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李迎生 郑杭生 李路路 李迎生等:社会发展与变革的“中国模式”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与创新理论”笔谈会观点摘编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编者按 2008年第24期人民论坛杂志推出“关于中国模式”一组特别策划文章,约请了各领域知名学者,深入探讨了中国模式的内涵特点、世界意义与历史影响等,集中回答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反响。

为深化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实践认知与理论概括,人民论坛将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世界眼光与立足国情的结合上,联合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从不同专业领域和实践层面对“中国模式”进行研究和报道,并在本栏目分期推出。

本期推出的是由人民论坛杂志编辑部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与创新理论”笔谈会的重要观点的摘编。郑杭生等5位知名专家对30年社会转型的中国经验和相关理论创新进行了精彩解析。

特邀专家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郑杭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导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李迎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光金 中国和西方社会转型显著的不同点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郑杭生:1978年至今,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我把它叫做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转型,包括了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等,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同步并行、相互交织,涉及社会所有构成要素系统的相应变化与调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过程,也是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全面性的社会变革时期。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提出了社会转型问题,探讨在经济体制转轨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条件下社会结构变化的机制和规律,回答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变化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

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两重性和复杂性,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

其中一个主要表现是既加速社会的阶层分化,又造成了两极分化。但中国社会具有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 改革成为社会转型的最大推动力量。中国社会转型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展开的,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并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结构转型。

中国和西方社会转型显著的不同点是,转型过程中社会组织沿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轨迹兴起,西方社会组织则主要由民间兴起;中国则是半官半民组织和民间组织并存。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政党主导下的强势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主导着改革的价值取向。 

需要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综观中国30年改革和发展,有两条最基本的经验值得重视。一是经济改革坚持了市场化方向,使中国经济有了活力;二是经济发展沟通了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如果要检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教训,也可以从这两方面看:一是市场化改革的阻力还没有得到有效清除,适应市场化经济的宏观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不健全;二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城乡社会经济体制不统一。

今后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任务应该是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来自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民的顽强拼搏精神。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应了那句流行语——给点阳光就灿烂。

尽管中国有一个户籍制度横亘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中国农民还是勇敢地奔向城市寻求命运的改善,为此,我国经济体中存在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群——农民工,由此形成每年的“春运”大观;尽管计划经济体制曾经限制农民自主办企业,中国农民还是大胆冲破体制束缚,创造了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奇迹,使一批新兴城市平地崛起。

中国的农村发展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小规模农业经营。我国耕地保有量的目标是18亿亩,而我国农户总数约2亿4千多万户,平均每户耕作面积大约7亩地。

80%的农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来自农业的收入平均每户大约在3000-5000元。这些农民只能是穷人,他们不仅不会有较高的私人生活水准,也没有能力承接较高水准的公共服务。

二是农民“兼业模式”。尽管有官方的数据,也有一些研究机构的调查,但还是很难确切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据。按一个保守的判断,可假设有1亿农户的主要劳动力(包括配偶共1.4亿劳动力)在各类城市从事非农产业。

从现实情况来看,小规模农业经营不可能产生支撑新农村的新型农民,而现行的农民“兼业模式”虽然让农民从非农产业中增加了收入,但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需要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并着重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二是改革劳动管理体制,调节劳资关系,增加城市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农民工就业存在一定难度的情况下更为突出;三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探索用“以土地换住房”和“以地租换保障”等多种途径解决农民进城的“门槛”问题;四是改革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祛除僵化的“设市标准”控制。

30年中国社会结构变革的独特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李路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且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路径。 以阶层结构的变革为例。30年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如下一些重要的特征:第一,阶层化的趋势。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化或者阶层化的趋势开始越来越显著,“新阶级”、中产阶级、再分配者、直接生产者、单位分层等等概念都是对这种阶层化现状和趋势的反映。

第二,国家权力起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市场制度,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高度控制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机会,并在整个社会中进行分配,这种等级或阶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市场经济社会中的阶层结构。

