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期以来台湾对我国军队的情报渗透与刘连昆案
导语:军人叛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完全避免叛变情况的产生;但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叛变事件的多寡、叛变人员级别的高低会有非常大的差异。一.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叛变
军人叛变一般会有三种基本原因:或是为了求得活命,或是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倒向敌方,又或是对于地位、金钱、异性等生活享受的欲望已经不能由正常渠道获得满足。而一支军队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面对不同的外来压力时;诱发叛变的主要原因也往往不同,参与叛变的军人专业方向、级别也不同。
解放军历史上最大的军人叛变高峰期来自于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大革命失败阶段。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形成统一战线,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称大革命。当时虽然红军尚未成立,但是那些由共产党人创立、或是领导下的武装组织都可以看作是解放军的前身——至今有不少部队的历史都要追溯到这些组织上。从1927年起,先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继而是汪精卫在南京发动7.15反革命政变,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
在急转直下的形势中,当时的共产党又连续犯下右倾和左倾的严重路线错误;首先是放弃革命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甚至让自己的武装组织向汪精卫政府交出武器;继而是在内部进行大规模的肃反、反AB团运动。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回忆中悲痛地说:“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二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
这一时期成为了解放军历史上叛变的高峰时期,下到士兵上到高级干部都出现逃离、叛变现象。在这一阶段的叛变高峰中,大多数叛变者的主要动机有两个:既是为了在残酷的政治清洗中脱身以保全生命;也是已经对当时政治路线不断在左右极端中动摇的共产党和革命前景失去信心,在意识形态上丧失了坚持革命的动力。
然而这种错误在建国后并未能避免重演。虽然由于国家处于和平状态、而且国境严密封锁的原因,在十年文革期间的政治斗争中除了林彪叛逃事件以外,军人对外叛变的情况很少;但是累积下的各种组织人事矛盾和私人恩怨,以及政治路线、主旋律舆论的反复无常,使军队内部的思想凝聚力被破坏的非常厉害。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暗伤,为80年代高发的对外叛逃埋下了祸根。
而对军队忠诚性伤害不亚于文革的,则是军队从80年代中期起将长达十多年的大规模经商活动。这类经商、涉商活动对于军队纪律风气、上级单位政治形象、内部和睦性的大败坏,再加上两猫论下意识形态涣散无力的社会环境,为敌对势力的渗透、策反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一些人或丧失信仰、或干脆走向原有政治立场的对立面;只要稍加利诱就变节投敌,甚至是主动联系、投奔敌对情报机关。
虽然从1993年起中央军委就开始遏制军队经商,到1998年完全禁止了军队、武警部队的经商活动,但是它留下的后遗症至今尚存。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虽然军队已经不再允许经商,但类似的困扰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房地产的热炒升温,使军队所有土地在处置过程中出现大量问题等等。近来中央以罕见的高调姿态公开严打军中老虎,不仅是整肃军纪,也是重铸军队思想稳固的基石。
二.台湾长期对大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80年代形成高峰期
中国政府对于政治敏感事件一般都非常低调,因此很多时候都缺乏可靠的权威信息和结论;尤其是80、90年代以来的一些军官叛国案件,即使社会上已经传的沸沸扬扬也不会得到官方回应。反倒是台湾在90年代末以来由于政治体系的分裂、倾轧,情报机关组织纪律涣散人心不稳;不少情报人员——比如策反刘连昆的庞家钧等,公开撰稿出书曝光自己的工作生涯,提供了很多可供参考的说法。
