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飞外长 新四军中走出的第二位外交部长——姬鹏飞子女心中的父亲

    新四军中走出的第一位外交部长是陈毅(1958·2-1972·1)元帅,第二位外交部长就是姬鹏飞(1972·1-1974·11)同志。  今年2月2日是姬鹏飞同志诞辰100周年,2月10日是姬鹏飞同志逝世10周年。为纪念原新四军的这位高级将领,我们先后采访了姬老在北京的子女姬巧玲、姬怀玲、姬强,和在上海的姬军。

“我们记忆中的父亲高大威严。”我们在坐落于北京东城区的港澳办大厅的一间客房内刚一落座,巧玲就快人快语地直接进入了主题。在其后的访谈中,我们发现这姐弟三人都开朗、豁达、直爽、坦诚,特别是姬巧玲,她讲述时满脸总挂着笑容,时时把一些很伤感的事情,轻描淡写地说出,语言诙谐幽默,彰显着她们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克己奉公,一心为国 

“我们建国前出生的五个孩子,年幼时同爸爸妈妈都是离多聚少。在战争年代,我们这些孩子和其他很多老干部们的子女一样,都是在老乡家寄养的,是人民的乳汁养育了我们。1949年4月21日,爸爸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三野七兵团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4月底解放浙江省会杭州。

我们姐弟也跟着父母进入杭州市,久经动荡,我们总算团聚了,在杭州有了家。”巧玲回忆道。然而团聚时间非常短,全家在杭州一起生活了近半年,11月,姬鹏飞就接到中共中央的调令,要他到刚刚成立的政务院外交部报到。

“爸爸当时不想离开部队,不想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姬军告诉我,“于是他跑到上海,去找他的老上级陈毅伯伯和粟裕叔叔,向他们倾诉自己的心情。粟裕叔叔对爸爸说:‘新中国成立了,外交战线需要人,你还是执行命令吧,赶紧动身。

’爸爸还得知,调部队同志出任大使,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十几位同志是周总理亲自点名选调的,心情非常激动。爸爸立即就和妈妈许寒冰带着我启程了,12月赶到了北京。

我是当时爸妈带着出国的唯一的孩子。”“这里面有个原因,”巧玲解释说,“中央规定,驻外使节夫妇只能带一个6岁以下的孩子出国。姬军当时最小就跟着爸妈出国了。”怀玲补充说:“我和大姐攸玲、二姐巧玲、小哥胜德四个人被留在了杭州,都住到学校和幼儿园。爸妈委托老战友们照顾我们。谭震林伯伯、谭启龙和陈丕显叔叔家,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

1950年2月,姬鹏飞夫妇到达北京后立即参加了外交部的业务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还有从部队调来的耿飙、黄镇、韩念龙等同志,对这些久经沙场的将军们来说,外交工作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培训结束后,他们都被派往各国担任大使等职务。

同年9月,中央政府正式任命姬鹏飞为中国首任驻民主德国大使衔外交使团团长。当时与姬鹏飞一道赴任的有夫人许寒冰,参赞王雨田及宋之光、齐怀远等一行12人。  姬鹏飞夫妇工作非常繁忙,基本没有时间照顾子女。

“爸爸妈妈出国了,他们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外交工作上,即使后来回国了,依然把精力放在外交部、放在国家事业中,基本不管我们这些孩子。”巧玲并非埋怨父母亲,因为怀玲说出了其中的道理:“这下倒让我们养成了从小独立生活的能力和习惯。

我们上小学时就是住校生,自己照顾自己。”就连出国前在北京出生的小弟姬强都托付给了战友顾光善(曾任七机部副部长)抚养。姬强也说道:“我是建国后出生的,可是我都没有喝过妈妈的一滴奶水。

”“我们是1953年爸妈第一次回国时,安排把我们从杭州接到北京的。路过上海时,陈丕显叔叔想把我留下来,当时他们还没有女儿,我不愿意,我的心中在想着北京,想着北京的天安门。”巧玲似乎又沉浸到当年的兴奋之中。

“我们还没见过小宝(姬强)弟弟,心中充满着好奇。”怀玲也记起了当时的情境。“家里一下来了好几个姐姐、哥哥,我当时高兴极了。”姬强接着说。  巧玲还告诉笔者:“1954年,失散多年的大哥姬明也从延安找到了北京,时年已16岁。

