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正方形的乡愁 阮义忠《正方形的乡愁》
家门 四四方方的照片,就是未经裁切,用120相机6cm×6cm胶卷拍出来的影像。它是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最风行的机种,直到机动性强的135相机发明。 我刚学会拍照时,拿的就是135相机,又大又沉的120相机多是照相馆或拍广告照片的人使用。
在《汉声》杂志,我们三个拍照的每人有一套135装备,那部全套的哈苏120则是用皮箱装着,锁在保险柜里,拍封面、广告或跨页彩色图片才会慎重无比地从铁柜里取出。光是转保险箱密码,左几下、右几下,就让人感觉这事非同小可。
那个年代,一套哈苏可在台北最贵的地段买栋房子了,摸到都不容易,哪敢奢想拥有。谁知,离开《汉声》不久,幸运之神便降临了。在《家庭月刊》工作时,有天路过一家器材店,看到它摆在橱窗里折价求现。
我赶紧冲回公司跟主管说,这太值了,公司不买会后悔。主管却说,你视它如命,不如自己买下,公司可以借你钱,慢慢从薪水里扣。 相机买回来后,我整天东摸摸、西擦擦,晚上抱着它睡觉,心想,按下快门的第一张照片也必须是最神圣的。
为此,我特地返乡,拍下了这张老家的大门。这扇门阿公还在的时候就有了,我们小时候经常两手抓着木条,脚丫钩住门摆晃来晃去,像荡秋千那样乐不可支。年纪稍大,门经不起晃,就只能在一旁羡慕弟弟们了。
我像进行仪式那样捧起相机。门还是那扇门,弟弟和我却早已出外闯荡。曾经紧抓着家门的我们,在晃来晃去之间被甩到外面的世界,离家愈来愈远。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 老家头城虽小,庙宇却甚多,除了城隍、王爷、妈祖、关公,还有搞不清到底供奉什么主神的庙,间间不缺香火。
母亲最常去的就是那三四间大的,逢到要紧事,那就所有庙都得走一遭。二十岁那年我必须服役三载,抽到的是海军舰艇兵种。
对一贯踩在土地上的乡下人来说,汪洋大海最是风云不测,母亲忧心地领着我四处上香、供果、抽签、卜卦。我这才晓得,原来我们的小镇藏了这么多神明。 大多数的庙我都已印象模糊,但想起妈祖庙就会一阵悸动,掌心仿佛又有了沉甸甸的石头触感。
妈祖庙位于上学途中的老街,从没喜欢过课堂的我每天都在小巷里绕来绕去,故意不走近路,来到庙前,必定骑上魁梧的石狮作乐一番。 小学一年级时,狮子奇大无比,攀爬时滑落过好几次,乐得同伴们直喊:“狮子发威?!
”最吸引我的就是被上下四根尖牙护住的大石珠。跨在狮背上,和它头并头,手就能伸进狮口,抓到圆球便使劲磨,盼望磨小了就能掏出来。 到五六年级我才恍然大悟,石珠根本不可能拿得出来。
不只是我,其他小孩也曾这么干;不只我们,连我们的阿爸、阿公、阿祖,小时候也都这么干过。珠子没变小,反而把狮口滚得越来越深。想明白了,我就彻底死心了。 拥有哈苏相机后,拍完家门,第一个要拍的当然就是石狮。
到了才发现,以前认为大得不得了的妈祖之家,竟然只是个小庙;门前石狮也缩得简直就像当年那一对的小孙子。石珠还在,可我的手掌已伸不进去了。 跛脚七仔 除了阮家亲戚,老家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跛脚七仔。
我出生在头城的开兰路,头城是先民落脚开垦的第一个据点,开兰路就是开发宜兰之路。路名非同小可,全长却只有几百米,站在我家门口的路中央,左右一望,就可看到路的头尾。整条路就是泥地上铺碎石,只要脚踏车经过,就会把石子碾得乱蹦,附近的大人小孩无不又闪又躲,以免中弹。
就我所知,最没法躲的人,一个是卜卦瞎子,另一个就是跛脚七仔。跛脚七仔的小腿内弯,走起路来,两个膝盖互相磨来撞去,不但速度奇慢,还经常皮破血流,不得不在膝头绑上厚厚一层布条。
小镇上,人人有名、有位、有关系,跛脚七仔却是个例外,与任何人都不相干。他在我家隔壁的冥纸铺工作,我却从没听过他的声音,或见人找过他。我所看到的跛脚七仔,不是木偶般地举步艰难,就是像个毫无情绪的机器人,一撇一撇地挥着食指黏小金箔,身边永远有个装零钱和小东西的旧奶粉罐。
冥纸店搬走后,隔壁开过斯诺克房,也曾租给弹棉花的人。直到高中毕业离开家乡,我都没再见过跛脚七仔,甚至根本忘了有这么个人。
那天从老街绕回家,竟发现他在寒风冽冽的矮屋走廊上睡着了,嘴角隐约浮现微笑,仿佛梦境又甜又美。 有次母亲来台北我的住处,看到挂在墙上的这张照片,直说跛脚七仔很了不起。太太在他年轻时就扔下两个孩子跑了,他不但把孩子带大,还供他们上了大学。
在那一刻,我终于知道,跛脚七仔也是有名、有位、有关系的人。 二哥的兰花 那年二哥正准备结婚,心情特别好。他从小沉默寡言,农校毕业、服完兵役后就被父亲留在身边,视为继承木匠祖业的不二人选。
大哥身体不好,不堪粗重活,我素来叛逆,决不顺从,弟弟们又还小。正缺人手的父亲,当然不可能让二哥决定自己的前途。 二哥从没提过自己的志愿,倒是有一回跟父亲对话,让我们听出了端倪。
那时,乡下的电线杆、墙角常贴有招募远洋渔工的广告,这些广告无疑使他夜夜难眠,想去外面世界闯荡。鼓足勇气向父亲开了口,却是不到两句话就被断然驳回。从那时起,他的话更少了,直到想参加广播电台的全省歌唱大赛。
无论锯木块、刨木头、凿榫头,他都在旁边放台小收音机,白天听,晚上就在阳台上吊嗓子练唱。县里初赛在镇上唯一的戏院“农渔之家”举行,我们兄弟姊妹全都兴奋地跟去加油,没想到音色不错、平时也唱得挺好的二哥,一上台竟因怯场而走调。
我低下头,不敢看他涨红的脸。 在单调吃重的工作之外,二哥还是培养了一点乐趣,在阳台上钉了一格格花架,吊满上山采来的野兰花。那次回家,发现后院屋檐下悬着一只掉了壶嘴的老茶壶,兰草恣意地从里往外冒,其中一枝还悄悄开成一朵花。
那个小天井是我们夏天冲澡的地方,更早之前是猪栏。全家唯一的这一方小小的休歇空间,因有了这壶兰花而绿意盎然、生气勃勃。我捧着哈苏相机对焦,四散下垂的兰叶在对焦玻璃上依次由模糊到清晰,让我仿佛看到了我们家的世代绵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