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唐帝国 陆扬:唐帝国为何会瓦解

首先,我觉得唐帝国,作为一个帝国,它的特殊性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如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唐宋元明清,至少唐代是最后一个帝国,它的瓦解,是完全从内部发展出来的。就是,应该说它没有任何真正的外在压力,不像后来的宋元明清,他们的消亡都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种族对立,或者外力的介入。

但是唯独唐朝不是这样的情况。当然,我提出这样的看法,未必每个学者都赞同,因为我们观念中间,包括陈寅恪先生他在《唐朝政治史述论稿》最后一章讲到“外族的连环性”,最后一段话就引用了宋代史家的话,“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所谓“祸基于桂林”就是说,唐代始终必须花费极大的力量来维持它在边疆的防御,“桂林”当然是指针对南诏的防御情况。

所以,他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唐帝国的兴衰始终跟外族的兴衰是有关联的,这个当然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缩小到具体的唐帝国瓦解这么一个时刻来说,那么他的解释,包括我们细读他的那一章时,我们发现他讲到唐灭亡和外族兴衰的关联的时候,他自己也讲,我们材料不够,所以很难在这一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

所以实际上他自己也有保留,提出这么一个很宏观的解释,从他的这个角度,他的这个时代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细看唐帝国在九世纪末瓦解的时候,曾经对唐代最具有威胁的力量,基本上都已经不再存在了。

所以唐帝国的力量被重新被打散的时候,周边还是有许多政权存在,但是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帝国,其实一个个地都开始在唐结束之前,就已经逐步地退出历史舞台。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唐帝国已经到了一个,在长达几十年的,在异国之间的规模极大的争斗之后,基本上不能说获得了胜利,但至少它获得了很大的生存空间。应该说这点上,我想我们是可以认同的。这是从外部来看。

第二点,从内部来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唐代后期主要的问题就是面临藩镇的兴起,即地方力量的兴起,牵涉到地方和中央在唐代社会的情况下是怎么定义的,它的权力是怎么界定的。藩镇的问题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从安史之乱之后削弱唐朝,以致于最后把它的控制力完全瓦解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很多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以前,我是指,过于把着眼点放在安史之乱。实际上安史之乱之后,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唐朝实际上经过很多次的转折,而且经过很多次的内在的调整。

那么,我们如果看一下九世纪的末年,所以我特别提出九世纪的重要性,就是比如说,对于各位熟悉唐朝历史的学者和同学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到了宣宗,到了唐代接近末年,宣宗、懿宗、僖宗,当然僖宗时代黄巢之乱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在之前,宣宗跟懿宗时代,如果你去研究一下藩镇节度使的构成,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藩镇,包括传统上认为是被武人所掌控的这些藩镇,几乎都是文官政治,几乎都是文官节度使,而且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官,而是一个在唐朝内部中央系统培养出来的最清要的官员。

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对于地方是武人的世界。实际上到了九世纪的末年,看来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内部的消解,它本身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唐朝既实现了暂时的对外的相对的优势,而对内也基本解决了长期以来藩镇的武人控制问题。当然,并不是指地方军队的消失,而是指领导集团性质的改变。

在这样两种情况下,为什么唐帝国还瓦解?而且瓦解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突发性的事件。这是我想提出的,也许有些学者可能会觉得很突兀,这似乎不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看当时文人写的文字,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忧虑。

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提出瓦解的这个突然性?要解答这些问题,我想提供我的看法,我觉得首先要从九世纪的变化开始看。首先要看唐朝在后半期它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它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结构,如果我们不理解这样的结构,就很难去看唐帝国瓦解的特殊性,及其本质究竟在哪里。

所以我想先从这个角度去谈一下,所以我首先想讲的就是政治权威的重新界定。我觉得九世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无论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还是所接触到的问题,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图2/3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壁画《狩猎出行图》局部

那么,九世纪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个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修改我的专著,直到最近我才真正可以说完成,但是我还有很多问题在下一部要写的专著里面做进一步的探讨。那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认为九世纪产生了很重要的新的变化,当然还有更多可以提出,但是我个人想把它概括成四种在我看来很关键的层面。这四种层面有涉及到制度的,有涉及到结构的,也有涉及到比较无形的力量。