1956年他入伍后,成为武汉空军部队歼击机飞行员,后调入空军指挥学院,退休前已经是副师职领导干部了。”  1955年姬鹏飞夫妇从民主德国回国工作,全家才真正团聚了。“我们可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加上父母共9人,能团聚很不容易,大家可高兴呢。”姬军说。他觉得全家团聚的那几年特别值得怀念。

对子女,爱之深,责之切 

“我们从小长期没跟爸爸一起生活,见到他还有点怕意,也不敢说事,怕说错了挨批。爸爸似乎只有‘工作’,一生都很忙碌,做事严谨。其实他对下属、对工作人员,非常亲切。这对我们子女影响很大。平常对我们要求很严,又不多说话,所以我们全靠自己努力,成长提高,也比较独立。”巧玲的这番话,说得很平静。我体味着其中的深意,感受着老革命对子女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

姬老对子女的严格要求,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时处处。  姬老公私分明,从不让子女使用公家配给的设施如汽车、电话等,非常严格。姬军告诉我一件事:“我在北京四中上初中,有一天,不慎摔断了手臂,校医做了简单的处理,通知爸妈送我到医院治疗。

爸妈虽然着急,但仍然没有派车,让我自己先回家,一位同学陪我坐公交车回的家。爸妈下班后才送我到医院治疗。父母对工作的倾心尽职,胜过对自己子女的关怀,这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姬老的子女,上小学,都是住校,自己管自己。上中学,才住家走读,每天上学,小的自己挤公交汽车,或者步行,大点的骑自行车。怀玲说:“我上育才学校六年级时,从南面永定门到东城南河沿,路很远,等于穿了半个当年的北京城。

”姬强说:“刚上一二年级,我跟着姐姐挤公交汽车,后来我就自己步行了。”“家里的汽车,我们从来没有坐过,从不违反爸爸定的规矩。爸爸桌上的‘红机子’,除了急事向周总理报告,他从不用它往外打电话,严格执行制度,严格自律。我们就更不会使用‘红机子’了。”巧玲也这么说。“至今,我们也不用家里的公车。”姬强特别补充了一句。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独立自主地成长的。

姬老平常生活很简单,他在家吃饭早餐是稀饭馒头,中晚餐面条居多。尤其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定量,子女多的家庭往往不够吃,姬老家也不例外。实行了分餐,按每人的定量一人一份。“我常吃不饱,爸妈老是把他们的那份分点给我。

”姬军说。当时吃的杂粮占70%,细粮占30%,因此经常吃窝头、棒子面粥、高粱米饭等,子女们从不挑食,有什么就吃什么。  姬老从来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为子女上学、工作谋取利益,要求子女靠自己,不要靠父母,要自强自立。

1962年,巧玲高中毕业,当时,学校有保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名额,她成绩一直很好,想上哈军工,可学校没报她。“平常同爸爸说话不多,节骨眼上,我就大着胆子同他嘟囔起来:‘爸爸,别人的成绩还没我好,学校报了他,怎么不报我呀。

’”巧玲终于向爸爸说了心里话。“人家可能看我们家已经有一个孩子(攸玲)上了哈军工才不安排的,你就考清华吧。”爸爸反过来劝女儿。

“我不想考,怕考不上。”巧玲说话虽很轻声,爸爸听得很真切。于是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志气?你必须报考清华,而且一定要考上!知道吗?国家现在缺少搞原子弹的人才,你们把原子弹搞上天,国家强大了,外交上说话就有力量。

‘弱国无外交’,我们中国人吃的亏还少吗?”爸爸很恳切地说着,巧玲还是犹豫:“那我报西安军医大学,也有保送名额,以后我当医生,也是继承你的职业呀(姬鹏飞学过医当过军医)!”“那也不行。

我再说一遍,你必须报考清华!真的考不上,再上医学院。”巧玲第一志愿填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第二志愿填了科技大学自动化系,压根儿就没填军医大。  “结果呢,我考取了。爸爸高兴得请我们吃了一顿烤鸭。

还说:你们几个小弟妹,都要好好读书,都要自己考大学。”这以后胜德考入北外,怀玲考入第二军医大。“文革”开始后高考被中断了,姬军、姬强失去了适时上大学的机会,但他们应征入伍,提干入党,全是自己努力得来的,不让父母亲操心。

爸妈一直鼓励他们,但真是从来没过问和特别关照过他们。  “我和姐姐攸玲在北京八一学校上小学时,爸爸妈妈还没有回国任职,其他弟妹在育才学校上学。我们和同学都是住校生。”巧玲一边说,一边回想着,“记得除了我们姐妹俩之外,班上多数是烈士子女。