第三,社会不平等程度较小。 毫无疑问,“市场化”是人们最常用来描绘中国30年来的变革的一个中心概念,即:所谓转型社会或转型的过程,其核心是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市场化转型所具有的社会结构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新的社会资源和结构的形成。正如“市场转型”理论所强调的,在一个经历着市场取向转型的社会中,新的经济整合机制的引入,不仅构成了新阶层产生的社会基础,而且导致社会分层新机制的出现。

例如,私营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中间阶层或“白领”阶层的形成。一般认为,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状,但目前我国社会还是金字塔型,与橄榄型结构的形成还有相当距离。

其二,不平等叠加。在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初期,市场机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化效应。但是,随着市场机制逐渐成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的主要机制后,市场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也逐渐成为主要的不平等机制。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转型社会混合体制的特征,两种体制中所含有的不平等机制在当前中国社会中被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分化。 其三,市场化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市场机制或者经济因素也成为了社会分层的主要机制,至少成为了与政治因素比肩的重要因素。

可以看到,随着市场化的发展,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力上升外,家庭背景的影响力也有显著上升,教育作为现代社会的一般要素,在改革前后都保持着显著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的中国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迎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经过20多年的改革,特别是经过新世纪以来的城乡统筹改革,已经或正在形成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经验或共识,值得认真总结。 一是保基本、广覆盖,不搞高福利。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即便是少数富裕地区,实际生活也不过小康水平。显而易见,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改革既不可能走西方国家的“福利国家”道路,也不可能仿照城市现行的社会保障模式。

因此,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只能依据现实情况,走“低标准”或“保基本”的道路。 二是渐次推进,不急于求成。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长期性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的扩大、标准的提高、体系的完善、管理的规范只能循序渐进。

目前,应一方面推动将实际进城与进入乡镇企业就业的近两亿农业剩余劳动力纳入社会保障制度;将新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吸收到城镇就业岗位,并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障。

一方面,推动国家出台政策,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使农业人口逐步享受与城市劳动者实质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目前可设计一种过渡形态的制度框架,以便未来实现城乡整合。 三是梯度推进,不搞一刀切。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可以先行一步,率先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乃至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衔接。在这些地区的示范和帮助下,在国家政策的更大程度的倾斜支持下,实现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向先进地区的农村看齐,最终建立比较完善的、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是多元整合,有差别地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在工人、农民之间,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企业、乡村农业之间,出现了乡镇企业。

这种“三元”或“多元”格局的存在,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出现松动、但尚未消除的结果,还会存在较长的一个时期。与此相适应,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便与不少西方国家从“二元”直接过渡到“一元”的道路明显不同,在较长的一个过渡时期内,都会出现社会保障制度多元并存的局面。

五是强调弘扬传统。建立在儒家“仁”、“爱”学说基础上的中国传统保障强调家庭(家族)保障、邻里互助,和起源于工业革命的、强调国家责任、社会互助的现代社会保障有着本质差别。

中国在推进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应当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实现传统保障与现代保障的优势互补。 尽管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发展的具体道路或模式在各国皆有不同,但发展的目标——城乡统一或整合——却呈现出较高的趋同性。

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坚持政府主导是推进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

而在当今的中国,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国家资金不足,也不是其它因素,而在于克服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习惯做法,克服城乡分割的传统思维模式。 

中国社会发展推动了哪些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光金:第一,初步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国社会转型理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是极为深刻而广泛的,中国社会转型具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的形成,既是中国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变迁所具有的路径依赖性的表现。

概括起来,这种特色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根本社会制度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我们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指导政治意识形态没有改变,我们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与时俱进,推动其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发展;三是中国的改革采取渐进模式,而非激进模式,拒绝所谓的“休克疗法”。

总之,中国社会转型理论的初步形成,可能成为创新社会学中国学派的重要领域。

第二,中国新时期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之中。关于中国现阶段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特征,较有影响的有三种理论。一是所谓“碎片论”,认为中国社会各群体呈现多样化结构特征,并且在不同社会问题或议题上形成不同的和独特的群体构造。

二是所谓“断裂论”,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出现两极化的分化趋势,并且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利益关联越来越少,从而有发生断裂的危险。

三是阶层化理论,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 第三,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努力探索中国乡土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提出了小城镇发展理论,总结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乡村工业化路径,对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四,中国公民社会理论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发端于对中国单位制及其变迁的研究。

