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茨沃尔克 央行的职责 ——专访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
时近岁末,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之一的保罗·沃尔克坐在自己纽约办公室中,高大而魁梧的身体在这个有些老旧的房间里显得有些局促,屋内大部分空间被书籍和打印材料挤满了。
在维护和重塑战后货币体系的过程中,沃尔克是一位金融巨人,他是美国1971年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和当今全球浮动汇率体制的主设计师。
在沃尔克自己的描述中,美元与黄金脱钩是他职业生涯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浮动汇率是一个很小心的尝试性选择,而沃尔克自1972年起草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是整个过程的全程参与者。
西方大国寻找一个合理、恰当的汇率机制的历史有现实镜鉴。在沃尔克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期间,人民币中间价和对美元汇率双双创近八年新低,中国在寻找对于自身发展合理而恰当的汇率机制的征途上。
沃尔克此时刚过完89岁的生日不久。声若洪钟,思维也依然敏捷——在英文材料中,他一眼就发现了英语的拼写错误,并执意手写改了过来。但毕竟上了年纪,那天他的脾气有些坏,直到谈到喜欢的货币话题,人才逐渐变得活跃,谈笑风生。
沃尔克谈到了通胀。1979年-1981年期间,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两次把美元利率提到20%,以铁腕手段杀死了持续多年的美元通胀,使得美元信心开始恢复,美国此后的经济繁荣增长由此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在创造了“沃尔克奇迹” 的这位当事人看来,与其担忧通胀数据,现在央行应当开始警惕通胀意外上升的风险。
在沃尔克看来,统计数据的完善程度还不足以体现出2%、1.75%和1.5%之间的差别。认为对经济中通胀水平的衡量可以达到那样的精确水平是一种很傻的想法。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期间,是西方经济体寻找全球新货币机制、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的纠正过程,两个过程互相交织。作为1985年广场协议的美方官员,沃尔克预言了美元的暴跌;他领导处理了影响全世界的拉美债务危机。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奥巴马邀请担任美国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提出加强金融监管的“沃尔克规则”。
不过,让用一生见证了很多国际经济大事的沃尔克感到悲观的是,他在有生之年不会看到全球统一的货币。在他看来,我们一定会有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逻辑的必然就是有统一的世界货币。就目前出现的局面而言,问题在于人们不想这样。我们已朝着这一方向走了很远,但人们认为可以到此为止了,认为他们参与的太多了。
对央行而言,其核心需求是保持货币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统计数据的完善程度还不足以体现出2%、1.75%和1.5%之间的差别。认为对经济中通胀水平的衡量可以达到那样的精确水平是一种很傻的想法。这就是关键所在
《财经》:你因上世纪80年代成功驯服高达两位数的通胀而闻名于世,现如今,我们的经济体系需要通货膨胀,但在推出了从量化宽松到资产购买等提升通胀的措施后,我们还是没有如愿看到理想的通胀水平,至少在全球范围内这是缺失的。在你看来,政府或央行可以采用哪些有效的手段鼓励通胀?
沃尔克:实际上我是反通胀的。我认为对央行而言,其核心需求是保持货币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现在很多人说我们需要通胀再高一点儿,但许愿时要小心,因为最后得到的可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结果。
《财经》:所以你认为现在央行就应当开始警惕通胀意外上升的风险?
沃尔克: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价格不稳定的情况了,这是好事。但如果“我们得让通胀再高一点儿”的声音大起来,我就会有些紧张。
在我看来,通胀再高一点也没什么用,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很舒服,已经有段时间人们不再对通胀有很大的预期了,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大家都预期通胀越来越高,我们可不想再回到那种局面之中。
《财经》:但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市场似乎乐见于此,市场连续两周保持对美元的买盘,因为认为他会施政推升通胀的预期。
沃尔克:市场中有些人似乎有这样的倾向。没人知道特朗普先生要干什么,我们可以花整整一下午来探讨特朗普先生的问题,但你我对此都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他对通胀有什么打算,情况可能会出乎我的预料。美联储希望提高通胀,但他们所说的通胀是幅度轻微的上涨,即加息幅度为25个基点,这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影响。
但令人担心的是,美联储认为现在的加息节奏太过缓慢而突然加快步伐,一下子从0.25个百分点跃升到加息1个百分点,那样会带来大麻烦。
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继续沿着成功的方向行进,那就是让价格稳定并且继续保持稳定。也有人会担心通缩,我觉得美国不会出现通缩。某一两个月的价格轻微下行不会让我感到担心。但对政府来讲,保持货币稳定是其基本职责。
《财经》:通过货币政策支持经济活动,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不容易做到。
沃尔克:要知道,总的来说这一直是也应该是央行的哲学。德国向来最为积极表达这种观点,而且德国经济也一直表现得不错。
《财经》:美国核心消费支出价格通货膨胀的年增长率已上升至1.7%,但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该如何看待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的设定?
