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是什么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书中分析了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的特殊现象,从而引申出对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典型分析。刘易斯于1979年因此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享誉世界。
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以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基点,比较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经济差异,指出了劳动力在两部门间的纵横向流动。该模型指出了劳动力在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对城市经济发展腾飞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这是建立在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无限接近于零的前提下,是为社会实践所否认的。同时它以投资的加大与创造就业机会成正比为假设前提,这是有悖于资本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的。更为不足的是,这种理论模型是建立在西方工业化现实基础上的,并不充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
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哈-托模型”。“哈里斯-托达罗模型”(Harris-Todaro Model)理论修正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先验假设,同时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未能充分实现完成,城市本身巳存有大量的失业人口,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转移化倾向,其结果只能进一步加剧城市失业问题的固有矛盾。
因此,农村自身的剩余劳动力(或称农村中的隐性失业人口),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个体,必然也将以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存在,作出是否向城市迁移的抉择。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概率在于对城市工作中的假设性工资,也即城市预期工资。
城市预期工资实际值等于城乡间实际工资差异与找到工作的概率大小的乘积。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城市预期工资值与城市失业人口数是成正比的。城市预期工资值愈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则愈小。
根据“哈-托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加快城市化进程不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唯一解与最终解,因为城市化进程必然要与相应的工业化作为其相生物,而发展中国家的现有工业体系并未能提供夯实城市化过程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单纯地追求形式上的工业化,只能陷进“大推进”理论的陷阱中,与国与民极为不利。
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应着重于农村自身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唯经济倾向。
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级政府巳采取种种措施,力争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求解。例如长三角江经济地带地方政府规定民工日工资不得低于60元,城市低保不得低于月750元。最低日工资与月低保的强硬执行,必然会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较为理性地选择在原有基础上的灵活择业、创业,而不是向城市的绝对转移。
另外,农村中正悄然涌现出这样一种流动性极强的民工:农闲时外出打工(打工范围仅限于本县本乡镇);农忙时则回归农业。
这种简单灵活适用的就业方式,更乐于为农村劳动者所接受。同时这种方式必将带来农村财富一定程度上的初步积累,政府若加以适当扶持指导,城市要素市场对农村的对口流动,必将盘活整个农村经济,带动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当代农村的繁荣化。这比之希冀城乡户籍一体化而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隔膜的观点要强得多,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