我首先想提出的是无形的力量,就是我们怎么理解在中古社会无形的力量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怎么去把握那种无形的力量?那么第一个我想提出的就是这样的无形的力量。

如果我们看到九世纪,我曾经用过一个英文词,就是叫做(陆先生没有说出来,事实上应该是enigma)。九世纪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综合体,它的这个发展的方向看起来似乎并不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而是各个角度都有,各个方向都有,而且这种方向互相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你很难说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而且你很难说哪一个一定导向五代、宋以后的变化。

所以这也是我想提出的,就是说,以我们唐五代史为例子,来重新探讨历史上发展的一些,作为我们历史学家该怎么去理解。

所以我想提出的一个就是宫廷的文化想象。我们看中晚唐文人的写作,中晚唐各种的我们现有的史料,有一个很突出的给我的印象,虽然唐中央的特别是朝廷,特别是皇权,似乎他的这个控制力越来越下降,这个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就是说,它对地方上的控制,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可是,在同样的一个时期,我们却看到对唐代以宫廷为主体的这么一个文化,它的这种认同,它的这种想象,它的这种认可,实际上在不断地上升。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们在早期中华帝国的意识中,似乎很少有这样的例子。我个人的了解当然有限,但是我还是想提出来,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唐朝在实际上不断衰落的情况下,它的以宫廷为主体的文化地位实际上在不断地提高。但是这样两个完全是相反的方向,那么就是究竟为什么会产生,导向的结果究竟是怎么样的。这里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讨论,我有长篇的文章和章节专门讨论这个文化想象的问题。

接下来先提第二点,就是在对宫廷文化的想象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我觉得唐朝的后半期实际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晚期帝国的专制皇权的基本格局,实际上五代、宋以后,特别是宋以后,专制皇权的局面,实际上在唐代后期基本上都已经产生了。

一般我们以前的中西学者对于专制皇权的理解,通常是把专制皇权的出现,放在一个,某一个朝代特别具有控制力,因为特别具有控制力,你才可以想象说,皇帝才可以建立一个政治的格局,能够让他个人的想法、权威能够得到贯彻。

所以我们大家通常是做这样的一种联系。但是如果具体研究晚唐史料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在晚唐,恰恰就是在它衰落的时候,专制皇权出现了。就是皇帝开始出现建议一种以他个人权威为中心的这么一种系统,把他个人的政治权威凸显,这个个人并不一定指某一个具体的皇帝,这我还要做一个比较细微的分辨。

就是皇帝他它实际上来讲,就是英文的institution,跟宰相一样,它是一个职位,一个特殊的职位。

所以皇帝作为一个职位,它具有一种权威,这种权威不是官僚系统的权威,它不是一种比较所谓带有“公”的性质的一个权威。我昨天有机会和吴丽娱先生讨论,受到她很多鼓励,有一个讨论的方向就是关于这个。但是皇帝作为一个特种的制度,它具有一个“私”的性质,但是它“私”的性质又不是个人意志,不是某一个皇帝说今天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说它建立了一种制度,它代表一种不同的权力,而这种不同的权力怎么样去行使,怎么样去发展它的权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怎么样去维持它整个的这个政治体制的格局。

这个才是晚唐真正的发明。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有相当一个时段以后唐廷才开始逐渐掌握的这么一道系统。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更详细的讨论,我在这里只是想先提一下。

第三个我觉得唐朝晚期真正的发明,而且可能在重要性上还超过前面两个。就是一个新的文化实体,一个政治文化的形成。政治文化这个词大家现在用得很多,我个人来说,采用这个词汇的时候,需要比较小心。但是我在这里,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例子,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政治文化,就是说文化跟政治是不可分的。

而且文化跟政治,文化本身又具有它的特殊含义,这不是说我们从中国的秦汉下来,就可以用这个以前的文化模式来解释唐朝中晚期到五代所出现的文化模式。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模式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可以用来做定义。最关键的就是两个词,第一个就是“文人”,第二个就是“科举”。文人,这里我没有用一般意义上的文人,因为我怕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比较普遍意义上的,比如说明清时代的文人之类,这样的一个用法。

事实上,我尽量避免这样的用法。实际上,我所指的“文人”是一个特殊群体,这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社会群体,甚至在这里我可以用“辞臣”,就是以代表朝廷,或者代表各级的行政系统起草政治文书的这么一个群体。

