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寻毛岸红几十年无果
摘自《翻开我家老影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作者母亲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
我那成为记忆的舅、姨
“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这种说法大家想必都熟悉。但又究竟有多少人清楚:外公及他的两位夫人还因此失去过六个儿女呢?其中,除了岸龙舅舅是开慧外婆所生,其他三男二女都是我外婆的骨肉。我到现在还仍然认为:不了解这些,就不能叫真正了解我的外公和外婆。舅舅、阿姨,我想说:虽然你们已经成为记忆,但永远是我们家的成员。
长女毛金花
1929年,外婆在福建长汀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外公的第一个女儿。她被起名“金花”。一如妈妈的“娇娇”,这又是个“金贵”的名字。红军队伍又要开拔,这位姨妈没过半个月就被送给当地老乡抚养。一年后外婆再托泽民外公去找时,听到的消息是女婴死了。20岁初做母亲的外婆一阵心酸,但又有什么法子呢?她更不会料到:自己一共生下六个孩子,有四个都像他们的大姐这样一别不返,惟一幸免的就是我的妈妈。
但毛金花的故事并未从此结束,建国后几十年间也未间断,最后定型为龙岩一杨姓女子。一生豪侠的舅外公贺敏学认下了这个被他看准的外甥女,而1976年去世的外公和1984年去世的外婆都始终未与此人相见,此事因此也无法确认。
长子毛岸红
1932年,外婆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自己第一个儿子。
这个男婴有两个名字,小名小毛毛——外公说:人家叫我老毛,我的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哦!大名毛岸红——与前边三个哥哥的排行相衔接,“红”字大概是取自红区、红军吧。只是不知外公是否还给他按远字辈起了谱名。不过,从以上名字已可看出父母是多么喜欢这身边第一个娃娃了。
养育小毛毛,是外婆戎马生涯中难得的幸福时光;失去小毛毛,是她自问前半辈子里仅次于出国的伤痛。当然,一家三口的日子也必然夹杂着婆婆妈妈、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平凡琐碎,这些别说让身为统帅的外公头疼,与“武将军”外婆跃马持枪的形象也相去甚远。
无独有偶,他们的邻居——外公战友古柏及其妻子曾碧漪也遇到同样的家庭烦恼。而每当两家爸爸们指着妈妈们,批评她们天天把时间用去带娃娃,不积极上进时,妻子就会齐刷刷把孩子塞到丈夫怀中,让他们自己带带试试。毛泽东和古柏只好双双“缴械投降”,夫妻们这才言归于好。
可是,失散长女的阴影也在暗中笼罩着小毛毛。长征开始,数以万计的红军干部、家属被留在苏区,外婆也被迫与爱子分离。据《毛泽东之路》所述,当时情景是这样的:1934年重阳节,外婆在瑞金沙洲坝请父母做了团圆酒菜,但迟迟没人入席——
外公正染疟疾,在几十里外的于都独自苦痛;泽民外公和希均外婆匆匆赶来,告别后又匆匆离去——虽然外公当时正遭批判,而他的大弟弟掌握苏区财经大权,是须臾不可离的人才,因此可以参加长征(此时连外婆能否随军,都还没有定论)。
随后进屋的,是泽覃外公和贺怡姨婆。说起小毛毛,外婆坚持带儿子走,但经不住众人的劝解,只好答应把他托付给受父亲牵连,留在苏区指挥战斗的叔叔、婶婶。等到外公病愈赶回,不见儿子,只见眼泪汪汪的外婆。得知原委的他不禁大发雷霆:你也太狠心!等我回来,再看一眼抱走不行么?你们真蠢……
当年为外公站过岗,跟外婆学过文化的一名红小鬼,晚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许多从未讲过的往事,不久就去世了。他道出了外公失子后的情景:那夜,主席房里没有灯光。第二天清早,我看见桌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泪水泡过。一张写满了“红”,一张写着:
英(狗)、青(猪)、龙(兔)、红(猴)
岸英、岸青、岸龙、岸红,外公有过四个儿子,却一个也不能留住他们,爱子岸红更是连照片都没有一幅,如今音讯全无,惟有默念生肖属相。锥心之痛,也许只有同样失去过儿子的父亲才能理解于万一吧。
直到20多年后,外公在老战友曾志面前谈起岸红,还那样说道:“最后一次看见这孩子,都会在队伍里向我招手了。谁知道,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此时,记忆中永远可爱的儿子让父亲哽咽失声,眼圈也红了,说得有同样失子经历的曾志奶奶百感交集,只有陪着落泪。
写到这段,我心情格外沉重。据自己猜想,外公之所以如此动情,固然是人到老年,格外珍视早已失落的儿子当年给自己带来的无限喜悦。但就小毛毛而言,离开父母时两岁的他已远远不止代表自己,而与叔叔泽覃、婶婶贺怡为他付出的生命代价永远连在了一起。
原来,泽覃外公为了保证小毛毛的安全,又把他托付给了贴身的一名警卫员,自己不久就在战斗中牺牲。由于谁也不知道这位警卫员的下落,线索从此中断。而贺怡姨婆为了自己的姐姐,更为了姐夫,在北平把我妈妈娇娇面交给外公后就急急奔赴江西,为的是尽快找到小毛毛。