沃尔克:统计数据的完善程度还不足以体现出2%、1.75%和1.5%之间的差别。认为对经济中通胀水平的衡量可以达到那样的精确水平是一种很傻的想法。这就是关键所在。
也就是说,所有的都是估算值。产品在变,人们购买的内容在变。价格等要考虑很多因素,它们也有很多轻微的波动。
《财经》:但如果经济数据按当前的轨道运行,很多人认为美联储12月加息是合理的。
沃尔克:美联储什么时候作出决定,是另一个问题,而且他们对此一直非常谨慎。我想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是人们开始产生通胀预期。这就是我这个老年人的看法,也是我这个老年人的经验。
央行不应发挥重大、进而左右市场的作用,央行应该在监管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财经》:金融危机以来,由于非常规货币政策使世界几个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从6万亿美元增加到了18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它们自己政府的债券。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否已是强弩之末?如何才能全身而退?
沃尔克:日本央行、美联储、英国央行以及欧洲央行,这四大央行将其职能和操作在多个市场中进行扩张。我们认为这是非常规的做法,至少从央行的角度来说。
在这次重大金融危机中,率先采取行动的是美国。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动用了极为非常规的工具。在这场重大危机中,双方合作非常紧密,出现重大危机时他们就应该这样。
经济开始复苏,但人们很着急,希望复苏来得更快。各大央行没用危机期间创造出的工具来开疆拓土,但资产负债表扩张的势头前所未有。就像你所指出的,全球各家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都大幅上升。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希望回到此前熟悉的、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不想看到央行扮演这样强大的主导角色。美国除了安全领域外,依然遵循法律和非干预型政府的原则。欧洲则已经突破了这样的限制,英国也是如此,欧洲甚至出现了干预股市的声音,这在美国绝对行不通。香港曾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么干过一次,现在已经把手缩回去了。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完善制度,让央行收手,不要发挥如此重大、进而左右市场的作用,我和许多人会感到安心得多。
我认为,央行应该在监管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但那是另一个问题,虽然这些职责存在联系,但我想看到的是强大的央行开展和金融稳定以及价格稳定有关的工作。
《财经》:人们现在关心央行是否会收紧货币政策,包括在中国,10月末的一个高层会议使市场猜测中国货币政策是否转向、收紧。
沃尔克:这取决于经济走势。所有央行面对的实质性挑战都大同小异,我认为中国人民银行也如此。就哪些举措可行、哪些不可行,或者说哪些在政治上可行、哪些在政治上不可行的问题而言,人行的历史还不长。当然,我的印象和大多数人的印象一样,认为人行的操作还没有触及世界经济层面,其操作独立性也没有达到大多数现代央行的水平。
人行建立时我就在中国,我不能说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我参与了人行从中国银行脱离出来并制定自身规则和政策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参加过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讨论内容是应该怎样建立央行以及怎样制定货币政策。那距离现在已经25年了。中国央行有了相当高的操作自主性和专业性,也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我还记得那个小组的一名重要成员,那个小组出现了各执一词、各抒己见等复杂局面。但现在的世界和25年前的已经不一样了。
《财经》:人们的一个担忧是,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和货币数量的快速扩张,将导致我们陷入货币危机,你是否认为这个担忧多余?