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中晚唐,当然不是从中晚唐开始,但是在中晚唐真正形成的一个独特的精英群体。这个精英群体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它在社会上所拥有的这种自我延续的这么一种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图3/3 陆扬

接下来我想用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个问题,因为我讲的都是很空洞的条文。熟悉文学的同学,大家都知道王建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晚唐诗人,九世纪的诗人,他写过100首宫词,当然都是反映宫廷的各种生活场景,特别着重皇帝和他嫔妃的互动关系。

中间也涉及到在宫廷内部服务的朝廷官员的生活。其中有一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是一首绝句。当然我可以念一下:“白玉窗前起草臣,樱桃初赤赐尝新。殿头传语金阶远,只进词来谢圣人。

”大家都知道“圣人”是唐代对皇帝的称呼。最近这两年有一个研究宋徽宗的文集,美国出的,其中有一篇是美国一位很有影响的研究唐宋文学的资深学者艾朗诺(Ronald Egan)专门写的文章,他讨论的是宋徽宗的宫词,也涉及到王建的宫词。

在这个宫词里面,他对这首特别做了解释,这里是我的中文翻译,“皇帝也许惦记着一些勤恳为他服务的臣僚,用正当令的樱桃来表示对他们的赏识,但这种好意从一个无法估量的遥远处降临到他们身上,给予略表心意的礼物是皇帝的义务,但是臣下却没有资格当面去谢恩。这里所强调的是存在于统治者和他勤恳的官员之间的一道鸿沟,使得统治者的亲切举动看上去更是惊人的宽宏和了不起。”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看到这样的解释,我们会觉得这个解释得还是很细致的,如果只从字面上来看完全讲不通。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恰恰没有把它放在一个特殊的中晚唐的文化、政治背景下去理解,所以他把整个这首诗要表达的意思完全理解错了,完全倒过来了。

他最关键的是没有去了解其中一个关键词,我们现在都讲关键词,第一句里面就有这个关键词,就是这个“起草臣”。谁是“起草臣”?这些就是代表皇帝草诏的这些词臣,在这个意义上,在这里的特殊情况下实际上指的就是翰林学士。

翰林学士就是我讲的特殊形成的这个文化、政治集团中间属于最上层的那少数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文化、社会、政治身份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就是这些“起草臣”。那么“白玉窗前”的“白玉窗”实际上就是指的他们的工作地点,就是翰林学士院,在——所谓紫禁城——大明宫里边。

“樱桃初赤”就是说皇帝有一个礼节,就是樱桃是赏赐臣下,每到樱桃结果的时候,用新鲜的樱桃给臣下,是一种特殊的赏赐。

实际上他在艾朗诺看来,就是说用你写的这个奏章上去感谢皇帝,和你本人亲自见到皇帝去谢恩,两者之间意义是不一样的。在他看来,本人去谢恩,才代表皇帝对你真正的恩惠,也就似乎你的地位比较高。这就是英文讲的conventional thinking,它是一种传统的想法,实际上恰恰不符合唐代特殊的意味。

这些“起草臣”真正代表他文化精英的身份是什么,就是他起草的诏书,所以文字的力量才是他真正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获得的源泉。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还能有什么比写一个奏章上去,用最华美的文辞,用很得体的语言,去感谢皇帝,来显得更重要,就是更亲切。所以这实际上它表示的是一种对翰林学士在宫廷内部能和皇帝之间有一种很亲密的互动的一种羡慕,而恰恰不是说,皇帝对这些臣下,把他们像一个奴隶一样地去对待。所以这就体现出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特殊的历史境况,才能真正去解读,当时包括像这些文学的作品的含义。

从这个例子,我想来说明,在中晚唐,真正形成了这种以为朝廷服务的草诏,或在地方上各个行政机构担任起草官方文书的这么一群人。他们被看作是新的文化、政治精英群体的核心。而这部分人恰恰构成了未来所有的朝廷中间最重要的职位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

接下来,我想举另外一首诗,韩偓,这是唐朝作为一个政权到了最后关头,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诗人和翰林学士。他在——在我看来几乎是最后一个皇帝了——昭宗在位期间,他担任了翰林学士。当然,昭宗经过很多挫折,最后死在篡唐朱温手上。

