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龙宗智 《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出版解读:为正确运用司法规律提供参考
积极借鉴域外有益法治成果 推进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建设
——《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主编解读该书出版背后深意
凝结171名专家学者的智慧与心血、汇集61个国家刑事诉讼法、历时三年反复打磨……日前,《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出版发行。
《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一书是在什么现实背景下编译出版的,又会对发展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产生哪些影响?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该书三位主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卞建林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卫东教授。
刑事诉讼法:宪法的权威注脚、人权保障的标准尺度
记者:首先祝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出版发行。在谈这本书之前,请介绍一下刑事诉讼法在一个国家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孙谦:刑事诉讼法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它上通宪法,是宪法的权威注脚;下涉民权,是人权保障的标准尺度,在维护国家公平正义、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规范司法执法行为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刑事诉讼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的法律之一,它的制度设计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司法体制、司法职权配置和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其完善和发展事关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建成,其实施效果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其实施过程和结果涉及对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的限制甚至剥夺,对公民基本人权影响至深。
一言蔽之,刑事诉讼法的完善和发展事关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
传承“中国特色”:亟须广收并蓄、博采众长
记者:在发展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过程中,我国是否吸收了域外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精华和有益经验?
卞建林: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指导下,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探索建立发展起来的,与我国的政治体制、历史传统、文化传承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回顾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之路,可以看到,引介与借鉴外国刑事诉讼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法典的形态、规模、内容等方面深度吸收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精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先后翻译出版了英、美、德、法、意、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律。
将无罪推定原则、程序法定原则、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起诉便宜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事和解制度、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等数十项现代法治理念和司法制度引入我国,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与积极探索。
在修改法律过程中,在立足中国国情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这些原则、规则、制度被吸收借鉴,逐步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可以说,世界各国形态各异的刑事诉讼规范与传统,成为我们把握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分寸、构建刑事司法制度体系的一把利器。
记者:请结合《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出版发行,谈一下借鉴国外有益法治成果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现实作用。
孙谦: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其中,近一半以上司法改革内容涉及刑事诉讼法。可以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与我国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休戚相关,与我国法治发展筋骨相连。我们组织翻译《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旨在为我国研究和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刑事法治成果搭建桥梁,为正确认识、把握、遵循和运用司法规律提供参考,为实现司法体制改革预期目标增加助力。
总的来说,我们出版这部《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可以为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学界提供一个更加宽广的研究视角,以便对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法的发展予以充分审视与比较,并通过全面分析研究,提炼出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与运行原理,进一步推进我国刑事诉讼的科学化、民主化,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典的科学建构,推进我国司法制度的完善和法治中国建设。
三年磨一剑:放眼世界,最全、最新、最权威
记者:在此之前,也有一些法学专家学者为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对国外的刑事诉讼法做了大量编译工作。《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是在什么背景下编译出版的呢?
陈卫东:外国刑事诉讼法的翻译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回顾过去的30年,国内集中出版外国刑事诉讼法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正处于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即将颁布至刚开始实施的阶段,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开始蓬勃发展的阶段。
当时翻译出版的外国刑事诉讼法(典)主要是英、美、德、法、意、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刑事诉讼法律。由于这些国家的刑事法律是各国研究、借鉴的对象,同时,上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由我国法学界比较知名的学者翻译,具有权威性,因此,上述刑事诉讼法(典)引用率高,在学界知晓度高,对立法、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和教学均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进入21世纪,外国刑事诉讼制度正悄然发生变化。然而,由于国内缺乏关于这些国家刑事诉讼法的权威资料,不少人仍在引用那些内容已经陈旧的外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容。鉴于此,有必要再次集中翻译一批外国的刑事诉讼法,为立法、司法实践、科研、教学提供可靠、权威的资料和素材。
记者:与以往国内翻译的域外刑事诉讼法相比,《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具有什么样的突出特点?
孙谦:171名专家学者的智慧与心血,61个国家刑事诉讼法,1300万字,十种语言,历时三年的反复打磨,成就了这套《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从世界范围来看,把如此多国刑事诉讼法典翻译成一国文字,尚属首次。它呈现给世人的,不仅是我国第一部涉及国家最广,规模最大,内容最全、最新、最权威的刑事诉讼法典文献资料,也是中国刑事司法界和学者探学西方的勇气和解释世界的担当,更是当代法律同仁孜孜追求理论精进和制度创新、积极回应时代召唤的学术精神和真诚态度。
《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强调代表性和影响力。编委会综合考察世界各国刑事司法制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代表性、发展成熟程度等因素,审慎取舍,所选取的国家既包括英美法系国家,又涵盖大陆法系国家,为便于比较研究,还特别收录中国刑事诉讼法;结合当前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既选取了金砖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也关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文本;在文本类型上,既收录成文刑事诉讼法典,又筛选不成文刑事诉讼制度相关文件,以还原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多样性;从语言种类上,既涉及英语、法语、德语等常见语种,又涉及一些小语种的法典。
翻译水平“信达雅”:集结171名专家“洪荒之力”
记者:《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凝结了171名专家学者的智慧与心血。大家在编译过程中展现了怎样的工作状态?
孙谦:《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渗透了全体编译人员的辛勤汗水,凸显集体智慧、团队力量、专业水准,前后170余位专家学者和30余位工作人员参与了文本的翻译审校和组织、出版工作,在三年的编译过程中,没有一位专家学者中途退出。
在编译过程中,有时对某些条款的翻译理解不同,团队里的学者们经常一起讨论切磋;有时为了搞清楚一个词汇的准确含义,还通过越洋电话或者电子邮件求教于国外的专家学者。正是他们孜孜不倦的耕耘,最终才有这部《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面世。
记者:在法典的翻译工作中,确保其准确性是最难的。《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是如何保证其翻译质量的呢?
卞建林:本书的翻译质量是很高的,可以说达到了“信、达、雅”三重标准。具体来讲:信,是忠实法条的原文原意;达,是准确表达、不致产生歧义;雅,是法言法语,规范严谨。
《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编辑出版过程中十分注重强化法典特有的翻译水准和审校标准,以确保其准确性和权威性。在译校队伍上,编委会组织了刑事诉讼法学领域具备较高科研能力和外语水平的专家学者,对文本进行翻译,由全国知名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授严格把关审校。
其中包括多名在华外国专家、在国外学习工作的中国学者。每一部法典,都经过了初译、审校的过程,对其中一些译本还进行了补充翻译和二次、三次审校,之后再由编辑部统一审稿,对译稿再做修改。中国检察出版社倾全社之力组织了对各国刑事诉讼法译本的编辑、文稿统筹和信息核对。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还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和出版社的全力保障。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始终关心本书的总体设计和编译并给予了重要的学术指导。驻外领事馆、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通过外交途径收集各国刑事诉讼法的外文文本,保证了原文本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将该项目列为2015年度重大课题予以资助;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和中国检察出版社具体组织编译和审定,保障了本书的顺利面世。
现实期许:坚定自信,面向未来
记者:《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一出版,便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对该书在现实应用中有着怎样的期许?
陈卫东:服务时代,创新发展,赢得未来,是编译《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这套书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通过对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比较研究,我们更加坚定了立足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期望它能够为推动法学研究提供动力,为刑事司法发展提供制度借鉴,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推进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建设,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实现“法治梦”“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孙谦副检察长、卞建林教授、陈卫东教授等三位主编对《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更深入解读,详见《人民检察》2016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