沃尔克:首先可以说,货币政策太宽松,央行的资产太多。但我并不认为货币危机不可避免。不过,我能想象得到,人们对通胀可能过于放松,并试图通过过度的货币扩张来提振经济。但突然间预期出现了变化,人们的行为也会忽然生变,从而产生问题。
《财经》:是否可以说,你基本上不担心眼下有货币危机?
沃尔克:我有我的担心。每天只要一醒我就会担心。我担心发生危机。我能怎么办呢?我的工作就是担心。
《财经》:这个工作听起来比较耗神,我们转换一下话题。你刚才说希望政府实施监管,我想和你讨论 “沃尔克法则”。由于沃尔克规则的实施,监管改革迫使银行退出传统的做市商角色,你如何看待债券价格和流动性,是否由于做市商的缺乏影响了债券价格?
沃尔克: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不正常的情况,债券价格非常高是因为流动性很强。若问我有什么建议,流动性是个非常艰深的领域,流动性是一种心理状态。
数十年前,我们所说的流动性来源于财政部,供银行使用,它是可衡量的。那时我们通过短期债券的数量来评价市场的流动性水平。
如今人们谈到流动性,他们尤其强调的是他们手中持有的能否赶紧脱手,这就是一种心理状态。特别是当人们持有证券时,投机意愿很强,希望马上转手,并会觉得流动性过高。
我不希望人们自信地觉得无论自己买了什么样的垃圾,第二天都能立即卖出去。如果证券流动性很差,就无法立即变现,所以说,流动性背后有不同的因素支持。当价格不确定时,买家就不会很多。危机之前,也就是十年或八年前,那时人们总说流动性过剩。显然,流动性差的证券在市场上的交易过于活跃,因此压价幅度都很大,所有那些自信能倒手出去的投机者都促成了危机的发生。
现在人们都希望市场正常运转,且希望可以轻松卖出政府和企业发行的证券。事实上,如此轻易地买卖这些证券不应该如此轻描淡写,或者一窝蜂地猛扑上去,比如房地产、债务担保凭证(CDO)以及CDO平方等等。所以我没看到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破坏了流动性,如同流动性给经济带来损害的方式破坏了流动性。
《财经》:监管没有破坏流动性,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债券价格?
沃尔克:没有。基本上政府的证券市场依然流动性充沛,通过各种各样的电子交易机制,往往会把所有的东西变现。所以我并不担心流动性下降会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财经》:在特朗普时代,你觉得限制金融机构进行高风险自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会是怎样的命运呢?据说特朗普喜欢这个规则。
沃尔克:他们这么说吗?
《财经》:至少媒体有类似的报道。
沃尔克:我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不是最近,已经有一年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此不容争议,他要是置之不理才傻呢。那是一个道理非常简单的建议:金融机构,那些通常要依赖政府并受到政府支持的机构不应从事自营交易,它们应该服务于客户,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去投机。这很容易理解。
《财经》:但实施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
沃尔克:是的,实施起来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因为人们想投机,想找法规的漏洞钻空子。其实不仅是沃尔克规则面临的现实如此,美国人就习惯把所有东西都弄得非常复杂。
《财经》:明年1月特朗普入主白宫时可能选择重新审查金融行业的监管,如果他对你说,听说许多银行都在抱怨沃尔克规则,你会不会有惩罚不规矩银行的替代方案?
沃尔克:如果今天下午我和你出去走走,坐坐公交车,就会有一两个人走上来说沃尔克规则挺好,这种可能不是没有。
前两天一个国际银行巨头的董事长对我说,谢天谢地,我们有沃尔克规则。他告诉我,很多人相信这套规则使那些鲁莽贪婪的交易商安分些,这对银行文化来说是好事,他们可以说,我们的责任是为客户提供服务,而不是自营交易。我相信,这是银行业人士内心深处的想法,而且他们中很多人从事一线交易。
美国政治领域的一个问题就是。华盛顿周边最富裕的县里住着游说政府的说客。游说者更改规则的意愿或许比出资人还强烈。
《财经》:那你就不好办了。在特朗普筹建总统过渡团队中就已经充斥着说客了。
沃尔克:我们要拭目以待,看他会不会改变主意。人们说谁都可以投机,但特别让人气愤的是银行投机。对冲基金、券商等可以投机,因为它们都有正当权益,但政府保护的银行不能这样做,银行有自己的主业。
我们一定会有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逻辑的必然就是有统一的世界货币。就目前出现的局面而言,问题在于人们不想这样。我们已朝着这一方向走了很远,但人们认为可以到此为止了
《财经》:距离促使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序贬值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已经过去30多年了,如今重新审视这个历史性的协议,你会有不同的想法吗?