这期间,韩偓写了很多他在学士院生活场景的诗歌。如果我们念他的诗歌,我们会发现那个时代实际上,如果从我们现有的叙述来看,那简直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可是,在他笔下,你很少,除了很偶然的情况,看不到他对这些兵荒马乱所表现出的一种焦虑。

他的生活是如此雍容,他所写的诗歌,他的生活主要是以宫廷为中心,他每天要在夜里值班,因为皇帝有重要的任命要叫你去写诏书,你马上就得去写。所以这个就变成说,你晚上在这个宫廷禁地,夜深的时候,在一个很优美的环境里边,然后,或者你个人,或者你跟其他的翰林学士同伴一起值班。

他们所体会到的那个时刻,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神圣的。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说他文字上的表面的修饰,而是说实际上他确实是有这个体会,而且这个体会从八世纪末翰林学士院变得重要以后,就一直延续下来。

这种观念,跟接受的这种价值观,被他们所有人都接受,而且在这个圈子以外的人看来,是非常值得羡慕的。所以这个是我随意选的其中一首诗,就是有一次,“是岁大稔”,天复元年(901),关中正好丰收,所以就“内出”,皇帝给百官发奖金,并特别宴请百官,包括翰林学士院,然后给学士每个人月计所出的丝织品,那是很大的一个奖赏,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奖赏。

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太史政按:诗见PPT,为韩偓《锡宴日作》:“玉衔花马蹋香街,诏遣追欢绮席开。中使押从天上去,外人知自日边来。臣心净比漪涟水,圣泽深于潋滟杯。才有异恩颁稷契,已将优礼及邹枚。

清商适向梨园降,妙妓新行峡雨回。不敢通宵离禁直,晚乘残醉入银台。”)901年,离唐朝的终结不过就几年而已。可是从这个诗里面你完全看不出那种焦虑。如果我们回想到汉代末年,即东汉末年,你很难想象这种情况的出现。

为什么在唐朝,这些精英,他对即将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动,他似乎没有一种,当然,有些人也有各种的表述、表达,这不是说没有。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从历史留下来的这些记录看来,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面。

就是说,他一旦在宫廷的情况下,他的世界似乎是封闭的,他完全沉浸在特殊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历史学家回过去看这段历史,感受相当的不同。所以,怎么样重新回到他们当时的语境,这些人的思考,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从王建到韩偓,你可以看到这个延续的过程。最后我再举一个,这个以文辞和科举为关键,当然在这种前提下,科举我们怎么来理解。今天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我记得十年前就是谈这个唐代科举的两重性,当时比较具体的讨论唐代科举的性质究竟在什么地方。

开放性的科举就是当时的特点。或者大家以前有些学者用文学性的科举,而不是说制度性的科举。不管用那一个词,我觉得唐代科举是非常特殊的,它是一种对现有的身份,文化、政治身份的一种认同手段,而不是一种制造手段。这个是跟后来科举的一个最根本的差别。那么现在先谈到这里。

接下来要谈到最后一个,就是唐朝建立起以朝廷为中心的这么一种想象,建立起一种新的皇权系统,然后建立起一种新的精英文化。那么,这种精英文化跟整个唐朝的地域,这么宽广的帝国,究竟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交互的影响呢?这就是我最后想要讲的关于九世纪的挑战中间最后一条,就是文的渗透和文武分途。

这就涉及到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九世纪藩镇领导阶层逐渐被文官所取代,这不光是制度上的重大变革,即唐廷为什么在这么弱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绝对不是光靠权力,或者光靠武力就能做到的。

打赢几场仗,当然在唐宪宗的时候——我个人花了很多时间去关注的这么一个皇帝的十五年朝局——获得了不少胜利。但是这些胜利本身并能够足以说明为什么唐代能够又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就牵涉到一个对文化价值的认同问题。

我觉得对文的渗透是中晚唐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地方上,不管这个地方原来的集团力量究竟在哪里,它的重点在哪里,它的价值观是什么,它在不同程度上都开始在接受这么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

这并不说它抛弃自己的身份,或者抛弃自己现拥有的政治实力,但是它至少必须认可说,这么一个文化价值观,以科举出生的文人精英,和朝廷所宣传的这么一种以文官为治理重点的这么一个格局。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他们不得不认为,毫无疑问这是他们应该要接纳的。