台湾从未中断过对大陆的意识形态渗透工作,包括文革时期。从1975年开始,台湾情报机关一直意图挑拨共产党内部斗争,制造分裂割据局面。而1976年四人帮被整肃以后,这一计划的重心又被调整为挑动四人帮残余分子的反抗,以及煽动年轻人的反党心理。
这一期间台湾情报机关冒用国内一些机关、组织的名义,在大陆散发、宣传了很多政论文章;包括“殷周计划”系列、“渭水计划”系列、“经始计划”系列等。比如“殷周五号”计划是以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名义,撰写并散发了《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走右倾投降路线》;而“殷周九号”计划则是以著名的“梁效”(谐音“两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名义撰写散发《向复辟倒退的黑帮开火》。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外交流难度大幅减少,台湾情报机关的意识形态渗透不再仅仅局限于印制、散发政治宣传册子,而是直接较大规模的参与进了国内的政治运动。从1982年留学生王炳章在纽约发起“中国之春”组织伊始,民运组织就已经和台湾情报机关深度合流。后者的“移山项目”、“文正项目”、“致广项目”、“致远项目”、“昆仑项目”,实际上也正是民运活动从海外兴起、向大陆内转移、高速发展和走向没落等不同阶段的重要时代写照。
军队是社会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既影响社会风气又被社会风气所影响。当社会上的政治气氛极不稳定时,也必然会对军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八十年代的意识形态隐患到九十年代以后并未自动消弭。相反它还诱发了90年代——或者说从建国至今以来,中国影响最恶劣的间谍案,即邵正宗、刘连昆案;涉案者军衔最高、性质最为恶劣、造成后果最为严重。
该案在台湾军事情报局被冠以“少康专案”的代号。其中“少康一号”指邵正宗,沈阳人,军衔大校,曾任总后勤部军械工厂管理局长。“少康二号”指刘连昆,齐齐哈尔人,军衔少将,曾任总后勤部军械部长。及至1999年案发、此两人被捕时,“少康三号”已经提出,但人选并未真正确定。
三.邵正宗是刘连昆案的核心人物
邵正宗叛变的主要动机是他从80年代末起就一直试图叛逃到国外定居,而金钱则是一个次要因素。为此邵正宗在1989年主动通过台商张志鹏联系了台湾军情局的退伍上校陈兴衡,向当时台湾军事情报局的局长殷宗文表达了叛变意愿;并计划在次年2月末出国访问欧美考察的返回过程中,借道香港叛逃到台湾。
1990年3月末,台湾参谋本部总长陈燊龄指示时任台湾军情局第六处(负责策反对方人员、以及反间谍活动)副处长的翁衍庆到香港与邵正宗接头会晤。在几经讨价还价以后,台湾军情局要求其继续留在大陆潜伏工作数年。为了获得台湾军情局对其叛逃的帮助和巨额金钱,邵正宗不仅出卖大量敏感的重要情报,而且还答应协助策反解放军中的中上层军官以及各军事工业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
在邵正宗开始正式为台湾军情局工作,而张志鹏成为他与台湾之间联系的交通员。在1990年5月,邵正宗即交付了台湾一大批高度敏感的情报。包括同年4月的大军区级领导干部调动情况;对外应急机动作战师的数量、单位、驻地;同年福建军事演习的目的、参演部队调动情况;1990年总后勤部“十年后勤规划会议”中披露的战略方针规划;1990年的大陆军费,以及一些重大项目的初步规划等等。
由于年满退休,邵正宗在1992年9月再次向台湾提出要叛逃到第三国定居的要求,并以策反他原来的上级领导刘连昆一同叛变作为交换条件。这个提案在10月底被送达了台湾参谋本部新上任的总长刘和谦处。由于台湾规定其将级军官进入大陆必须经由台湾国防部核定,因此台湾军情局最终安排了六处副处长庞家钧(上校军衔)于1992年11月23日出发,化名“王树元”持台胞证经香港进入大陆以少将身份与刘连昆接头。
从各国情报工作的普遍规律来说,在对方内部进行连环策反能够获得最大的功效;而策反间谍的上级则是其中最困难、危险性也是最大的,尤其是军队这样控制非常严密的组织。
台湾军情局在邵正宗的基础上制订了进一步向解放军高层渗透的发展方向,完成了仅凭自身能力所无法完成的事情。对台湾来说,邵正宗在所谓“少康专案”的核心程度上毫不亚于刘连昆;而对大陆来说,邵正宗的危害也丝毫不低于刘连昆。
邵正宗到1999年刘连昆案事发时仍未离开大陆,虽然他于得到刘连昆被捕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开始逃亡,但仍未能逃离国法军纪的严厉制裁。他长期未能叛逃成功的原因,表面看起来是其拒绝以偷渡的方式抵达台湾再转往第三国,而庞家钧在1992-1993年间交给他的伪造文件又未能在防伪措施的仿造上到位,无法通过海关检查。