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爸爸妈妈送给学校一台幻灯机,当时很稀罕,学校非常高兴。还送了许多洋娃娃,能眨眼手动脚动的,同学们玩得特高兴。还有许多金属的小型手工工具、工件,可以组装成各种小物件,同学们也玩得很开心。可见,爸爸妈妈多么喜欢孩子,多么喜欢我们。” 

信念坚定,无私无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外交部也被“造反”了。有人要打倒陈毅,目的是夺他外交部长的权。建国17年,外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却被诬蔑成“反革命修正主义、走资派”当道。“爸爸一直是保陈毅伯伯的,他对这位老首长太了解了。

而最好的行动,就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坚守外交部工作岗位,不让陈老总操劳分心。爸爸是常务副部长,自然也成为斗争的对象, 造反派当时的口号是‘打倒陈、姬、乔!’造反派为了批斗陈毅伯伯,多次在中南海和外交部门前示威游行,每次都将姬鹏飞、乔冠华两位副部长拉出去陪斗,最长的一次他们被关在帐篷里一个星期。

造反派还拉着姬、乔两人到王府井大街,去卖造反派印的打倒陈毅的小报,这不仅侮辱了姬、乔的人格,更可恶的是丢了国格。

当时就有西方记者拍了照片,在国外报纸上刊发。那时真乱套了,外交部都快停滞了。周总理非常着急,为保证中国的外交形象不受损和保护干部,指示造反派应允许他们工作、批文件,‘没有他们签署的文件我不看’。这以后爸爸虽能工作了,但随时都要接受批判。即使关在帐篷里,还要处理文件。”姬军回忆道。

“爸爸又要工作,又常被批斗,身心疲惫极了。此时,部长的待遇也被无端地撸掉了。汽车停开了,大厨师傅也被指令不许给爸爸做饭了。好在这些都没有难倒我们,我们几个孩子轮流给爸爸做饭,不能让他挨饿。”巧玲没有一点点对当年情状的渲染,听起来真有点让人寒心呀。

  面对这样的困境,姬老夫妇对党的事业坚信不疑,毫不动摇。汽车不能坐了,姬军骑车后座上载着爸爸,姬强骑车后座上载着妈妈,送他们到外交部上班。姐弟几个都理解父母亲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们支持父母亲的革命行动,他们继承着父母亲的革命精神。

巧玲也好,姬军、姬强也好,他们讲述这一段往事时,是当作笑话的,殊不知,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是难以笑出来的,或者是含着泪的苦涩笑容吧。

淡泊名利,一生低调

“爸爸对自己的经历,不说,也不写,自己不写回忆录,也不让别人写他,从来不说自己的功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长大成人了。偶尔也问爸爸:‘为什么不写回忆录呢?’爸爸总是说:‘革命战争也好,和平建国也好,那都是我们党领导着干的,是大家干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我能写什么?’他就是不愿表现自己。

记得吴强叔叔把《红日》书稿送给我爸爸看时,他没说什么,其实很多事都是他经历过的。他始终低调,从不违反他做人的原则,不宣扬自己。”巧玲告诉我们。

怀玲说:“爸爸大半辈子是负责外事工作,经历建国以来很多重大的外交事件,当部长时的中美、中日建交,恢复联合国席位;新时期的香港、澳门回归等。应该说,他在外交战线做了很多工作,但他很少同我们子女谈及这些事,尤其是他个人所参与的细节,同别人,就更不说了。

其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杨教授,齐怀远的夫人王桂新(曾任驻挪威大使),都接触过我爸爸,想写点东西,但爸爸总是表示没有什么好说,这些都是他应该做到的。”  巧玲讲:“爸爸对我们说过:‘周总理说外交工作无小事,外交上的原则我必须遵守。

外交部的文件没有解密,即使解密了,也不能从我嘴里说出。’妈妈许寒冰也是一位‘老外交’,在民主德国时任秘书,回国后在外交部人事司任职。

她原名许美容,出生于马来亚,全面抗战爆发后,在皖南找到了新四军,被一支队二团王必成团长留下,在后方医院当会计,后经组织介绍,同爸爸结了婚。我们最大的遗憾是在妈妈身体好的时候,没向她老人家问问爸爸的故事,现在身体很差,语言不便了。不过妈妈跟爸爸一样低调,即使身体好,她也会像爸爸一样紧缄其口。”

    “我们非常敬佩父亲的为人和品德,他一生为党为国,默默地奉献,实实在在地做人。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姬军深情地说。  是的,姬鹏飞的功劳、贡献,自在人心,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