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贡你不知道的那些事-自贡近代盐商四大家族兴衰史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在自贡的全国国民节约献金会上,盐商余述怀将平顶的瓜皮帽放下,双手撑在桌上说:述怀虽长期经营井灶,但是现在仍感资金周转困难,不得卡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款1000万元。
四川自贡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短短八十余年间,曾经有过两批盐商因战争的爆发而崛起,也由于战争的结束而衰落。
1853年似乎并不是一个平常年份,咸丰皇帝的眉头已经不能舒展多时,太平军已在此时攻陷了南京,两淮盐路断绝,盐税无法征收,两淮百姓也吃不到食盐。
他于当年5月,着户部下了一纸文书: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就这样,多年以来的岸引疆界被打破,第一次川盐济楚由此拉开帷幕。
这纸文书大大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大批盐商在也此时崛起,积巨金业盐者一千七百余家。
在这些盐商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作四大家。
王朗云是王三畏堂的发家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利用分房所得田土作抵押,与陕西商人签订了出山约,规定:在扇子坝共同凿办盐井,每凿办一新井,主出井厂基地,客出押山银400两和凿办资金,全井收益分30股,主占12股,客占18股,客方分股18年届满后,井厂全部无条件归还主方。
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十一年(1850年1860年)王朗云先后复淘改造,新凿成三生、金海、添福等井,使王氏盐产量位居富荣盐场首位。
川盐济楚期间,王朗云乘机开设广生同盐号,并在重庆、宜昌、沙市等地设立分号,专门运销济楚川盐,由此获得数以万计的财富。获利之后,王朗云大量收购田土乡庄,拥田跨富顺、威远、宜宾等地,年收租谷1。7万石,后来四川总督丁宝桢称其富甲全川绝非过甚之语。
王家祖上为官,和官府关系密切,能为他广开销路提供便利,其它三家虽也和官府有些交道,但此时显然没有王家关系厚实,可他们也有自己的经营之道。
李家全盛时期,重庆盐号的掌柜叫张大麻子,此人是四友堂发家的元老,向来克己奉公,但在死前突然性情大变,狂嫖滥赌。李家主事李祥庵知道后不但不谴责,反而暗中指示盐号每日为张掌柜提存50两银子以备他急需,众人皆感到奇怪,李祥庵解释道:性情突变,将不久人世,他对我家功劳很大,这点银子算什么。
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这是中国社会传统的经济观念。自贡这些盐业家族多在发家后广置田产房舍,甚而走富而优则仕的道路。道光末年,李家的田租一年就有4000多石,胡家在光绪初年也有5000余石租谷的岁入。四大家还不断捐官,每一家中都有数人领取朝廷俸禄。
在中国近代商业模式已经逐步形成的情况下,这些完全遵循古老商业模式的家族,似乎也只能借一股春风发家,川盐济楚的春风一刮完,四大家便逐步走向没落。
同治六年(1867年),王朗云53岁生日,他设筵大庆,诸多朝廷地方大员都是他的座上嘉宾。云南兵备道、翰林院编修赵树吉为其撰写寿序;武英殿大学士、国史馆正总裁贾桢,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翰林院修撰翁同和等列名拜寿;刑部陕西员外郎赵树宣,工部虞衡司主事赵熙亮灯参加祝贺。
寿筵上的王朗云好不风光,中国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使得即使拥有大量钱财的商人也难以在社会上得到尊重。而此时,诸多朝廷大员的来贺,似乎也在表示王朗云不再是商而是士了,有足够资格在社会上受到众人的尊重与礼遇。
表面情况仿佛的确是这样,早在6年前,因为抗击云南农民军的进袭,王朗云就被赏赐了花翎,其后他又捐得了候补道和二品顶戴以及三代一品封典。
可像他这种捐来的虚衔并不能保护自己的身家,何况王朗云本人也并不避讳自己的巨额财富,并没有像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商人一样韬光养晦。他太招摇了,曾不断和官府作对,还指使盐工捣毁过水厘局。虽然他最后能凭借自己的财富脱身,但至少他和朝廷的关系并不融洽。也难怪后来丁宝桢会拿他开刀。
自贡盐商都是短时间内暴富,确实缺少一点世家大族的底蕴,虽然他们的财富和两淮盐商比起来毫不逊色,但终究只能带给他们片刻的辉煌。
两淮盐商,自来就是清廷的大金库,他们所累积的政治势力,远非自贡盐商这些后起之辈可比。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即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开始筹画收复楚岸。到了同治10年,曾国藩以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或全数归鄂为条件,要求划地分销,将湖北的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湖南的岳州常德二府划归淮南行销,其余地区行销川盐。到了光绪二年,又经户部议准,两湖全部复归两淮。楚运停后,厂盐无处销售井灶因之歇业。加上根据户部整顿盐务章程,对咸丰以来的一些私井,进行了封禁,使井场烧户遭到重创,出现了川省数十万贫民托此为业者,生机顿绝的局势。
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以疏销缉私为由,先后在犍乐、富荣两大盐场创办官运局,实行官运商销,要将以往盐商手中的川盐销售权重新收归政府。这大大触伤了以王朗云为首的大盐商的利益,王朗云凭借自己与京官的关系,不断上访户部,都察院。
