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为何要把毛泽东儿媳刘松林投进监狱?

红潮导语:那句所谓“恶毒攻击”的话,不是杨茂之创造的,也不是刘松林发明的,而确确实实是毛泽东亲口说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终于有一天得以见到父亲──毛泽东主席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

  刘松林,毛泽东的长媳,谁敢把她投进监狱?那是在1986年11月25日,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刘松林家中拜访。她知道我来自上海,便说起一桩令她难忘的往事——在“文革”中,1971年10月,她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狱。

我感到非常惊讶。我连声问她,您怎么会被关进上海监狱?谁吃了“豹子胆”,竟敢把您关进监狱?听她细细道来,我这才明白在那荒唐岁月发生的荒唐事……    被关押时双眼被布蒙住,十五年都不知道是在哪所监狱

我问她,当时关押在上海什么监狱?她说,不知道,因为当时她被押上汽车之后,双眼给用黑布蒙了起来,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   她说,这次她出差上海,希望能够顺便查明在“文革”中她的关押处。

我问她,那个监狱有什么特点?

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被关押在一幢楼房的三楼,窗上安装了铁栅,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

   她的这一句话,使我猜出她那时候关押在上海何处。她所说的“窗上安装了铁栅”,表明是正规的上海监狱,不是临时关押的场所;她说的“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表明是上海郊区的监狱。当时上海各监狱差不多都集中在市区,能够“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我马上断定,她当时极可能被关押在位于漕河泾的上海少年管教所。

那是一座老监狱,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原本叫上海漕河泾监狱。后来改为上海市少年管教所。当时,漕河泾一带属上海郊区,即上海县,所以旁边有农田。

    顾名思义,上海少年管教所是关押少年犯的,她怎么会被关押在那里?在“文革”中,一切都乱套。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曾经关押了许多老干部以及文艺界人士。那里关押过上海市“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我在采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时,他说他当时也被关押在那里,成了“少年犯”。贺绿汀回忆了一个细节:在关押期间,他到监狱理发室理发,发现地上有很多白发,表明那里关押的大都是老干部。

我当即把我的判断告诉她。

    12月18日晚上,我乘坐公共汽车去看望刘松林。刘松林住在上海巨鹿路的空军招待所,15楼203室。时值严冬,屋里没有暖气,她戴着驼色绒线帽,穿着厚厚的咖啡色羽绒滑雪衫。她希望我能够陪她去上海少年管教所实地看一看,“求证”一下。我说,我可以帮助联系。

帮助刘松林去上海少管所得到求证

  12月19日晚上,刘松林又乘坐公共汽车,第二次到我家。我告诉她,已经与上海少年管教所联系,明天去他们那里。刘松林很高兴。那天她在我的书房里,饶有兴趣地翻看我所收藏的江青(蓝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百篇报道的剪报以及诸多蓝苹剧照。

12月20日,考虑到要走访监狱,刘松林请空军招待所派了一辆越野车,驾驶员叫小王。上午,刘松林与小王来到我家,然后我陪她乘越野车来到漕河泾,来到高高的围墙以及电网包围之下的上海少年管教所。1985年那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电影《少年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当时,上海少年管教所里还关押着很多少年犯,所以进门要办理相关手续。

上海少年管教所所长张谷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张谷雷所长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工作多年,他根据刘松林所说的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带着我们来到2号楼,上了三楼。一到三楼,刘松林连声说:“很像,很像。”她沿着走廊信步往东走,走到尽头朝北的一间屋子,她自言自语地说:“像是这一间。”

这间囚室当时已经被改作队长办公室。刘松林来到窗口,窗上安装着铁栅,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张谷雷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张谷雷和刘松林几乎同时说道。

就像做地下工作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就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 ,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张谷雷说道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

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旅游照片都珍贵!”