沃尔克:那是一场重大的试验,我们发起了这个历史性动议并紧密合作干预外汇市场。知道吗?那时他们选择了纽约,这显然是办这件事的便利场所。纽约联储的人秘密预定了这家广场饭店。不过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先生希望这成为“贝克先生秀”,而不是“美联储秀”。
现在想要复制广场协议,难度非常大。我的意思是,这可能是个好主意,但它需要欧元、美元、人民币代表的各大经济体参与进来,所有各方考虑的都是自身利益。特朗普先生的话说得很清楚,中国方面也表达得很清楚,英国脱欧事件传达得也很清楚。可以说,从现在起,今后25年将出现一个三极世界。美国仍将是其中一极。但世界已经变了。在这个世界里,美国的地位正在下降。中国,显然会逐步发挥作用,我们得接受这一点。
《财经》:如今,在全球市场对货币协调的主权干预越来越抵制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货币干预?
沃尔克:这里面显然有些风险,世界不同了,也许随着时间推移会有应对的办法。可以想见三四种主要货币互相之间达成协议,以控制汇率波动的幅度。也许有可能兵不血刃地实现这个目标。但这非常困难。
现在还不行,美国前几年就没表现出善于合作,真正发挥重要作用。也许美国官员有想法,认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一直在7左右,它们不应该脱离各自的波动区间,但让各方就合理区间达成一致非常困难。
2000年左右,那时人民币国际化还没有开始,人民币根本不在主要货币之列。我在伦敦做了一个演讲,那时候的情况是,日元的汇率是美元的1%,欧元则几乎跟美元相持平。那种状况很理想。我提议说,在10%或15%的区间,我们共同采取货币干预行动,来保证这三种货币在整个货币篮子中的占比差不多保持在10%以内。然后,在听众席上的英格兰银行行长就直接指出,我是在做梦。
但我想“总得有人做梦吧”。
《财经》:你的金融生涯见证了国际政策协调的不同阶段,从最初协调需求的觉醒到现在,G20协调货币走势面临的政治困难重重。
沃尔克:所谓的G20在危机期间制定了一条加强合作的动议,但没有什么实际的响动就无疾而终了。我一生见证了很多国际大事,但我不会看到全球统一的货币。我认为我们一定会有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逻辑的必然就是有统一的世界货币。我这辈子是看不见了。
就目前出现的局面而言,问题在于人们不想这样。我们已朝着这一方向走了很远,但人们认为可以到此为止了,认为他们参与的太多了。中国还未出现“参与得太多了”的声音,但很快就会有——无论如何中国的开放程度还不够。但在欧洲、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已实现了金融和经济的一体化,采取了货币政策一体化等措施。
《财经》:欧元区经济面对考验,日本经济的基本面不好,很多人担心中国的债务问题和房地产泡沫,美国经济是复苏还是停滞也没有共识。这些经济体的出路是什么?
沃尔克:我了解的不够多,和他们的关系显然也没有达到给建议的程度。但国际化这一整套东西都已为人所知并经过了探讨,目前面临着一些压力,他们要意识到走向孤立将是个严重错误。我希望特朗普先生在这方面不要走太远。
我认为中国仍有一些继续开放的空间。我对欧元区也有期望,他们的处境很艰难。我希望他们能化解矛盾,并继续推动欧元区内部的开放。他们真的已经走了很远,自由移民、人员在欧洲境内的自由流动、共同货币及货币政策,这真的很了不起。
《财经》:欧元区提供了一个效仿的模式。
沃尔克:但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我希望欧洲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不会分崩离析——鉴于目前英国已脱离了这个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