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之死

说到何叔衡,作为中共的一大代表,他是最年长者。当时他已45岁了,比董必武长10岁,比年龄较大的陈独秀还大3岁。他时常穿件长衫,戴副眼镜,颇似老学究。他的朋友、作家萧三描写他的外貌是“宽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胡子”。

所以,熟悉他的人都叫他何胡子。总之,是温文尔雅,德高望重。按理说他若不是过早地牺牲的话,可能会是长寿之人。因为他在党时间不长,人们往往忽略了他的离去。他的一生如此短暂而放射光芒。他的死竟如此悲壮,又充满了谜团。

《邓子恢传》中写道:

护送部队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情况万分危急。何叔衡见激战多时,难以突围,感到自己年迈体弱,不愿牵累大家。他对邓子恢说:“子恢,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说着就要夺警卫员手里的枪。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

”此刻,何叔衡已是站在一处陡峭的山崖边上,就势向山下跳去。邓子恢一步抢上去拉他,但已经来不及了。后来才知道,何叔衡从山崖上跳下来时,被敌人的机枪击中数弹,负了重伤。战斗结束时,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山崖下发现了身负重伤的何叔衡,从他身上搜出了300多元港币的公款。这两个匪徒劫走了这笔钱,又凶残地开枪杀害了何叔衡。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1876年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一面务农,一面断断续续读了八年私塾。1902年他考中秀才,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他却愤于衙门黑暗腐朽,甘愿回家种田、教私塾。

1913年,何叔衡到长沙,虽已经37岁,却报考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合并入第一师范)当新生。校内主事颇为惊诧,何叔衡却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学。这位校内年龄最大的学生,一向积极参加青年人的活动,并与小自己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

后来,何叔衡到市内中学任教,又担任了省通俗教育馆馆长,并利用这一职务传播新文化。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青年团体新民学会时,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入且处事老练。毛泽东对何叔衡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21年初,新民学会内部就“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什么主义展开讨论,何叔衡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应信仰马克思主义。同年6月,湖南军阀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销其教育馆馆长之职。7月,他与毛泽东在长沙同登一条轮船赴上海,参加中共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何叔衡当了十几年的教书先生,爱穿长衫,参加共产党后从外貌看仍是一副旧式学究模样。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讥笑他老而笨:“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深入了解何叔衡的人,都知道他全然没有旧学究的迂腐气息,他不仅精明而且办事热忱。毛泽东就说过:“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1927年秋,何叔衡从湖南来到上海,临时中央有的领导人认为他带有旧式文人习气,于是被派到街头进行宣传鼓动,作为参加第一线斗争的锻炼。当时街头警察密探到处抓人,何叔衡不会上海话,也不熟悉当地情况,很快便在街头宣传中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捕。

被押到警察局审讯时,何叔衡的外貌和随机应变救了他。当时参加共产党的几乎都是热血青年,因此审讯官反复端详何叔衡后,觉得此人不像是个革命者,而是抓错了的“土学究”。于是审讯官便试探着问:“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

何叔衡故意摇头晃脑,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回答:“吾乃学者,岂能不知?共产党三民主义是也,国民党五权宪法是也!”接着,何叔衡又讲起《论语》,话还没说完,便听上面惊堂木一拍而喝道:“快滚!”

何叔衡不紧不慢地走了出去。随后,审讯官通过拷问别人,知道了刚放走的人竟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其头颅有上万元的赏格,再派人去追,却已找不到踪影。

年过五十

仍学通俄语 成为“五老”中的政治领头人

中共一大之后,毛泽东和何叔衡二人回湘,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为掩护革命活动,二人又发起建立湖南自修大学,招收有志青年业余前来学习。这一学校被军阀封闭后,何叔衡又建立湘江学校并任校长,在校内引导不少人秘密参加了党组织。北伐军占领湖南后,他公开了身份,一面担任民报馆馆长宣传革命,一面在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叔衡化装去上海。1928年6月赴苏联出席中共六大。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一起被编在特别班学习。此时何叔衡已年过五十,但仍学通了俄语,并以此研修革命理论。为了记熟一个单词,他要读上百遍甚至上千遍,被大家誉为“学习上永不疲倦的人”。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

1930年,何叔衡回国到上海,任秘密救助遇难同志的全国互济会负责人。1931年,何叔衡化装成富商大贾,经香港、广东、闽西到达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临时最高法院主审等职务。

何叔衡白天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活边交谈,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没几天工夫就掌握了很多材料。通过汇总整理材料,何叔衡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单靠行政命令去解决问题,有的甚至吞没公款,贪污腐化。何叔衡认为,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克服,将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于是,他随即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项英等领导做了汇报。

何叔衡后因不赞成过左的肃反政策,尤其反对过多地判处死刑,被诬为右倾而被撤销全部职务。但何叔衡始终像一头老牛一样,不言不语,忍辱负重,努力做好组织分配给他的工作,哪怕是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当主力红军要转移的时候,几名年龄大的同志都在考虑,不知自己是被派随军行动,还是被留在根据地工作。

何叔衡也是如此。他和同在一个机关工作的董必武闲谈,问董必武:“假使红军主力转移,你是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从军去呢?”

董必武答道:“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

何叔衡:“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董必武:“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穿的一双还是半新。”

他们这样谈话后没多久,董必武就被调到总卫生部工作,随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了,而何叔衡则被留在中央根据地。

对于留下何叔衡的决定,“四老”(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和苏区的许多同志都是心里有数的,但嘴上不愿说。这也是当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打击何叔衡的必然结果。

留在当地帮助乡苏政府做动员工作的何叔衡,虽然心里很难过,但仍每日毫无怨言地工作。

后来,董必武回忆当年红军长征时,深情地谈到了何叔衡:

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转移,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袭击过无数次,苗山蛮荒的绝粮,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阻碍住我们,我们都完全地随着大队红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根据地,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啊!