  她还告诉我,当时老杨也被捕了。

她所说的老杨,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杨茂之。1990年夏日,笔者在北京采访了杨茂之。 众所周知,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当时毛岸英只有28岁,而与毛岸英新婚不过一年多的刘松林只有20岁。毛泽东生怕刘松林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瞒了她3年,才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此后,毛泽东把她当成女儿,劝她再婚,并为她物色对象。

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毛泽东推荐了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说杨茂之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而且为人忠厚正派。

毛泽东同意了。   其实,刘松林在苏联留学时,曾在一次留苏学生的集会上,见过杨茂之,只是当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杨茂之是在1954年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等一起前往苏联的。杨茂之在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

经毛泽东牵线,刘松林和杨茂之在1962年2月结为伉俪。那时,刘松林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在工程兵科研部搞技术情报俄文翻译。

在刘松林和杨茂之举行婚礼的时候,毛泽东托人交给刘松林三百元人民币购买礼品。另外,毛泽东还把自己刚刚创作的词《咏梅》,抄录了一份,送给他们,作为纪念。

1963年10月,刘松林生下长子,她和杨茂之商量,取名“小英”,以纪念为国牺牲的毛岸英。

刘松林说,她对于上海并不陌生,她出生在上海。老杨被捕之后,她不知老杨是否跟她关在同一个监狱中。

刘松林说,她不时从窗口望下去,窗外除了有农田,还有晒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边,细细观看那些被子,极力想从中辨认出哪一床是杨茂之的——因为老杨的被子是她亲手缝的。     没几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纸头严严实实地糊了起来,从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

江青下令逮捕刘松林

“文革”中刘松林在上海究竟是怎样被投进监狱的呢?刘松林对笔者说起她在“文革”中的经历……

“文革”刚刚拉开大幕,刘松林便受到猛烈的冲击。谁发难呢?那便是“文革”的“旗手”、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峥嵘”的江青。

那是在1966年7月26日,江青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点火”。照理,这“点火”,也就是点“文革”之火罢了。可是,江青越讲越激动,把进驻北大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批判了一通之后,忽地把家里的事也夹杂在一起进行“揭发”:“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

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她自己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张少华和毛岸青是在1959年结婚的。她确确实实是毛泽东的二儿媳妇,而江青却声称“根本不承认”!江青的一番话,马上就被作为“中央首长讲话”印成传单,撒向全国。

张少华和张文秋闻讯,连夜转移,以避江青派人追斗。她们在北京东躲西藏,过着艰难的日子。

祸水马上殃及刘松林和杨茂之。

杨茂之在和刘松林结婚后,从空军学院调往空军部队,在北京附近的沙河机场当团长。后来,又调往山东高密。“文革”时,老杨已是空军飞行副师长。可是,老杨竟被看成“不可靠的人”,被“停飞”,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停职检查。从此他被剥夺了驾驶战鹰冲上碧空的权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老杨被调到济南接受批判,然后又调往江苏盐城。

刘松林在北京进不了中南海,处境也很不好,她只得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前往江苏盐城,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可是,江青仍不放过他们。终于,在1971年10月,刘松林和老杨双双被捕,被投入狱中。他们成了“反革命”,成了“政治犯”。   江青究竟以什么借口逮捕他们的呢?

杨茂之告诉笔者:他自从“停飞”以后,心情很苦闷。后来又得了肝炎。1970年,他在上海住院治疗,一住便好久。突然,有一天几个军人闯进医院,把他逮捕。押上汽车,他的两旁坐着两个看守,与刘松林被捕时是同一模式。

汽车开了好一阵子,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迄今他还未查清楚),他被押进一间黑房子。

房子里没有一扇窗,地上很潮湿,铺着稻草。几天之后,才算给了张小木床,晃晃荡荡的。屋里点着耀眼的电灯。离他一米处,一直坐着一个看守。门上有观察孔,门外的看守也随时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他的裤带、鞋带都被抽掉了,生怕他自杀。原本吃空勤灶的他,如今吃犯人的伙食。

没多久,进来了两个军人,打开牢门,一边一个挟着他出去。他双手提着没有裤带的裤子,脚下拖着没有鞋带的棉鞋。一出门,刺眼的太阳光,使他目眩眼花。他被拖着走向一排平房。走近了,他见到门上写着绿色的三个字:“提审室”。

进屋之后,老杨见到在一张桌子后边,坐着好几个人。其中一个女的,五十多岁,穿便衣。还有三个男的,穿军装。他很快认出其中一个男的,脸色铁青,坐在正中──那是王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