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复旦大学陆扬:文化社会学的范式何来?
在经历1960年代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后,文化社会学逐渐以交叉学科的形式明晰起来。其学科转向的背景是什么?其方法论来自何方,有何创新之处?其对社会学、文化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派生出哪些新的研究方向?这其中,“文化”的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就此,记者对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陆扬,试图做出梳理。
中国社会科学网:1960年代传统社会学经历文化转向,文化社会学由此铺展开来。请您分析,这个过程具体是怎样的?
陆扬:“文化社会学”这个术语是德国经济学和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在他《作为文化社会学的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als Kultursoziologie,1935)一书中提出的。1960年代之后这个概念布及英美,文化社会学开始兴起,很快成为社会学的一个主要分支。
按照“文化社会学”的推介人,美国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家J. C. 亚历山大(Jeffrey Charles Alexander)的说法,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与“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有所不同,前者前者注重文化的自足和内在意义,认为观念极其表征过程可独立施影响于政治、社会制度,以及文化本身。
后者则视文化为一个依赖性变体,换言之,以文化为诸如经济、利益政治等外部因素的产物。如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在亚历山大看来,即是把文化过程看作权力斗争的组成部分,最终可望在物质不平等的社会和阶级关系中得到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交叉学科,文化社会学的内涵是什么,学科边界如何划定?研究范式、方法和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国内外做出了哪些突出的成果?
陆扬: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一般认为它的意义至少见于四个方面:其一,它承认当代社会中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二,它意味社会学的几乎每一个研究领域,无论是性别、种族、科学和国家研究,必须与文化携手,方得建树其学科地位。
其三,它意味主体和社会行为一方面殊有必要作结构分析,同时又不其理论内涵。这样一种当务之急,非求诸文化研究的方法不复可能。最后,它意味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将是一个开发性的边界,特别是文化研究的成果,将被大量吸收进来,充实社会学自身的学科建设。
文化社会学,假如我们认可它有可能是,甚至已经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话,顾名思义,它可以说是文化的社会学研究,也可以说是更多侧重文化维度的社会学研究。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教养、是启蒙、是天长日久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也是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一个方面的惯习和希冀。
甚至我们可以说,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文化。但是对于社会学,特别是文化社会学来说,文化作为它的背景和考察对象,应有其特定的指义,那就是特定社会群体的思维、表达和行为方式,以及共同营构了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物质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