然而赶路时夜深路险发生车祸,她与被自己当成小毛毛找到的古柏之子古一明当场死亡,同车的曾碧漪受伤。外公后来对曾碧漪奶奶说:你办事一向小心的,怎么这次……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有关毛岸红的故事仍在继续,寻访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50年代初,一个叫贺小青(亦称朱道来)的孩子似乎各方面都符合他的特征。但外公看了照片和材料后说:不像小毛毛,但总归是红军的后代,由党来抚养吧。60年代末,已在南京上大学的贺小青突然死亡,情况不详。
近20多年来,倒是没听说再寻访出的“小毛毛”。我却在报纸上发现了这样一件事,那便是斯诺在延安拍摄照片中著名的小红军主人公“山西娃娃”的回忆,当时十四岁的他在内务警卫连工作。文章写道:
毛泽东、周恩来常常在院子里一边谈问题一边散步,有时碰到他,总是老远就招呼他,抚摸着他的小脑袋,亲切地问寒问暖,拉拉家常。有一次他到毛主席室内送文件,看到毛主席正在欣赏照片,就凑了过去,毛主席看到他好奇的神态问道:“小鬼,送你一张怎样”?他如获至宝地接过毛主席亲笔签名的“全家福”,照片是毛泽东、贺子珍、毛岸英的合影。这张照片他一直珍藏在身边,转战南北都没有丢失,可惜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时弄丢了。
这里有一个明显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外公、外婆从没一起与岸英舅舅合过影(虽然我希望他们合过!),那么这三个人里必有两个是错的(我想外公他是认识的,不会错)。会不会是他把毛岸红记成了毛岸英呢?或者,就是把杨开慧当成了贺子珍?但是无论那种结果,这张照片对我们家都是极其珍贵的。但它和岸红舅舅一样失落了,一起汇入万千人海,成为无形的历史,从而载入记忆。
江西夭折的男婴
1930年,在失去长女后,外婆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个是男孩,但生下来就死去了。接生者是红军中传奇的“基督医生”傅连璋。1929年,外公在打下福建长汀后吐血不止,也是他救活的。
长征生下的女婴
1935年,红军二渡赤水河前后,外婆在行军途中又生下一个孩子。几十年来,这个孩子出生的地点和下落,曾一直是历史谜案。据党史工作者考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据长征时担任干部休养连连长回忆: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那天下着小雨,天灰蒙蒙的,她喊肚子疼的时候,敌人正在后面追来,枪声很紧。”“眼看孩子要出世了,得赶紧找个地方呀!说起来也真够运气,路上两头都没有房子,惟独中间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草屋。我们赶紧把贺子珍抬进草屋,屋里没有人,吊着的铜壶还在冒热气。”
当时希均外婆在一旁做助手,她说:“后来邓颖超大姐告诉我,说贺子珍生的是一个女孩。同时还有一位女红军生产,也是一个女孩,邓大姐给取了一个名字,叫‘双凤’。贺子珍生下孩子,只看了孩子一眼,便被担架抬着上路了。”
傅连璋则回忆:一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怀着孕上路的贺子珍肚子阵阵作痛,她预感到就要分娩了。休养连连长回忆: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我们放了三十块大洋,还有两碗鸦片烟土。
两碗有多大?就是平时吃饭的粗碗,上下一扣,扣了两碗。烟土、条子一起放在孩子包里。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干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流传着张二婆曾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据调查考证,张二婆家住白沙河边长榜上,收养红军留下的女婴取名王秀珍。三个月后,孩子因长毒瘤医治不愈而亡。而这,就是我外婆贺子珍第四个孩子的故事。
次子廖瓦
这是我一位没有中文名字,只有俄文名字的舅舅,他也是外婆的最后一个孩子。他是不幸的,1938年出生在远离父亲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十个月时就染上肺炎去世。这对连续失去五个孩子的外婆来说,其打击之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但是,他却用短短三百天的人生,给16岁和15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我的岸英、岸青舅舅大概又想起了那在上海早夭的岸龙舅舅。他们看着这个襁褓之中颇似父亲毛泽东的小生命,是不是已经兴奋地想到了不久会出现新的“毛氏三兄弟”?
可幸福的时光总嫌太短,当外婆悲痛欲绝地告诉哥俩儿这个消息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外婆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外婆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两个舅舅第一次向外婆喊出“妈妈”!这个词从他们失去开慧外婆后,已经快八年没说出口了,怎不让人激动万分!
外婆失去了亲生儿子,却同时得到了两个儿子。这是她十年来以博大胸怀对开慧外婆母子的回报,用母爱赢得了儿子的爱。而这,是我的廖瓦舅舅以自己小小的生命换来的。