唐代的精英,包括他们精英的后代,包括在这个系统里边出来的人,在五代十国的各个政局下面都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就是说五代十国,不管你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对唐朝的精英人员,都是不断地接纳,而且把他们放在很重要的地位。

我只举一个例子,例子太多了,今天没有时间。就是杨凝式,大家都知道,从《宣和画谱》里面出来的。你可以从晚唐的笔记、唐·五代史,找很多例子。但是我想举这样的例子,就讲杨凝式,善文辞。唐昭宗初年,刚刚进士及第。

终唐之世,到唐末,他变成秘书郎。然后进入梁代,变成梁代的考功员外郎,我们知道唐代的郎官是最清要的。然后到后唐,就变成兵部侍郎。到了晋,就变成太子少保分司。到了汉,变成太子太师。到了周,变成太保。

他在周的时候死掉了,他死的时候岁数很大。如果到宋代的话,他可能没有官可以做了,因为已经太大了。但是你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像这样一个文人,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会在每一个朝代的时候,当然欧阳修会说这些人完全没有人格,那如果我们不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而从文化价值系统的情况来看,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不是吗?如果没有这样的现象,唐代的文化格局就会被打乱,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文化系统。

但是恰恰相反,这个文化价值系统如此地,用我们今天时髦的话来讲,文化霸权是如此的厉害,所有这些朝代都不能拒绝他。所以这些人一旦进入这个时代以后,他的身份都保存下来,然后跟他的身份有关的,比如科举,所以五代的时候科举几乎没有停止。

快接近最后,我想讲一下唐代灭亡的突然性。我们现在回去看唐朝末年的话,我看黄巢之乱之后的诸侯纷争,看到种种乱象,种种战争,一直持续,到梁唐晋汉周,不光是内部,还跟契丹(辽)等争权。但是呢,我想说的是,这些变化,对当时很多人来说,都是突然出现的。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韦庄的《咸通》。韦庄是和韩偓同时代的人,比韩偓还晚一点。他当然留下了很多诗歌,跟韩偓一样。他的诗歌比韩偓关心社会的疾苦,面更广一点。他写的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保存在敦煌的《秦妇吟》,我们现在对唐末的概念往往就是《秦妇吟》里所描述的这么一种极其残酷的社会乱象。

但是他也写过一首《咸通》,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注意。他特别讲,“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

破产竞留天上月,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他是从他的角度去回忆咸通时代,懿宗,黄巢之乱之前,这么一种社会的景象。实际上,宣宗、懿宗时代的唐朝是一个非常奢华的时代,跟我们现在中国大概有点像。

我没有任何引申的含义,我不觉得历史会重复。但是一个非常奢华的年代,当时的社会看起来是一种承平的景象。这只是诗歌之一,就是我们怎么去重现当时人对这一段的历史回忆,究竟我们要怎样来做。所以我下面要讲的就是,晚唐历史记忆的重建。

晚唐历史记忆,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可以,对于历史记忆,我觉得是一个时髦的课题。我们现在有很多讨论,民族的历史记忆,国家的历史记忆,包括对历史时代的历史记忆。但我觉得历史记忆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理论上来讲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个人也没有能够很深入地去了解。

但是,我比较关注近期西方历史学家对现代史,尤其是对20世纪的历史记忆的研究。比如说(某位西方历史学家,待补)对犹太人灭绝这个事件的研究。我觉得比我们以往研究古代史的所谓历史记忆的,似乎更丰富一些,从理论上来讲。

法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他在去世之前,他两年前去世的,他叫Paul Ricoeur,他写的一本很重要的大书,英文叫Memory, History and Forgetting(记忆、历史和遗忘)。

他这个书很大,而且很难阅读。但有三个部分,中间一部分特别讲历史记忆,讲历史学家是不是有能力去重新建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在他看来有各个层次,比如说,犹太人灭绝这个事件为什么会被认为很重要。然后有些很相关的跟这个类似的事件会被遗忘。所以究竟我们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了很多理论上的建设性的意见。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历史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不管是当事人还是事后人,他们永远是从某种片段去理解。所以我们现在尽量回到当时的语境,去看哪些片段在后来淡化出来,已经看不到了。