丁宝桢则以王朗云先前阻挠水厘之征未能惩办,现又一再控他办理官运,决定严厉惩办。于是将王朗云所有劣迹上报朝廷,引得慈禧大怒,颁下懿旨似此持势横行,亟应从严惩办,着即先行革职,交丁宝桢提省确切审办,以示儆惩。
王朗云得到京官密信通告,急逃他乡,流亡4年,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才回到自贡,并在三年后死去。
王三畏堂在王朗云死后,由他的堂侄王惠堂继承。王惠堂远不及他叔父,他大肆挥霍,经营无方。在他主事期间,王家大修馆舍,修新枧宅第,耗费铜钱20余万串,承建承德堂大厦耗银十余万。王氏各房分权而居,各自只谋私利,公事不再统一,王三畏堂瞬间走入颓势,负债六、七十万两。
王惠堂之后是王朗云的孙子王星垣主事,此人更加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债务越陷越深。在他主事其间,族人营私舞弊严重,纷纷组织商号,有的仅出少量资本,有的占干股;向公堂井灶送卖货物,货劣价高,无不利市三倍以上。
后来虽有王达之、王作甘的一番作为,王三畏堂也一度出现起色,但奈何四川盐业发展已走进低谷,实是无法挽回。1928年,王三畏堂连本带息共负债105万两白银,被迫以大量财产作抵押,自此王家名实皆亡。
自贡盐商的衰落,内部子弟的不肖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外部楚岸行销地域的减少才是根本原因所在。楚岸行销地域的减少致使川盐滞销,再加上自贡盐商本身花销的巨大,覆灭只在早迟之间。
光绪十六年,李绍棠开始主理四友堂。他是一个不修边幅但对抽大烟力求考究的人,无论何种场合,他都踏起一双鱼尾鞋,当地还专门为他特制了没有后跟的新鞋。他所抽大烟还不是云南的南土,而是专供宫廷使用的宫烟(印度红土,在上海改装过的鸦片)。每次吸烟时,总是三个手下用三支烟枪同时开烟。
在他做四友堂总办时,大做私生意,兄弟子侄竟相效仿,四友堂负债日巨,李绍堂的子侄11人都各有其私人的盐业企业。其后的李燮臣作总办时,同样也竭力经营私家。致使四友堂盐业日趋衰败。在李燮臣下台时(1899年)负债已达96万两之巨。本来的盐场巨富在此时已沦为盐场的破落户。
胡家、颜家也在相同的时间内衰败,到20世纪40年代末,四大家已经完全销声匿迹,绝少再有人提起。
四大家因战而起,也随战而衰,四大家的败落,似乎并不单纯是经营上的失误。实际从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地区的那一天起,就宣告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自贡盐业的低谷,先是清政府政策的倾斜带给整个四川盐业沉重的打击,整个行业在短时间内迅速衰败,而后的军阀混战,繁重的苛捐杂税更让四川盐业发展举步维艰。
但盐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远非其他商品可比,即使在这样多种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川盐产销依然有利可图。只是此时的盐业经营不再那么简单,并不能沿用过去的生产模式,而是需要更灵活的手腕,更敏锐的商业眼光,更超前的市场决断。这些又恰恰是那些旧式盐商们所不具备的。在这样的乱世中,他们往往无力再继续经营自己的产业,只能将其转卖或租赁出去,适逢此时又有一批新生商人需要将自己手中的资本转化,以牟取更多的利润。于是在不知不觉间,自贡盐厂的归属便发生了更替。这些新生商人们似乎也更适应时局,在乱世中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一个机会,一个让他们积累更多财富的机会。
1937年抗战爆发,海盐生产被破坏,运道阻断,盐源迅速减少,全国逐渐出现食盐供不应求的情况,一些靠近前线的地区甚至发生盐荒。1938年3月,国民政府便要求四川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 15万吨。从 1938年起,自贡盐场便获得了迅猛发展,大批的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自贡也再一次迎来了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就被称为第二次川盐济楚。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在自贡的全国国民节约献金会上,盐商余述怀将平顶的瓜皮帽放下,双手撑在桌上说:述怀虽长期经营井灶,但是现在仍感资金周转困难,不得卡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款1000万元。在他的带动下,自贡盐商们纷纷慷慨解囊,短短35天,便募得1.2 亿元之巨,在这场献金运动中,自贡捐款为全国之首。
一群盐商能在此时捐出数额如此巨大的一笔款项,显示了他们的豪气,也说明了此时自贡盐商的豪富。
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就对川盐产销大加扶持,对盐商复起井灶提供大额贷款。此时已广有资财的余述怀更是抓住机会,抢先申请复起了一批井灶,获得一笔巨额增产贷款,使其企业大为发展,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其他方面。
述怀出身农家,光绪末年他只是岳父酱园中的一名伙计。他为人精明,善于经营,在岳父酱园时就积攒了些许财富。宣统二年(1910年)他乘老盐号源昌枧经营不善之机,用自己手中的债权作抵押,取得了海流井18年的经营权,迈出其以盐发家的第一步。余述怀在开始经营盐业以后,立即用其高明的手腕在商场中赢得主动,生意越做越大,到抗战爆发前其身家就已经位居盐场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