何叔衡牺牲的真相

关于何叔衡的牺牲,史料上说法不一。

近年来一些学者经深入调查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意见。

何叔衡的研究者认为:根据福建省原保安司令部保安第十四团向上司的报告,何叔衡牺牲的时间应该是1935年2月26日。该十四团团长钟绍蔡向驻龙岩绥靖区司令长官李默庵请求奖励的电文中写道:“2月26日水口之役击毙何叔衡。

……该匪已渡过露沄以东约五里许之高山,据险顽抗,我军分三面攻击,约半小时,匪不支,即满山逃窜,我军即开始搜山……搜山时,有一匪年约五六十岁,面有胡须,须发微白,人颇粗健,颈部中弹,血流满身,身上搜出港币三百余元。

本拟将该匪抬回,因该匪尚能说话,要求再补一枪。当有一士兵,闻该匪言语倔强,便即复补了一枪。当时不知该匪何人。事过二月余,始经女匪周月林、张亮供称,该击毙有胡须之匪即何叔衡。”从以上材料看,何叔衡是2月26日在遭敌袭击突围时负伤被俘,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

1942年,谢觉哉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忆叔衡同志》一文中写道:

叔衡同志牺牲的地点是福建,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冬或三五年春。怎样牺牲的?有两说:一说“叔衡同志被俘,在瑞金到汀州道上,叔衡同志反抗虎狼士兵的侮辱,不肯走,被杀死”。一说“被包围在山上,围者逼近了,特务员拖他走,叔衡同志说:‘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掏出手枪自击而死”。“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这话是他和我说过的,且合乎叔衡同志“临危不乱”的果决精神。所以后一说是很可信的。

由此可见,关于何叔衡的牺牲早在1942年时就有两种说法,即拒辱被杀和手枪自击殉节。但谢觉哉比较认可手枪自击殉节说。1952年,谢觉哉的《忆叔衡同志》一文被辑入《湖南革命烈士传》一书,谢觉哉又就此写了一个《补记》,其中写道:

关于叔衡同志殉难情况,现已查清楚。邓子恢同志说:“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我们——叔衡、秋白、月林……被送出封锁线,护送队长某,非本地人,不熟地形,夜里走,天将晓,入一村庄休息,正在煮饭,被敌人发现,三路包围过来,知不能敌,上山逃。

秋白及几个女的,坐担架,不能走,藏在树林里,被搜捕了。叔衡同志初尚能鼓起勇气走。后来走不动了,面色全白,说:‘子恢!枪杀我吧!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我要特务员架着他走。

走至一大悬崖处,叔衡抓特务员的枪要自杀,特务员护枪,手一松,叔衡同志趁势向崖下一跃,坠崖牺牲了。我们走下山,不二里,过一小河,凭河把敌人打退。初不知有河险可扼,如知道,叔衡同志也许可勉强走到,不至于牺牲。叔衡同志殉难地点,是长汀县水口附近。”

这样,关于何叔衡的死又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即坠崖牺牲。这是按照当时的目击人邓子恢的回忆而得,应该是最可信的。但邓子恢生前就此事的回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突围中,何叔衡同志跑不动了,举枪自杀,未死; 坠崖时又遭敌机枪射中,中弹,壮烈牺牲,即坠崖同时遭枪击而死。

1962年4月,福建省当地公安机关对直接参与当年抓捕工作的国民党福建省地方保安十四团第二大队队长李玉进行审讯,李玉供称:

战斗结束,于羊角溪北端河边集合时,曾起(该团特务连代理连长)向李玉报告说,在山脚下阵亡一个“老大”……

可不久,李玉率队由水口镇返回上杭县后,该营营副李致平又向李玉报告说:

水口之役,曾起报告在山脚下阵亡一个“老大”。据特务连士兵说,曾起当时带一个传令兵在山脚下发现一个“老大”,先搜他的身,发现有钞票,将钞票拿去后已离开几步要走,但一会儿又回头,把那个“老大”枪毙了。

这个“老大”指的就是何叔衡。据当时知情的人说,何叔衡一行从江西出发时,每人发港币一百元,五个人的港币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与传令兵将何叔衡身上的钱款搜去后,恐怕别人知道此事,就杀人灭口,然后把搜到的钱款分掉。

李玉还供称,当时该团“连长以上的军官都知道此事”。可见曾起向李玉的报告是假的。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为表彰该团俘获瞿秋白、周月林等有功,“嘉奖”十万元,其中七万元被当时国民党福建省军政部门扣了下来,该团只得到了三万元。按当时国民党福建省的规定,如果俘获三名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可得奖金四万五千元,但由于曾起打死了何叔衡,所以只得到三万元,该团不少军官闲谈中说:“被曾起打掉了一万五千元。”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曾起对杀害何叔衡的罪行供认不讳,并说:我们进至水稻田附近,发现一具“死尸”,我想搜他的身,不料重伤未死的红军,将我脚抱住了,随同我的号兵熊辉,看势不佳,打了他一枪,我也打了一枪……

至此,何叔衡的牺牲之谜最终告破。当地群众出于对烈士的敬仰,在何叔衡殉难的山崖处,即福建省长汀县城南约60公里处的汀江东岸的梅迳村旁,竖立起了一座高3米左右的大理石碑,碑上刻着“何叔衡同志死难处”八个大字,以寄托对烈士的无限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