事的时代、社会背景来表达当时、当地人民群众的心声。”

歌剧中,阿黑砸破石牢门把阿诗玛救出来,让阿诗玛踩着自己的双肩,托着她攀藤上山去逃生。阿黑正欲攀藤上去,潜伏在山上的恶霸头人命令家丁砍断树藤,阿黑因藤断而坠入湖中。山上被缚住的阿诗玛哭喊着:“阿黑哥,等着我!

”刘炽示意我这时应为阿诗玛写出一段激情的独唱,作为歌剧最精华的唱段。当晚我躺在床上思绪起伏,直至后半夜从床上跃起,充溢着激愤的情绪,挑灯写出“大河滚滚翻浪波,睁眼不见我的阿黑哥……”于是《阿黑哥,等着我》这支阿诗玛临死前的一大段激情独唱曲,把整个歌剧推向了最后的高潮。

1962年上半年,刘炽回到西安老家为《阿诗玛》的音乐加工,定稿之前给我来信提议:“应当把传说里飘逸在云南石林中的阿诗玛的回声传达出来!”这个提议,激发起我的思绪。冥想着,冥想着,捉笔抒写出:

阿哥呀!你想我的时候,

你翻过一座山,

你越过一道岭,

你喊我一声,

我应你一声……

我把这几句唱词立即寄给他,他兴奋地满怀激情地谱好曲又给我寄来。于是这支《阿诗玛的回声》成了我和他最爱哼唱的“心曲”。

10年前,刘炽不幸去世,我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刘炽,你听,阿诗玛的回声》以此来慰藉我这位艺术上合作的好伙伴,生活中至交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