但究其根本,则是台湾军情局和邵正宗之间终归是利益性的利用关系;压榨邵正宗的情报价值那是多多益善的事情,而为邵正宗的出逃费心太多却并不值得。
最终军情局以十万美元(邵正宗七万,其情妇沈丽昌三万)遣散费的代价,了断了邵正宗的出境要求。而庞家钧提出的以二十万美元在大陆给邵正宗及其情妇开公司的提议,则被军情局副局长杨学晏断然拒绝。
可笑邵正宗当时还自作多情,几番致信台湾军情局为其交通员台商张志鹏要求给予补偿;出卖战友和国家时倒是不见这般情义。实际上当时台湾军情局给张志鹏的补偿达到十五万美元,是邵正宗的两倍有余。叛变之徒,内外之别,可见一斑,当为后来有心者所鉴。
四.刘连昆叛变使中国在台海战略上极为被动
1992年11月27日,在邵正宗的牵引下刘连昆在广州越秀公园与庞家钧接头,并很快谈妥了待遇等诸多事项,自此刘连昆开始正式参与台湾军情局工作。除了台湾方面支付的3500美元月薪外和一些其它费用外,刘连昆每出卖一份情报都会相应的奖金。台湾军情局的规定是重要情报的奖金额度为二十万台币,而有效时限在半年以内的中共中央绝密文件则每份一百万台币。
经过各方分配以后,刘连昆一般拿到的奖金不到总额的40%。即便如此,根据庞家钧的估计,刘连昆在前六年中仅奖金收入就大概有2500万台币左右,出卖情报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敏感可见一斑。而仅在与庞家钧的第一次接头中,刘连昆当时就交给台湾方面十五份重要情报;其中十二份为中共中央军委内部机密文件,还有进口俄罗斯苏27战斗机与S300防空导弹的详细具体情况。
在刘连昆出卖的大量情报当中,最敏感最重要的两份分别是1993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以及1996年关于台海军事演习的内容。在1993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将21世纪的军事战略目标放在东南沿海、南海地区、以及中印边界地区,其中东南沿海与南海地区都与台湾紧密相关。
台湾高层在接到刘连昆的情报以后,在军事发展战略方向和战备上都进行了针对性调整。
尤其是1996年的台海大规模军演,刘连昆在演习开始前3个月就将情报出卖给了台湾,包括了演习的主要项目以及军事行动的底线。在中共中央最初的规划中,此次军演虽然仍是以威慑为主,但已经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转化为对台作战;而行动的底线则是攻占台湾的外岛。在情报泄露以后,台湾一方面在军事上采取针对性的防御措施,并在新闻媒体上大量公布军演的准确情报;另一方面又将这些情报转送到美国,请求美国以武力介入台海局势。
由于军事进攻的突然性已经消失,而且尚无法确定内部情报的泄露源头和途径,当时解放军的先发优势已然不复存在。
再加上美国航母战斗群的介入极大的改变了台海区域的两岸军事力量对比,军事进攻已经在事实上失去了可行性。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修改了演习原则以避免战争爆发;军事行动范围不再越过台海中线,导弹也不经过台湾上空,而登陆夺取外岛的计划也被取消。虽然由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耗资40亿人民币的军事演习仍然最终完成,并对外宣称取得圆满效果;但实际上当时大陆在战略上被限于极其被动的局面,对外的军威国威都严重受挫。
刘连昆叛变的情况在被捕前就曾经暴露过:他携带文件回家进行翻拍时曾被其妻子撞见。根据刘连昆后来要求台湾军情局出资在北京购房,方便其间谍工作的情况来看,其妻子很可能并不赞同刘连昆的作为,只是碍于夫妻感情不愿将其告发。
然而在后期刘连昆意图退出间谍工作时,就像此前邵正宗必须物色他人接替其工作一样,台湾军情局也对刘连昆提出了相同的要求。而被刘连昆拉下水的人中,不仅包括了他的一些下属,还包括了他自己的儿子;不仅害人害己,而且还祸及妻儿。
1999年3月起,刘连昆、邵正宗先后被捕。在经历几个月的侦查和审理后,这两名叛徒得到了国法军纪最为严厉的制裁。然而正像古人所说“死有余辜”,这两个人的死远远弥补不了他们给军队和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
结语:
近百年的历史规律证明,解放军的内部向心凝聚力水平高低,是同一历史时期下叛变数量多寡的决定性内因。内部越团结忠诚度越高,敌对情报机关的收买、诱惑手段能生效的时候也就越少。而近年来中共中央高度强调军队的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并严厉整肃军内腐败问题,无疑是从根本上提升解放军内部向心凝聚力的强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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