社会学者们从一个侧面把中国社会转型概括提炼为广大社会成员从所谓“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而“社会人”的出现,则提出了在国家组织和市场经济组织之外发展所谓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迫切要求,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整个组织结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理发生深刻变化。

可以看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公民社会理论,正在从这样一种变迁中发展起来;并且,与其他学科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理论相比,中国社会学公民社会理论有着更为深刻而扎实的现实基础,简单地说,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理论不是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翻版,而是植根于中国的这个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 

社会保障制度的中国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迎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经过20多年的改革,特别是经过新世纪以来的城乡统筹改革,已经或正在形成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经验或共识,值得认真总结。 一是保基本、广覆盖,不搞高福利。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即便是少数富裕地区,实际生活也不过小康水平。显而易见,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改革既不可能走西方国家的“福利国家”道路,也不可能仿照城市现行的社会保障模式。

因此,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只能依据现实情况,走“低标准”或“保基本”的道路。 二是渐次推进,不急于求成。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长期性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的扩大、标准的提高、体系的完善、管理的规范只能循序渐进。

目前,应一方面推动将实际进城与进入乡镇企业就业的近两亿农业剩余劳动力纳入社会保障制度;将新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吸收到城镇就业岗位,并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障。

一方面,推动国家出台政策,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使农业人口逐步享受与城市劳动者实质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目前可设计一种过渡形态的制度框架,以便未来实现城乡整合。 三是梯度推进,不搞一刀切。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可以先行一步,率先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乃至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衔接。在这些地区的示范和帮助下,在国家政策的更大程度的倾斜支持下,实现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向先进地区的农村看齐,最终建立比较完善的、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是多元整合,有差别地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在工人、农民之间,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企业、乡村农业之间,出现了乡镇企业。

这种“三元”或“多元”格局的存在,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出现松动、但尚未消除的结果,还会存在较长的一个时期。与此相适应,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便与不少西方国家从“二元”直接过渡到“一元”的道路明显不同,在较长的一个过渡时期内,都会出现社会保障制度多元并存的局面。

五是强调弘扬传统。建立在儒家“仁”、“爱”学说基础上的中国传统保障强调家庭(家族)保障、邻里互助,和起源于工业革命的、强调国家责任、社会互助的现代社会保障有着本质差别。

中国在推进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应当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实现传统保障与现代保障的优势互补。 尽管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发展的具体道路或模式在各国皆有不同,但发展的目标——城乡统一或整合——却呈现出较高的趋同性。

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坚持政府主导是推进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

而在当今的中国,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国家资金不足,也不是其它因素,而在于克服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习惯做法,克服城乡分割的传统思维模式。 

中国社会发展推动了哪些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光金:第一,初步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国社会转型理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是极为深刻而广泛的,中国社会转型具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的形成,既是中国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变迁所具有的路径依赖性的表现。

概括起来,这种特色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根本社会制度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我们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指导政治意识形态没有改变,我们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与时俱进,推动其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发展;三是中国的改革采取渐进模式,而非激进模式,拒绝所谓的“休克疗法”。

总之,中国社会转型理论的初步形成,可能成为创新社会学中国学派的重要领域。

第二,中国新时期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之中。关于中国现阶段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特征,较有影响的有三种理论。一是所谓“碎片论”,认为中国社会各群体呈现多样化结构特征,并且在不同社会问题或议题上形成不同的和独特的群体构造。

二是所谓“断裂论”,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出现两极化的分化趋势,并且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利益关联越来越少,从而有发生断裂的危险。

三是阶层化理论,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 第三,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努力探索中国乡土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提出了小城镇发展理论,总结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乡村工业化路径,对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四,中国公民社会理论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发端于对中国单位制及其变迁的研究。

社会学者们从一个侧面把中国社会转型概括提炼为广大社会成员从所谓“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而“社会人”的出现,则提出了在国家组织和市场经济组织之外发展所谓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迫切要求,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整个组织结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理发生深刻变化。

可以看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公民社会理论,正在从这样一种变迁中发展起来;并且,与其他学科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理论相比,中国社会学公民社会理论有着更为深刻而扎实的现实基础,简单地说,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理论不是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翻版,而是植根于中国的这个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