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说宋 《李国文说·唐宋明清》:活着 就是一切

《李国文说·唐宋明清》,李国文著,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6月出版,171.20元/套

李国文在这些历史杂文中传达的正是一种“活着,才是一切”的生死观。这源自于作者早年的人生际遇。为义赴死固然勇敢强悍,但能够活着再造价值却更有意义。

读史是国人对根的探寻

近些年,“读史”火热。从《水煮三国》《明朝那些事儿》,直到《百家讲坛》走出来易中天、纪连海等一位位文化名人,使历史新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究其原因,是经济高速发展之下,人们的忙碌焦灼背后,虚泛着的浮躁与空虚的文化心理。当下的中国人需要一些抓得住的、实实在在的精神依托,所以有了“读史热”,这是国人对民族根性的自觉探寻。

《李国文说·唐宋明清》系列并不是迎合这一文化现象创作出来的作品,但这些历史杂文的出现是否影响了这一现象却不好说。他的历史杂文出现的更早,也“火”得更早。20世纪90年代,李国文这位当代文坛的“常青树”就开始转向于历史杂文的创作。

21世纪初出版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杂文集更是一版再版,在当时不那么景气的出版环境下获得了市场的肯定。这说明了李国文历史杂文的独特魅力。他所书写的历史,不是研究著作,不是教科书,而是一位博闻强识、灵性横溢、率性爆棚的文人对历史的有感而发,乃文人之文。

所以,李国文对历史的品评是个性的,是犀利的,是极具巧智的,又是引人深思的。与一般的说史类图书不同,《李国文说·唐宋明清》不是简单的幽默历史科普,它更具思想性、人文性,有时偏激但不失深刻,总能触发精神的共鸣。这一系列杂文,是情感的宣流,是辩证的思考,更是精神的独白。

文人的“仕”和“道”,割不裂的千年情结

让一位文人来说历史,第一方便就是,他能把文人说得透透彻彻。中国的文人实在太特别了,在过去漫长的中华文明中,这是始终站在历史中心的一个群体。所谓“学而优则仕”“文以载道”,中国文人的文化基因中有着天然的为“仕”情结。

这几乎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不教自会的本领”。《李国文说·唐宋明清》中多次写到了文人之死,颇有意味。《李国文说明》中有一篇名为《解学士之死》,讲的是“学而仕”之途走得颇顺的解缙。

这位“幼颖敏”的早慧少年,刚到二十岁就得到了朱元璋“恩犹父子”的特别垂青。他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共计22877卷,文化价值世所罕见。然而,这位希世之才却因不自量力地参与到夺嫡之争中,被灌醉埋入雪中,活活冻死。

李国文之概括颇为精辟“纵使才高八斗,纵使满腹经纶的文人,只要玩政治的,无不被政治玩。”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文人的政治情结,是复杂而难以言尽的,“既痛苦,又热烈,既煎熬,又享受,既不屑为之,又乐此不疲。

”明知是杯苦酒,却喝起来没够。文人与政治之间的暧昧拉扯,给予历史细节以极具民族特色的张力,这种张力并不属于史学研究,它属于小说。这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带给历史讲述的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或者说是可以激活刻板研究,带动大众阅读的新鲜因子。由此,历史不再是被高置一隅的神龛,而是如小说一般可入千家万户。李国文的历史散文给“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能。

取义还是隐忍?活着,才是一切

中国文人还有一个解不开的情结,那就是对名节的看重。从根源上讲,重视“名节”反映了一种对信仰的坚守,换句话说,在一个人的心中什么是占第一位的。中国的文人大多求“仁”求“义”,所以有“舍生取义”,也有“杀身成仁”。

显然,“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准则、自我价值的最高追求、超我的实现,是要高于生命的。这种坚守是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也是唐伯虎的“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本来,“名节”该是文人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但也有人过犹不及,跑歪了道,开始看重他人的评价了。“名节”也就变成了俗不可耐的“名声”。为“名声”丢了性命,显然是有些愚了。

李国文在《李国文说·唐宋明清》中谈起李贽之死,颇是有些调侃的。李贽是一个很具争议的人物,在世时总要发出“逆潮流”的言论。虽然李国文也赞他敢于舍命的“勇气”,和敢于说“不”的反骨,但对他的“自杀”却是有些质疑的。

这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家,一生的目标就是折腾出点动静。晚年的时候因“敢倡乱道,惑世污民”而被关了起来,倔老头就怕事情闹不大,一把小刀就割破了喉咙,自杀了。李贽说:“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

”李国文的总结极为醒炼:“中国的士大夫,无论其为主流,抑或异端,都好名,尤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的不朽,几成一种病态。”为“名”而死,是中国文人的一种通病,“生”反而成了偷来的“苟且”。

说到文人之死,李国文又肃然了一张面孔,谈起“至今仍忆张苍水”。明末清初,中国人的血性表现的格外淋漓尽致。抗清守国,舍生取义的文人,可以列出一张震撼人心的长长名单。这种死后“名节”是士大夫真正的自我坚守,可歌可泣。尤其是张苍水,清庭建立后,仍坚守20年,几乎成为了朱明王朝不死的象征。这种顽强的抵抗,坚韧的为义而生,甚至比舍生取义更加艰难。

李国文在这些历史杂文中传达的正是一种“活着,才是一切”的生死观。这源自于作者早年的人生际遇,历经磨难的人生反而锤炼了他生命的韧性。为义赴死固然勇敢强悍,但能够活着再造价值却更有意义。死亡只是寂灭,而活着才有改变的希望。这种生死观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打破时空壁垒

这一系列历史杂文的最独特之处在于李国文以精妙的语言驾驭能力,自由穿梭古今之间,创造出古今杂糅的共时意境。在历史叙述中,李国文常常能够自然而然地穿插入现代语言,使读者不禁对照古今时空,言未及而意至。看李国文说史,即能在千百年前的故事中品味历史,又能时刻跳脱书本思考当下。而这种思考,也因拉开了时空的距离而颇有延伸感,精神根性的一脉相承更清晰地呈现眼前。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李国文早期影响较大的作品《花园街五号》《冬天里的春天》等小说常被定义为“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无论“反思”还是“改革”都是以“伤痕”为根的。可以说,李国文属于一个时代,他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其所经所感,所历所闻,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

李国文的历史散文创作与早期的小说创作是互为表里,一脉相承的。他对历史的表达与感悟本身就带有深刻的历史印痕。他的讲述本身何尝不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老一代知识分子话语的鲜活标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