这个时代的这些反映在正史里边你很难看得到,或者你在其他类型的著作中间也很难看到。但是在笔记里边,你可以体会到那个氛围。比如《金华子杂编》就有一段,“乾符中,所在犹皆平宁,故老童孺多未识兵器。州郡间,或忽有遗火,沿烧不数舍,而士庶惊挠,奔迫狂骇,逾时不息。

”对火灾,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惊讶,更不要说突然出现大规模的战乱。所以,乾符,跟刚才韦庄所写的《咸通》,是完全合得起来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些被遗忘的片段,曾经在那个时刻被认为是一个安定的时刻,虽然从我们历史学家,后知后觉,看到这里都是问题,我们历史学家早就知道它会不行了。

但是当时人不见得比我们蠢,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这样的体会,或者至少他们不会觉得这个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我刚才有个标题,就是“忆昔开元全盛年”,我举这个标题,我想在座的一定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大家都知道陈寅恪先生在他回忆王国维的诗里,把光绪、宣统年间比作是一个盛世。很多解释陈寅恪诗歌的学者就表示很不理解,一个唐史学家,对清代、民国的历史亲身经历,怎么会把光绪、宣统年间比作是盛世呢?其实我们如果回过去看的话,这也是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实际上在当时人看来,包括在陈先生看来,他们对安定时代的理解和十年、几十年以后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感觉,陈先生为什么这么注意晚唐。而且在他的诗里边,我看到,从形式上完全模仿元稹的《连昌宫词》,他举了很多例子,他特别注意韩偓,实际上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种心理上的联系。

他觉得他自己生活的时代,跟晚唐韩偓生活的时代差不多。虽然他自己对晚唐的判断,未必就像我解释的这样。但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座有号称“老教授”的罗志田先生,我的学长,对晚清的研究是我向来要学习的,所以我只能讲到这里,不能接着胡言。

最后,我想讲一下西方史上重要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关于罗马帝国的。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史研究史上有一个惊人的假设,在我看来,这跟陈寅恪先生在三十年代提出的,虽然在历史研究范围上不一样,但意义上接近。这个假设非常重要,知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都是西方研究罗马帝国衰亡到中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一个叫Henri Pirenne,他的著作都翻译了。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读过他关于古代城市的书,商务出的。

他发表的重要著作,就是《穆罕默德和查理曼》(Mohammed and Charlemagne)。查理曼帝国,虽然我们认为很重要,但在他看来,查理曼帝国变得重要,实际上是非常偶然的。而罗马帝国在他看来,并没有在四世纪末结束。

从传统的历史解释上来说,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杀以后,罗马帝国就完蛋了。罗马被烧,被蛮族占领,那不就证明罗马帝国不存在了吗?但他提出一个惊人的看法,就是说,恰恰不是这样的,罗马帝国的延续一直到后来,至少延续了长达两百多年时间。

为什么?他认为罗马帝国真正的价值不是在以罗马为中心的政治力量,而是在以地中海为系统的经济实体。只要他的经济实体一天不消除,地中海的贸易可以一直持续进行,然后周边的城市,维持他们的古典文化,这个罗马帝国并没有亡。

而这个罗马帝国真正开始出现衰落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伊斯兰兴起。所以他说穆罕默德,伊斯兰力量兴起,打破了原来古典文化对地中海贸易系统的垄断。

所以在东部就出现了伊斯兰的力量,然后这个力量的兴起隔断了整个地中海贸易系统的有机联络。这个才使西欧变成一个封闭的社会。这个封闭的社会只有像查理曼大帝这样的人,才可以建立起新格局。所以,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假设,统治了西方史学界好几十年。从他三十年代提出,一直到七十年代,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很少有人挑战。现在当然很多人挑战,从整体上看,大家已经开始不太接受这个了,但是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提出这个就是说,政治的力量,跟其他方面一个政权所具有的其他方面的力量,不是一回事。所以从这点上,也许我们可以得到某种启发,就是唐代政治文化新格局的延续,实际上是唐代政治生命的真正所在。所以一个政权本身不存在,但他的政治文化为后来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格局。

而且有意思的是,唐代政治文化本身是朝廷有意提倡的。但他的提倡,跟他政权本身之间,并不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它可以一直接受这套系统的政权。这就是为什么,唐代作为一个朝廷力量,它并不能够延续。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我在这里不能讲。我想,今天我的报告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